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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研与笔山 一位衣着素朴面有菜色的老者,走进入文社古典部办公室,并作自我介绍,说是北京政法学院吴恩裕。按出版社的传统,作者是“衣食父母”,自然不敢怠慢。当时我正受命选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吴先生的到来,应由我来接待。于是我就招呼他坐到我的办公桌边上,给他倒了杯开水。 “我带来一些有关曹雪芹的材料,你看看。”吴先生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一叠照片,一张张摊开来,摆了一桌子,“这些材料,我正在写文章,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 照片有二十多张,其中有孔祥泽先生临摹曹雪芹设计的风筝图案近二十幅,有曹雪芹的玩石笔山和脂砚斋的砚台的照片各一张,还有脂评的残片。我对这些材料,凭直观感觉,颇有些疑惑,但未经考证,也不敢轻易否定。从残片看,脂批是甲申年写的,说曹雪芹死于壬午年。我手头正好有从周汝昌同仁处借来的甲戌本《石头记》,我们当即拿出来核对,发现甲戌本脂批作“甲午八日泪笔”,而脂批残片则是“甲申八日泪笔”,相差十年。孰是孰非,很难说。那些风筝图案,虽说是今人临摹的,必然有一种新鲜感,但画法总该忠于原作,可我总觉得有些属于现代的西洋画法,不可能是清朝人的技法,更不可能是曹雪芹的笔意。是真是假,也很难说。至于那一方脂砚和笔山,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一定是假的,或者说那是好事者根据曹雪芹写《红楼梦》和脂砚斋批《红楼梦》的传说做出来玩玩的,拿它当作二人的遗物,是要上当的。仿古和托古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仿古可以说是向前入学习,从模仿到创新,是文化传承中必经之路;托古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但不外乎为了精神的或物质的需求,或托古以自售,或托古以自娱。著作托于古人,有所谓伪书;书画托于古人,有所谓赝品;遗物托于古人,有所谓假古董。今天在北京潘家园的地摊上这些东西依然充斥市场。我猜这个造脂砚和笔山的玩家,是颇能附庸风雅的。他造砚台以切“脂砚”,又在砚台上刻了“脂研斋”三个字,把“砚”字写成“研”,以此显得更有点古味,也不管甲戌本上明明写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用的是“砚”字。这使我想起孔子庙中的所谓孔子石砚,即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说的“孔砚宽顽何足云”,好像孔子的时候就已经有砚台了,这样托古未免托得太古了。可见假造古砚,由来已久。笔山的下方用篆书刻了“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下刻“曹霑”印章。以高山一联切笔山,也颇费点心思。不过“高山”一联是谁的句子,就全然不管了。二物的构思是有点风雅余韵的。也许造假的人只是为了自娱,并不自售。然而,吴先生似乎都信以为真,而且要写成文章,公之于世。他的文章题为《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发表在《文物》1973年第四期。文章发表后,关于佚著《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引起长时期论争,至今仍无定论。 自从吴先生的文章发表后,笔山上的“高山流水”一联,也被普遍认为是曹雪芹的佚句。我不治《红楼梦》,对于材料真伪的争论无意介入,但对这一联的来历,却想稍作说明。记得1973年,周汝昌同仁奉命修订《红楼梦新证》时,我曾告诉他,唐人牟融《写意二首》其一有类似句子,牟诗云: 寂寥荒馆闭闲门,苔径阴阴屐少痕。 白发颠狂尘梦断,青毡冷落客心存。 高山流水琴三弄,明月清风酒一樽。 醉后曲肱林下卧,此生荣辱不须论。 后来我又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发现明末黄周星有诗云: 高山流水诗千轴,明月清风酒一船。 借问阿谁堪作伴,美人才子与神仙。 这绝句的首联,和笔山所题句子,只差一个字,即将“轴”字易为“首”字。明清人喜欢对联,常常拿别人的诗句作对子,或摘句,或集句,或改句,从而构成独立的对联。这副摘句加改字的对子,在楹联书籍中有的收了进去,文人雅士也常写了赠人。对联在流传的过程中,改动一两字是常有的事,写来写去往往不去注意原作者,于是多属无名氏。“高山”一联的流传,也类似这种情况,所以不能因为有人在这一联之下刻了个“曹霑”图章,便把著作权交给曹雪芹,使之成为他的佚句。前面已经说了,托古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传统,什么人出名了,就会有人托他的名,来弄出点名堂。