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康巴地区出现了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尹向东、蒋秀英、桑丹、赵敏等作家。他们以康巴藏地为背景，通过一个个富有人情人性的人物和故事，描绘出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广阔丰富的宗教文化。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哪些一致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与他们的民族宗教、文化有何联系？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本文试图通过自我对话的形式(L和H的设置只是出于形式的需要)，更为生动地展现“康巴小说”的风貌。 “康巴”作为一个概念 L：不经意间，由于出生于1970年后的一批康巴汉子的努力，四川小说的版图逐渐开始改变——在四川，成都、达县地区及南充地区的小说三足鼎立，而现在正形成新的重镇，而且初步展现出与以往小说不大相同的新气象。 H：我也注意到了四川小说的这一变化。不仅因为年初甘孜州政府与《文艺报》在北京专门为达真长篇小说《命定》举行的座谈会，而且，我还注意到了武汉的《芳草》2012年第5期头条推出泽仁达娃的长篇小说《雪山的话语》。显然，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对于最近稍显沉寂的四川小说来说，都是一件可以拿来一说的事件。 L：由此，在四川文学界，有人提出一个“康巴小说”或者“康巴作家群”的概念。在我看来，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小说是最接近生活图景和自然图景的。因此，小说的发生和成长，与人为的“概念”没有直接的关联。或者可以说，小说从本质上来讲，是排斥概念的。尽管近现代小说的发展，无不与概念、理论相关。但是，小说就其本身的规定看，也许是最不需要概念的。因此，当一种新的小说气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不能被原来轻车熟路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所固圉。所以，我们还是不要一开始就把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用什么概念把它圏养起来，而应把它当作一个开放的系统给予关注。就像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等描述的那些牛羊一样，让它们在康巴草原上自由地游荡。 H：我赞成这样的态度和意见。不过，既然要谈论一个新的气象或话题，分析它所呈现出来的异质，就得从理论上作出一些必要的分析和概括。譬如，这一批产生于康巴地区的小说在价值取向、描述方式、语言特点上有没有共同点…… L：这是当然的。如果真有“康巴小说”或“康巴作家群”这么一说，那么“康巴”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应该引起注意。 H：康巴作为中国藏区的一部分，有着不同于西藏、青海，甚至不同于同在四川境内的阿坝地区的文化。在新时期，整个藏区产生了不少在全国都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有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阿来等，也有在藏区生活多年并以藏区生活为底本写作的汉族作家马原、马健等。现在的这一批作者，比如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尹向东、洼西彭措等，都是生于康巴长于康巴，并以康巴生活为底本进行创作，他们有着与前辈不同的地方。 L：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认为，影响文学的三种力量是“种族、环境与时代”。我们面对这些“康巴小说”时，就不得不考虑“环境”这个重要的元素。实际上，“康巴”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人文和历史的概念。康巴指的是西至西藏昌都、东至四川康定、北至青海藏区、南至云南藏区的一个偌大藏地。它虽然不是藏地的政治中心，但由于与汉族地区三边接壤，康巴藏地的历史和文化丰富复杂。就语言来讲，康巴藏地的城市居民，既有母语藏语的思维，同时也有汉语的思维。这种语言的互通，给予康巴小说“混血”的品质。 