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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上摆着一大摞关于南永前图腾诗的书：赏析、研究、探论、精粹等。我只好挤在这些高论之间，一睹诗人南永前图腾诗《圆融》（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风采。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襟怀和寄托，每一个诗人都有其独特的发现、关怀方向和隐喻方式，都给自己设定独特的领域以施展才华和诗性智慧。诗人给想像力插上了翅膀，游于绵溟浩渺的宇宙空间。我对南永前图腾诗的初读似乎读出四个字：觉醒、呼唤。 南永前图腾诗的形成有个复杂的文化背景。文化寻根是全球化趋势下一种反现代性的普遍反应。南永前以图腾诗的形式参与文化寻根的行列，追寻民族历史的原生性的自我依据。 南永前在反思，“同时我也发现，现代人被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消解的现象日趋严重，人类越来越丧失自我、丧失人的善之本性，与自然对立，与人‘冷漠’，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于是，“我在原始先民的图腾思维空间和现代人类的现代思维空间之间不断穿梭和思索”，而南永前图腾诗由思索到形成的18年的艰苦岁月，正是诗人反思与觉醒的18年，首先诗人摆脱了欧洲文明中心主义价值观，站在种族中心论的对立面，敏锐地发现了图腾文化宏阔的意义空间。他在《图腾文化给现代人类的重要启示》一文中说：我“发现图腾文化作为形成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原始积淀层，它融进现代人意识的历史折光随处可见，并对未来还将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甚至针对这种狭小的民族文化“纯粹说”，他从人类的起源，从非洲繁衍流徙到亚洲欧洲美洲，说到朝鲜民族的形成，他甚至说：“笔者的始祖南敏就是唐朝凤阳府汝南人。”“我们的祖先在这几百万年中曾经属于哪个部族，为何氏族，谁能说得清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各部族、各氏族的不断融合，人类才发展到了今天，而各部族、各氏族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又促使了民族的形成。所以，人类史，民族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又说“民族是文化的概念，而不是血统的概念。民族是以文化区分的，而不是以血统区分的，论血统各民族都是兄弟。”因此，“我所写的这些图腾诗，它属于朝鲜民族的，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还属于世界其它民族的。”南永前强烈的“呼唤世界的圆融”。狭隘的种族论，就是“现代病”的一种。而图腾诗的原型思维，有别于理性思维，那么它有可能体现着人看待宇宙万物的另外一种方式，它能自我医疗现代诟病并重新整合自己的生活，即使不能运用宇宙的力量，也能运用心灵的力量。 这就是南永前的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的立场。而文化相对论正是针对种族中心论而言的。种族中心论者以本民族的价值标准为标准去衡量其它民族的习俗与生活方式，而把一切“非我属类”的东西，都看成陌生的或野蛮的，对之一概采取排斥和歧视态度。文化相对论者则尊重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认为每一个民族在其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应以客观、公正、宽容的态度去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世界已缩小为“地球村”的二十一世纪，我们需要的是文化相对论，需要的是文化融合，而不是文化对抗。这就是南永前诗学的主体精神。 所以，图腾文化构成了理性主义的神话基础，并且提供了隐喻和象征，诗人可以追求一种更自然的时代，那是人的精神与植物、鸟兽同在，神话与诗性智慧得以普遍发挥的时代。图腾意识是氏族成员的共同意识，是维系、联结氏族成员的精神支柱和心灵的纽带。但南永前不惟图腾象征的描述，而是以图腾为题材，作诗意的升华与开掘。纵观南永前图腾诗在体现人类学视野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强化了多民族共享的图腾意象。在南永前图腾诗的意象群里，也很难找到哪个是纯民族的意象，体现了他开阔的文化视野。 第二，灌注了人类学互渗律的原则。南永前的图腾诗，已超越了图腾的本质意义，注入了更多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体系，那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人与物的“互渗律”。具体来说，互渗律就是支配集体表象间相互联系的原则。它包括人类感情意志两个方面的投射：人向物参与或渗透，人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投射到物的世界，使对象和人一样享有情感、灵性和德性；物也向人渗透，人将自己同化于对象之中，认为自己具有对象的某种特性。 