当“红学”盛行的时候,弄出砚台笔山之类的东西,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切勿像吴先生那样,相信那都是真的。 正白旗与白家疃 《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于是有所谓“知人论世”的理论,读书必要考知作者的身世。自从《红楼梦》的作者被说成曹雪芹,对于曹雪芹的身世也就引起广泛的注意,也就有所谓“曹学”。吴恩裕先生与其说是“红学家”,不如说是“曹学家”,研究的对象不是《红楼梦》,而是曹雪芹,致力于曹雪芹生平的考证。他从曹雪芹交友的诗文中得到点线索,然后作实地考察。张宜泉《题芹溪居土》诗云:“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这就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北京西郊一带,在那里寻找曹雪芹的故居,以一株老槐树为标志,认定正白旗39号院就是曹家故宅。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吴先生的鼓动和带领下,1973年11月6日,四辆小轿车载着二十来人,浩浩荡荡地奔赴香山。这二十来人,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史博物馆等五个单位。我是人文社出场者之一,目睹了全过程。车直接开到卧佛寺东南的正白旗,在老槐树下的39号院停下来。那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平房,院子并不算大,房间却不少,每间的面积自然也就不多,都是小房间。房子的主人是舒成勋先生,大概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客人到来,也不知如何接待,只是热情地表示欢迎,并自我介绍说,本名是舒舍予,和老舍完全同名。因为老舍的名气太大,怕有所唐突,便把本名给改了,现在北京二十七中教书,每天来回要花不少时间。他领我们进屋,二十来号人跟着鱼贯而人,到了偏西的一间小房,他指着西墙说:“前两年,掉了一块墙皮,偶然发现旧墙皮上有字,于是轻轻地小心地剥下后来抹上去的墙皮,便露出了原先写上去的那些诗文。报告文管部门,北京市文物局来看了,有些字已被取走,保存在文物局。现在墙上还有一些,你们研究研究,跟曹雪芹有没关系?”我们仔细地读了墙上写成菱形的诗文和中间那副对联,对联是:“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后面题曰:“真不错。”据吴先生说这对联和以前张永海告诉他的鄂比赠给曹雪芹的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慢友因材绝义世间多”,就几个字有出入,可以印证张永海的说法。我看了这些诗文和对联,总的印象是比较浅俗,当是乡下秀才所写,如果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那么这些文字便不可能是他写的,因为拿来和《红楼梦》中的诗文相比,真有天渊之别。那副对联是有感于人 情冷暖而发的,古今交友多有这类感慨。《史记》所载翟公写在门上的警句:“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是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的转化中体验出来的。墙上的对联也只是表达了类似的感慨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这样的对联写在自己的门上或墙上,是可以理解的,拿来赠人便近似开玩笑了,会引起受赠方的反感。所以张永海的说法很可疑,鄂比如真的把这对联赠给曹雪芹,岂非怀疑曹不够朋友吗?我想这可能是流传在北京西郊的一副对联,舒成勋墙上所书,当是原创,张永海所述,是翻版,已经走样了,对仗不如原创工整。民间传说多半是一种创造性的附会,这是自古而然的,拿来作为历史考证的依据,可能会把事物的本来面目弄得更加玄虚,更加不着边际。而吴先生的所谓“曹学”,却喜欢到民间去搜罗那些传说,然后再找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印证,于是深信不疑。我看所谓曹雪芹故居的考定,就是如此。可是,一起考察的二十来号人中,我好像没有听到有谁在附和吴先生的说法。 出了舒家院子,来到槐树下,吴先生挥手指向卧佛寺北边的那一座山,说:“当年曹雪芹曾经翻越这座山,到白家疃安家。我们到白家疃去看看。”于是大家都上了小车,这座山没有盘山路,汽车走不了,只好绕道前进。四辆小车折回东边,到了岔道再向西北行进,在与卧佛寺隔山相对的白家疃村停下来。我们跟着吴先生走到村西头,这里有一条干涸的河道,边上横着两条一丈多长的大石板,宽度一米多,厚度近一米。吴先生站在高高的石板上,指向卧佛寺方向的山麓,由东往西挥了一下,说:“敦诚、敦敏就是翻过这座山,沿山麓,由东向西行,到河西茅屋看望曹雪芹的。茅屋前有座桥,就是这座桥;茅屋就在前头。”说着,把手指定河西的一棵小树,好像茅屋真的就在那里。