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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进程当中，贵阳花溪应当算是一个别具意味的存在，因为在1983年夏天，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联合在这里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创作笔会，与会作家进行了为期40天的学习、改稿和交流。料想参会的50多位作家都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盎然春意。盛会激发了多少作家的创作热情，催生了多少文学精品佳作，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常常读到或听到一些作家对于花溪笔会的深情回望。 这样全国规模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改稿会转眼就过了25年。今年4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下，《民族文学》杂志社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组织，终于办成了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改稿班”。与会期间，多民族作家和翻译家通过学习交流，共同探讨了文学创作和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诸多问题，比如关于文学的民族特质、民族题材、作家身份、语言风格、形式技巧、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学边缘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翻译难题，以及少数民族生存现状与突围等等。或许多数话题是20多年前的继续，可是文学所面临的文化语境却是迥然有别了。25年前作家们肯定个个都是踌躇满志的，而今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面对市场经济对文学的挤压，少数民族作家在偏远闭塞的环境中深切感受到了在寂寞中孤独探索和突围之艰难，话语中隐藏着深深的忧虑。其实，不管是主办者还是参会者，都是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投入这个改稿会的。 这里所说的“忧患意识”并不是消极悲观的厌世情绪和悲观思想，而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一种忧国忧民思想和改变现状、探求未来发展的努力，在文学中它是一种文学传统精神，表现为对现实矛盾的深刻认识，对人生危机和对人、对社会进行充满责任感的深沉思考和对于文学未来的努力探索。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屈原“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可以说就是中国文人忧患意识的滥觞。 文学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描摹和简单再现，她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情势。一个负有责任感充满忧患意识的作家肯定会关注到社会变革和民族文化心理嬗变所引起的阵痛和困顿。拥有一定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往往能够从全球化浪潮中看到民族文化走向式微的严峻现实，具有一种保存和解读自己民族文化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这批改稿班的作家都是满怀着民族深情和历史责任感进行创作的。比如佤族的袁智中就非常主动地承担起民族文化代言人的重任，以文学的形式反映自己民族的社会历史生活、解读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她自费去采访、自费出书。当我收到她带来的文化散文集《远古部落的访问》时，封面触目的牛头和黑色茅房让我为之一震，内心里感受到了原始力量的震撼。翻开书，心灵又一次受到震撼，深感那些跳动在原生态生活图景之上的文字在无声地向我倾诉着、向我展示着一个民族久远的文明。对于许多没有自己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来说，自己的历史和文明就在老人传唱的歌谣中，在民族的神话故事中，散落于民间的文化碎片里，佤族也一样。在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过程中，袁智中意识到了自己民族“走失的文明”，发现了自己民族“挂在崖壁上的文化”，解读了意味深长的“石佛洞和石佛洞人”，从“失落的木鼓”、“牛的葬礼”、“最后的魔巴”及几乎被遗忘的佤族村落中，她领悟到了民族历史的忧伤和文化的厚重。在社会裂变面前，智中敏锐地感受到了文化变异和消亡的危机。她沉痛地发现 “在现代文明的席卷下，自然世界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剥离，木鼓和木鼓文化与那些正在快速消亡的佤族传统建筑、佤族村寨一样，已经成为了一种被遗弃的文明。火塘边暮年的歌者已经失去了文化的传人，维系了佤族社会上千年历史的‘司岗里’古歌，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下变得七零八落，就像祭祀谷魂、祭拜祖先这样神圣的活动中，已经很少看到年轻人的身影。”（《失落的木鼓》）智中说她是把写作当成自己的梦想和理想的事业来看待的，是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她哪里是在“自我拯救”呢，我觉得她力图拯救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明与未来的自我。 诸如此类的民族文化题材作品虽说是个人创作的结果，可这又不是纯粹的自我表现，而是一种超越个人的、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情感表现。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的民族题材作品往往会自然不自然地带有一定的民族性，具有民族独特性和惟一性，比如孙玉民是赫哲族人中多年坚持立足本土创作的中青年作家；潘会来自全国惟一的水族自治县，是水族中寥寥无几的文学耕耘者之一；达隆东智想努力挖掘裕固族的历史文化；孙宝廷满怀书写阿昌文化魅力的激情；敖蓉试图深刻表现鄂温克人的多舛命运；马秀芬要道出撒拉女性的哀婉和诗情；袁智中满怀解读阿佤文化的使命感；马学武要写出西北保安人的豁达与豪放；空特乐力争把鄂伦春族的萨满文化通过文学的方式转化为民族历史的记忆；苗族杨文升与彝族何鸟都在探求一种书写本土民族历史文化的叙事方式；而这些翻译家更是因为民族责任感的驱使而默默地奉献着。因此，叶梅说你们都是民族的宝贝，是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重任的宝贝。 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不管是从全球化浪潮给民族地区带来巨大冲击的现实境况还是从文学精神来说，忧患意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好些在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无不浸润着深沉的忧患和感伤的情绪，如乌热尔图对于走向消亡的狩猎文化和鄂温克传统生活的深情叙说，郭雪波对于草原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表现，阿来小说中对于藏族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对现代人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的关注，鬼子对于贫困的极端化书写，石舒清小说中对于西海固贫瘠生存处境的深沉忧虑，麦买提明·吾守尔对于人性变异的思索等等。他们怀着对社会对民族负责的忧患心理去直面现实，通过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传达出自己对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文明与愚昧、民族与世界、生存与发展、人道与人性等一些关乎民族和人类发展的重大命题的独特思考，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开拓层面还是在表达方式上求索创新，都体现出作家对于文学的责任感，暗含着对文学命运的深沉忧患。这样的一种忧患意识，不仅仅是对于文学，对于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发展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原载：《文艺报》2008-7-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