对神秘自然的描写 H：确实如此，单是康巴藏地的自然图景，就呈现给读者不一样的新鲜与陌生(在我看来，“新鲜与陌生”恰恰是文学所追求的)。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例如达真的《命定》中写到：“被黑暗连在一起的天空和草原渐渐地分出两大色块，带亮的色块作为黎明的代言者拉开了白色的天幕，它告诉草原，一天之中辞旧迎新的时刻来到了。那一刻的麦塘草原出奇的寂静，连高过膝盖的垂穗披碱草全部齐刷刷地耷拉着草尖……”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则有：“大地春回……布谷鸟的啼声悠然响起时，头人就让寺院的僧人根据历书推算出适宜播种的吉祥日子，然后，头人派信差向村长带口信，发出播种的口令。” L：这种奇异的自然图景，让人读了感到兴奋。当下小说很少有像这样的自然图景的描摹，甚至可以说，原生的自然图景在小说中几乎快绝迹了，因为人们的生活已经远离了大自然。在康巴小说里，由于生于藏地康巴的作家们的努力，这种久违了的自然图景得以重现。这就是一种“新鲜与陌生”。倘若，我们读到的小说其景其情其思都似曾相识的话，那么，这样的小说显然很难说是好小说。反之，则就不同。现在大家都在谈莫言。我觉得莫言早期写的《透明的红萝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对新鲜和陌生的喜好和追求，体现在黑孩眼里的金色红萝卜的描写。这种创作特点直接影响了他后期的小说。因此，原始地、细致地展现康巴藏地风土，是康巴小说共同的特点，也是这些小说区别于别的小说的重要元素。 H：事实上，对自然图景的描摹是许多优秀作品的内在品格之一。即使是重心理描写的意识流小说，也不乏对自然图景的生动描写，如伍尔夫的《黑夜与白天》；一些形而上意味极浓的哲理小说也是如此，如加缪的《局外人》。更不用说《瓦尔登湖》这类专门描写自然的作品了。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康巴小说仅仅就是用来展示藏地的奇异自然，那显然是对康巴小说的一种误读。 战争书写与血性情怀 L：是的。在康巴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是对战争(包括争斗、仇杀等)的书写。达真《命定》写康巴人参加了在云南的抗日战争。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写了因为牧场、草原、领地引发的不同部落的战争。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则涉及了一些仇杀场景。 H：当接触到康巴小说关于战争的书写时，我便想：是不是这一群生在康巴藏地的汉子们喜欢战争，或者说，由于在这块地方曾经有过大大小小的战争而迫使这群作家不得不去面对。再进一步说，在这块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上，战争是这群有着极强生命力的康巴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L：也许因为牧场、草原、领地引发的不同部落的战争和因为爱情或别的原因如嫉妒引发的仇杀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像《命定》里书写的战争却是因为日本侵略者的侵犯。在《命定》里，战争写得不仅大气磅礡，而且非常华美。具体来说，它书写的是有康巴藏人参与的收复腾冲、攻克松山的战斗。这是一场让中华民族摆脱困境、去掉自卑的战役。达真试图在作品中重现、反思那场战争，从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艺术追求：一是表现康巴人的血性，二是构建关于战争的“宏大叙事”。 H：无论是在哪一方面，《命定》都给四川当代小说提供了新的经验。关于康巴人血性的书写，可以从《格萨尔王》那里找到源头，在阿来的《尘埃落定》中也有所展示，《命定》将这种传统继承了下来，用浓墨重彩的笔墨加以书写。四川文学中，战争题材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新近的这些康巴小说无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血性书写和战争描写，有时候是合二为一的，尹向东在《鱼的声音》中写到：“绒布半夜出发，专拣黑谷走，深入谷中，果然遭遇狼群，有朦胧月光映照下，四面都是发绿光的眼睛。绒布手握长刀，双腿紧夹战栗的马腹，一路砍杀过去……”为了取回被盗的牦牛，绒布大声地向几位彪悍盗贼吼道：“要么把牦牛留下来，要么把你们几个留下来，要么让我留在这坡地上。”