他抬头望了望远处的西山,说:“敦诚说:‘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曹雪芹住在这里,天天都可以看到西山。”不错,这里可以望见西山,然而能望见西山的岂止这地方呢,在北京西郊无处不可望西山。我仔细端详了那巨大的桥板,再看了看桥墩,是很结实的三合土,历时那么久,仍然非常坚固。显然这是东西通道的一座大桥,从桥板的厚度看,当是可以行车走马的,哪像茅屋前的私家小桥,曹家若能造这样的石桥,那还用得着住茅屋吗?那还会是“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吗?我想吴先生因为曹家茅屋前有桥,所以要找一座桥定坐标,判断茅屋的位置,也就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桥了。白家疃村东头有一座古老的戏台,这不像一般农村的简陋戏台,而是相当讲究的颇为气派的戏台。戏台前的一株大树下躺着一通大石碑,碑面朝下,看不见字。据说是什么王爷的碑。就是说这里住过王爷,有这样的气派的戏台,有这样的可以行走车马的大石桥,便都不足为奇了。就在戏台西边一百多米处,有曹雪芹的茅屋,那才真叫奇了怪啦。从正白旗到白家疃,跟着吴先生一路走来,我有一种感觉,吴先生的考察,似乎老停留在想象阶段,很少进行推理判断,否则不可能作出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 吴先生还说过,他曾在正白旗一带寻找过曹雪芹的墓地,有一座墓有点像,但不能确定,所以没带我们去看。沿着吴先生想象的路子走下去,找到曹雪芹的墓并不难,而且按中国人的习惯和习俗,也一定会跟着认定,每年清明还会照例去扫墓。人们不是为杜甫找出好几个墓来吗,有湖南未阳墓、平江墓,有河南巩县墓,有湖北襄阳墓,这些墓都是事出有因的,至少都有纪念意义吧。八十年代初,我在看了平江小田杜甫墓后,写了一首七律,末联云:“真假是非君莫问,古来人杰冢坟多。”就历史事实来说,多数是假的;就人情物理来说,应该是真的。中华大地上许多人文景观,几乎都在虚实真假之间,这和历史经学化、经学历史化,历史文学化、文学历史化,经学文学化、文学经学化的传统不无关系,所以不能绝对确定,也不能轻易否定。不过当你把《红楼梦》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史学化”之后,又要用“文学化”的民间传说作为考证的依据,似乎有点不太和谐。 考工记与传奇诗 1974年春夏之交,我拟出《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初选目,征求红学界一些专家的意见。4月11日,我和盛永祜同仁到沙滩后街54号吴先生居处,送去第三辑选目。他住的是平房,不算宽敞,光线不足,屋里有点昏暗,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连书柜都没有,只是靠墙架了几块厚实的长木板,当作书架,歪歪斜斜摆了几排书。我真没想到这样一位老教授,居然像范叔,一寒至此!他还没看选目,不能马上提出什么建议和意见,我们在他床沿边坐了片刻,也就告辞了。6月15日,我又到沙滩吴先生家,想听取他对于第三辑选目的意见。吴先生这次心情颇好,说他刚从南方回来。在南方跑了南京、苏州、上海、杭州,主要是考察江南织造府的遗迹,找点关于曹家当年的材料。谈话中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只说在苏州江南织造府有两通石碑,被木头团团围住,看不见碑石上的字,没有提到什么新发现,也许收获无多。他拿出一方砚台,虽然有些粗糙,但他很是得意,说这是在苏州阊门城墙上挖下来的一块砖做成的。城墙砖很粗,他用糯米浆浸泡过,才做成这个样子。看来他还有点古玩癖,从那贫寒的家境看,却是玩不起的。也许是因为这砚台是他自己做成的,所以玩起来特别有趣,有别于一般的古玩。在同吴先生的接触中,我发现他虽然年过花甲,却还保留着一颗清纯的童心,有点像小孩捉迷藏,到处寻觅曹雪芹的藏身之处。这次江南之行,据说曾打电话求得出版局的支持,但好像没捕捉到什么踪影,又扑了个空。 吴先生曾跟我说过,从孔祥泽先生处得到所谓《废艺斋集稿》的资料,特别是其中《考工记》中关于风筝的图谱和说明文字,一次只给一小部分。他们两人似乎也在捉迷藏,孔先生刚露一下脸,又藏起来,于是吴先生便只能不断地撰文发表,不过他的文章还是引起红学界的重视和争议。吴先生把这些文章,连同以前所写的有关曹雪芹的传记故事,汇编在一起,定名为《曹雪芹丛考》。据说曾通过李希凡先生转告严文井同志,要求人文社出版。1976年7月,吴先生把《曹雪芹丛考》的目录和摘要交给人文社,严文井同志指示编辑部研究一下。人文社向来比较稳重,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往往持观望的态度,不想卷到是非的漩涡之中。所以对吴先生这部有争议的书稿,态度并不积极。直到1977年5月7日,编辑部才召集全体编辑人员作专题研究,会上有同志提出来,必须把《废艺斋集稿》的来源和可靠性作必要的调查,以免以讹传讹。据说孔祥泽先生因历史问题受审过,陈建根同仁持人文社介绍信到公安系统外调,查阅过审讯记录;回来告诉我,孔在四十年代曾向日本人学过美术,能画画。现仍被管制,属西城区。我说,怪不得吴先生拿来的风筝图 谱,带进西洋画法。