第三，结构了表现主义的激情。诗中强烈地表现了诗人在一片喧嚣、浮躁、混乱声中的压抑、悲哀、忧郁的情绪，诗人对现实的丑的厌恶，对人性爱的热烈追寻，强调精神的自由和自我的无所羁绊的释放。表现主义诗歌还要求突破形式对于精神的束缚。“形式和羁绊必得迸裂，世界必得从畅开的管道强行通过”（弗内斯）。在这里诗人不遵循任何传统，没有格律，没有韵律，最高的艺术便是诗人美的灵魂的纯真的表现。其实诗人也暗含有自己的格律，那就是开掘出每一种物象“动态”的生命形象。 第四，升华了现代语境中的原始意象。南永前图腾诗没有只是单纯追索图腾的原始思维，而是超越了原始比喻与象征的文化囚牢。虽为图腾诗，但图腾并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象征，而是宣泄人类情感与命运的符码。诗人站在时代的高端，展开了宏阔的现代场域，敲击宇宙万物的云板，呼唤和谐的觉醒。 诗人在呼唤，呼唤像“海”那样宽阔的胸膛“汇聚/汇聚”，“有寂寞吵醒寂寞/有羁绊冲破羁绊”，“汇聚成最广阔的世界/最多姿的世界/最有活力的世界/汇成魅力无穷的永恒”（《海》）。诗人的文化相对论体现为呼唤着凝聚一种“合力”：“珊瑚为聚集不散的合力／珊瑚为不可战胜的群体”（《珊瑚》）；“一串神语高挂天宇——聚为合力聚为生存／散为延伸散为繁荣”（《云》）；“拥抱一切能爬能走能飞之精灵／养育一切能吟能歌能舞之精灵”（《山》）；“聚一切飞禽的灵性一切走兽的魂魄／幻化为翻云覆雨的自由神”（《龙》）；“开启与闭锁一切一切／生命与灵魂之神灵”（《水》）；“掀宇宙之风／掀宇宙之雄风／掀宇宙蓬勃的生命之风”，“以毕生高昂的展望／以毕生无所畏惧的追求／将警醒之桨牢牢撑在天地之间”（《鹰》）……诗人用气势磅礴的诗句，塑造一个雄伟的合力的形象，赞颂掌握人类兴衰命运的生命力量，这合力是人也是宇宙自然万物，是神也是人类的始祖。诗人理想的这种合力，凝聚了世上各种生命力量，没有对抗，没有坑诈，没有抢掠，只有互相补充和激励，从而创造出崭新的文明与圆融，而且展现了诸多性格的侧面，不仅有“白天鹅”那样“迁徙/迁徙/迁徙”，有“白兔”那样“逃离/逃离/逃离”，而且有“蟾蜍”那种“从不炫耀自己的智慧／从不声张自己的预知／育儿女于坎坷锤炼风骨／教子孙于逆境不献媚俗／若遇善良可怜的弱者／若遇解救自己的恩人／宁愿牺牲自身／也要鼎力相助”（《蟾蜍》），这是何等高尚的无私奉献的人格之伟力。为了达到“圆融世界”的宏伟目标，像白马那样，“隆隆而来，又隆隆而去”，“向着美好之境界与理想之峰巅”而“窜葛藤缠绕之森森莽林/奔荆棘丛生之蛮荒之原/逐昼之混沌/赶夜之黑翼/蹄印所至处为白色之苏醒/为日之光/为月之明”，“不间断地疾行／不停歇地奋飞／为永不疲倦之进击者／即使奔涌之血凝固了／也不收回双翼与长蹄／那最后一声长嘶/依然于广袤之天宇/与茫茫之原野间/回荡/回荡/回荡”（《白马》），这是何等悲壮与骁勇的制胜精神。 但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在这个光明与混沌、鲜花与荆棘、正义与褊狭并生的世界里，诗人警醒地疾呼：“不要砍伤土的手指／不要弄乱土的长发／不要玷污土的眼睛／永恒的土之神灵／是一切生灵永恒的福音”（《土》），土的宽容与忍让也是有限的；“雨在急切切地呼唤／在草原／在森林／在沙漠／面对破损的世界／呼唤他的手指／呼唤他的双腿／呼唤他的衣裳／声声呼唤／揪人心”（《雨》）。这种毁坏就会激起一切民族，一切主张正义的人类大为不平，就连一向“默默地行走”的“黄牛”，也要“怒吼—怒吼/欲将悲哀之魂/欲将怜悯之魂/重新唤醒”（《黄牛》）。诗人在“雨”中有了更大的惊天转世的觉醒，“砍手指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浇灌的草丛／锯双腿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培育的森林／剥衣裳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滋养的草原／雨想大哭一场／雨却干了眼泪”（《雨》）。原来毁坏公平、毁坏正义、毁坏和谐、毁坏自己的凶手恰是人类自己，是人类自己的“现代病”。于是，有“一只巨鸟与一条巨龙”组合成“撕天裂地”的“雷”，“冥冥的广袤里/混沌的阴霾里/巨鸟拍打翅膀——闪出铁爪/巨龙击水腾空——吼声震耳/雷箭/雷斧/雷石/大杀大砍于苍苍茫茫”，“不要以树作庇护/不要躲进背阴处/那是雷正要追击的地方”，“快握紧重重的鼓槌/快敲响东海夔皮鼓/雷/声/隆/隆”（《雷》）。这“雷”声不懈地奔袭，是向着黑暗、向着腐朽、向着丑恶、向着一切人与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肮脏讨伐、进剿、揭穿。这“雷”声与“白马”，是诗人在自我否定、自我觉醒后的一个崭新的自我，从浮躁与混沌中走出来，在自己点燃霹雷闪电中，烧毁一切陈腐一切污浊，从而创建一个和谐的新生命新世界。 诗人南永前的《圆融》，以汪洋恣肆的笔调，飞扬凌厉的气势和重重叠叠的诗句，将自然万物的生命点燃，擂响宇宙时空的夔皮鼓，将奔涌的觉醒激情与呼唤的生命精神发挥到极致。“出入日月，天与地沓”。恐怕是郭沫若《凤凰涅槃》之后，燃烧的凤凰，死而复生，旋即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原载：《文艺报》2008-8-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