血性的情怀在战斗的情境里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L：很多优秀小说其实都和战争有关，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裸者与死者》等。面对战争的历史，小说家总是试图去重构那些伟大的事件，给当下的读者带来新鲜的体验。达真在其长篇小说《命定》中敢于去挑战这一题材，实在是非常勇敢啊，而且还写得那样的酣畅淋漓。 H：康巴小说执著于对战争和仇杀的书写，不是为了制造冲突，让小说“好看”。深入阅读和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作家们是通过书写战争来表达对和平的希冀。例如，在《雪山的话语》中，阿绒嘎的母亲问他：“儿子，你想在怎样的时光里生活？”阿绒嘎回答：“没有仇恨的日子是好日子。”这不是说教，这是对世代仇杀的历史的反省。 L：人们世代面对仇杀，也一直在追问：“为什么上千年的宗教，阻挡不了康巴人仇杀的脚步？”正是出于这样的追问，康巴小说家们才在自己的作品里书写战争、反思战争、呼吁和平。 H：在《雪山的话语》里，泽仁达娃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杀人无数的大土司朗吉杰布，面对仇杀的刀子叨念道：“我闻到了血，我没看见蛆。轮回使我把土司传给了杀我的人”。而卷入仇杀的阿绒嘎大声叫道：“杀大土司朗吉杰布！杀了他，没完没了的战争就会结束！”当读到这个情景和这些话时，让人震颤和震撼。因为朗吉杰布的仇杀是为了最终没有仇杀。这就是康巴小说关于战争和仇杀的深刻反省。可以说，希冀和平、反对战争，历来是这些小说的主题，就像史诗《格萨尔王》一开始所唱的：“众生享受太平安乐的生活。” 神灵与宗教 L：关于康巴小说，除了战争描写，“神灵的力量”与“宗教的感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藏传佛教在康巴藏地有上千年的传统，在以藏语为母语的康巴地区，其思维、文化等，无疑会受到宗教的影响。在《雪山的话语》里，有这样一首巫曲，它唱道：“神灵聚集的西藏是我真正的故乡/巴鲁扎嘎大神山来到康巴地区一千又五百年”。 H：正是因为这样的观念，“神灵”与“宗教”在康巴小说里随处可见。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无论是人物情节，还是山川自然，都与神灵相关。在小说中，神灵不仅充斥在小说的始终而且弥散在小说的每一个细部。小说中的人物，时而以“人”的姿态出现，时而以“巫”的姿态出现，使小说具有一种扑朔迷离之美。 L：《隐蔽的脸》一书有一个副标题，即“藏地神子秘踪”。这两个标题可以看做是藏地康巴神与人关系的暗喻。在达真的《命定》里，有一个不经意的“托梦”情节：“在土尔吉来到这个世界的前一天，妻子在阵痛中偷偷地告诉他，前天晚上她梦见了文殊菩萨，菩萨笑容满面地说，土尔吉是一个学经的好喇嘛，送他去绒布寺吧。”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情节，其实就是康巴藏地“神与人”、“宗教与世俗”的互动。神灵在昭示，神灵在扶佑，神灵在康巴的历史深处又在康巴的当下世俗生活之中。 因此，在这些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宗教的感召”。尽管上千年的佛教没能完全阻止仇杀，但上千年的藏传佛教却已根植于那片雪山草地，而且融进了在那里世代生活的人的血液。即使是非常有才华的喇嘛土尔吉与一个女性的性事让寺庙蒙羞，执教土尔吉的老僧人也不是一味去责怪违规青年土尔吉，而是自责：“这屁都不晓得臭的毛孩子。唉！都怪我啊。”达真写到这里时，特别动情地写了下面这一段文字：“说到心痛之处的老达杰自责的声音开始哽咽了，数道眼角纹紧密地汇集在一起，干巴巴的老泪刚流到脸颊就被深深的皱纹吞噬了，像季节河分流的小溪流入了广袤的沙漠，顷刻之间便变得无影无踪。” H：我们看到，康巴作家对文化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有着对神灵和宗教的尊重与敬意。正因为如此，康巴小说里有关神灵、宗教的书写才获得这样的魅力。这些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人物和不一样的情怀，显然都与康巴藏地的宗教密切相关。 “多声部”叙述 L：我觉得，康巴小说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采取不一样的叙事策略，即康巴小说往往采用“多声部”的书写方式。也就是说，在我所读的康巴小说里，往往交织着至少两条主线：一条是关于现实人物和事件的叙事，另一条是关于神灵的书写。这两条主线按照各自逻辑发展，同时又彼此关照、彼此映射，有时候会在某一节点上重叠。每一条线索都有自己的逻辑和声音。这样的书写策略和叙事模式跟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有些类似。 