要了解《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记》的真假,必须同孔当面谈一谈。9月10日下午,我和陈二人到西城区展览路派出所,要求见孔先生。居委会带我们到露园路五条孔先生的住处,院子北边的一间平房,房门紧锁,从窗口往里瞧,约十一二平米,里面空荡荡,好像被洗劫一空似的,只有房中间有一个小盒子。居委会说,那盒子是他父亲的骨灰盒,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有一年多没拿粮票,不知他吃什么。看到这场景,真有点凄凉之感。找不着《废艺斋集稿》的经手人,一切的疑点都无法解决,人文社只好把书稿还给吴先生。后来,《红楼梦》校订组的几位朋友,朱彤、蔡义江、张锦池、林冠夫等,相约到我家吃猪蹄喝二锅头,几两白酒下肚,话自然就多了。说到《废艺斋集稿》,我说想找孔了解一些情况,结果孔已不知去向了。义江兄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说:“我知道他在哪里,吴恩裕把他安排在西山躲起来,给他送钱送粮票。”我说:“怪不得一年多没回家取粮票。吴先生的书稿已经处理,我也难得再去找他了。”听了蔡兄的话,我对吴先生之专注于曹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家境那样贫寒,还要养活一个提供材料的人,可知他是如何执著,如何入迷;听了蔡兄的话,我才明白,为什么孔先生不能一次性地把所有的材料都交给吴先生,否则他怎么过日子。今天的年轻人肯定会觉得莫名其妙,但在那特殊的年代,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80年代以后,我才知道推出《南鹞北鸢考工记》的,不只是吴孔二人,还有一位风筝专家,就是费葆龄。孔作线条的描摹,费设色涂抹,吴则撰写文章,三位—体。费葆龄回忆起这段经历,感既地说:“没别的说的,就是—个‘缘’字。”这是吴先生的曹学引发出来的—段因缘逸事。 但凡一个人对于某种东西人了迷,经常会流于轻信,这也是一种“迷信”。吴先生对于民间传说,对于世俗传言,就带有这样一种“迷信”。关于《废艺斋集稿》的真假,我没有研究,不便妄加评说,即便这本书哪一天在世上出现了,真是曹霈写的,还得考定这个曹霑是否即曹雪芹,因为历来同名同姓的多不胜举,舒成勋不就和老舍同名舒合予吗?怎么可以轻信呢。然而吴先生对这一切似乎深信不疑,难怪他那么容易上当。他的门生张振在《忆导师吴恩裕先生》一文中写道:“1975年他写了一个条幅送我:‘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此曹雪芹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一折诗也乙卯初夏为振弟书之长白负生’。查吴先生的著作中提到,曹雪芹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一折的诗,现仅存最末两句,可是他写给我的却是全诗。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不知道问一问,现在只好存疑了。”(见《学林往事》)在给张振先生书写的这条幅中,他完全相信这是曹雪芹的“佚诗”,看来张先生至今还不知道他的恩师是怎么上当的,所以还“存疑”呢。1976年“文革”结束后,同仁周汝昌曾在人文社古编室叙述他补作“佚诗”的情况,据说是出于好奇,把曹雪芹的两句佚句,补成一首完整的律诗。有一天,吴先生到红星胡同14号周先生家拜访,周先生便把这首补成的“佚诗”写在纸上,交给吴先生。周先生说:“因为平常找吴恩裕借资料,总是不肯痛快地拿出来,所以有意作弄他:‘有位青年送来这样一首诗,说是曹雪芹写的,你看像吗?’吴恩裕接过纸条,看也没看就往衣兜里装,匆匆走了。”周先生补作“佚诗”的动机且不去说它,就这首诗的流传过程来说,大致近似。从吴先生给高座张振先生所写的条幅看,最忠于周先生的原作,一字不差。据说吴先生又传给吴世昌先生,吴世昌先生写出文章,于是这“佚诗”便传遍大江南北,乃至引发吴世昌周汝昌“二昌”交火,闹得不亦乐乎。记得有一次我到干面胡同里拜访吴世昌先生,先生俏皮地说:“《红楼梦》搞不得,搞《红楼梦》都成了独眼龙,我剩一只眼,吴恩裕也一只眼,最近周汝昌一只眼也快瞎了。”为了这“佚诗”,竟然展开一场“龙战”,“搅得周天寒彻”。从同仁周汝昌补作所谓曹雪芹“佚诗”引发的闹剧,就可以看出红学界有些人之捕风捉影,到了何等可笑的地步。 曹雪芹和马克思 1973年11月13日上午,吴恩裕先生在历史博物馆礼堂作学术报告,题目是“关于《红楼梦》的民主思想和曹雪芹的世界观”。我有幸聆听了吴先生的这次演说,但却有点失望。就热衷于“曹学”的吴先生来说,这个论题并非他之所长,而就他在北京政法学院的专业而言,这论题则又是他的强项。不用说在那样的年代,即便在“文革”之前,他也不敢放肆地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袒露出来,不敢把他从英国哈罗德·拉斯基那里学来的费边主义政治学说拿来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和曹雪芹的世界观,当然只能隔靴搔痒,讲些众所周知的启蒙思想。不过从他的演说中,我对吴先生倒得到一种新的认识,觉得在他憨厚的外表下,潜藏着一种睿智,能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 吴先生1933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1936年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师从哈罗德·拉斯基,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抗战胜利后学成归来,曾在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和北京大学政法学系任教,高校院系调整后,转到北京政法学院,直到“文化大革命”。吴先生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出版了不少关于政治学的专著,如《马克思的政治思想》(1945)、《西洋政治思想史》(1947)、《唯物史观精义》(1948)、《政治学问题研究》(1954)等。他学贯中西,盛年时期对于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就有比较精深的研究,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取得较大的成就,然而五十年代的一切都搬用苏联的那一套,甚至连“英雄母亲”也要搬来,引起马寅初先生的惊恐,在那一切都政治化的年代,学术自然也被政治化了,研究政治学的不切合现实政治,研究马克思的不切合现实马克思,于是吴先生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教授级别也由二级降为四级。吴先生对这一切都能顺其自然,西方的那一套吃不开,就把它搁置一边。于是他想到《红楼梦》,从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搜集曹雪芹的资料,六十年代初发表《曹雪芹的生平》,从此他便避开了“政治”,躲进了“红楼”。鲁迅先生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红楼”不同于小楼,不能自成一统,仍然属是非之地,但不是大是大非,而是小是小非,虽然水浅,却还是小小的避风港。当年同吴先生一起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出来的,有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等人,这些人想坚持自由主义政治观,结果大都出了问题。吴先生属于“识时务者”,知道躲进“红楼”,因而没有招来无妄之灾。 了解吴先生的经历,对于吴先生在“曹学”方面的一切作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倘若把《红楼梦》当作文学来研究,他不是学文学的,自非他之所长;倘若把《红楼梦》当作经学、史学、政治来研究,涉足的人又太多,不免老是踩到别人的脚印,带出两腿泥。于是他学古人的采风,到民间搜集材料,他不会不知道有些材料并不可靠,然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否则便玩不下去了,文章也不用写了,总不能躲到“红楼”里无所事事呀。也许他真的相信《红楼梦》里太虚幻境的那副对联: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脂批云:“叠用真假有无字,妙。”确实妙,至今红学界还有那么一些人,在真假有无四个字上,玩起魔方,好像都忘记了《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而不是一部“谜语大全”。我在佩服吴先生的睿智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文人感到悲哀。 [相关链接] 吴恩襝裕(1909--1979.12.2),辽宁沈阳人,满族。1928年就读于沈阳东北大学哲学系,1933年毕业。曾主编《晨报》文哲副刊、《文哲月刊》。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39年回国,曾执教于重庆中央大学政治系、北京大学政治系、北京政法学院。又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著作有《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学问题研究》、《古希腊政治思想史》、《中国国家起源问题》、《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曹雪芹生平》、《曹雪芹丛考入《曹雪芹佚著浅探》等。 原载：《世界》2006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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