H：的确有这样一种倾向，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在《雪山的话语》里，一条是头人与土司们的争斗史，一条是阿绒嘎与纳吉的情爱史，还有一条是作者思考的生命轮回的艰辛史。前两条在显处，后一条在隐处。三条线基本上是平行展开，各有各的逻辑，各有各的价值指向，连叙事的语言也不一样。例如，头人与土司们之间的争斗不仅充满着暴力和血腥，连叙事语言也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而对阿绒嘎与纳吉爱情的描写，则让情节缓慢展开，叙事语言变得温馨了起来。在对生命的轮回思考里，形而上的语言方式得以出现。可以说，由于小说呈现出来的“多声部”，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一个多元开放的空间。 L：显然，这样的叙事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间。在《命定》中，也存在着“多声部”的叙述。土尔吉，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因青春的萌动、爱情的召唤触犯了寺规，被逐出寺庙，遭到心上人贡觉措家族的追杀。贡布，一个强健剽悍的康巴汉子，因为仇家的追杀，而被迫逃亡。在逃亡中，土尔吉感受到了贡布的热诚、友爱和见识，也变得勇敢了起来。在上千里的流亡路途中，共产党人的救亡热情激发了两个逃亡汉子内心的力量。这是两个人在逃亡路上的一次心灵哗变，可以说是“质的哗变”。特别是当土尔吉目睹了远征军一位师长的豪侠气概时，那种对英雄的向往，那种一往无前的豪气，被彻底地激活了！或者换个角度讲，血性的张扬，以及由血性变种的仇杀，在人性和神性的共同召唤中，得到了皈依。几个“声部”同时进行，同时发声发力，让整个康巴地区和康巴汉子们在嘈杂喧嚣中散发着勃勃生机——从草原到山地、从寺庙的清规戒律到平凡藏人的人间烟火、从读经到赛马、从藏地的歌谣到俗谚、从高僧大德的情诗到民间的淫词小调、从牛羊的交媾到人的男欢女爱…… H：就连一篇容量不大的短篇小说《蝴蝶的舞蹈》(洼西彭措著)，也突破了篇幅有限的籓篱，大胆植入“多声部”的书写策略。这是一篇歌颂爱情、表达对纯真爱情的追求的小说，却在其中加进了男主人公顿珠是转世活佛的设置。顿珠好不容易赢得格桑的爱时，却突然间被寻访了25年的老僧人认定：刚满25岁的顿珠正是两位老僧人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要寻访的登巴扎西活佛的转世灵童。而活佛是不能婚配的。对于信众来讲，找到并确认转世灵童，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对于顿珠和格桑则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在这类轮回的故事中，因为爱情的自由与宗教戒律之间的严重冲突，经常要女子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全上一个轮回的转世活佛。于是，一桩男女爱情的悲剧再一次在顿珠和格桑身上上演。不同的是，顿珠终于在纠结之中选择了世俗。格桑母亲却重蹈上一轮回的悲剧以自杀断路，格桑不知去向，顿珠则走上永远寻找爱人的漫漫途中……短篇小说能够写得这样丰满，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正是得益于康巴藏地的风土人情，也得益于康巴小说的这种“多声部”的叙事策略。 L：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尹向东、蒋秀英、桑丹、赵敏等作家写的一系列以康巴地区为背景的小说，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就像开始所说的，是否因此可以把他们称为“康巴作家群”，把他们的作品合称“康巴小说”，需要时间来进一步检验。 这些小说，有些还显得稚嫩，譬如在战争的宏大叙事里，在神性与人性关系的思考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我所接触到的一些长篇小说，都以宏大叙事作为预设展开叙述，但是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中，对人情、人性的描写，显然还有更为艰难的路，也可以说还有更大的空间需要拓展和掘进。 另外，神秘文化和异域风土，也不是简单给人以新奇的外表。文学，特别是小说，人物无论如何都应该处在中心地位。应该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神或某种既定的框架来展开描写。不然，我们就不能理解像专门状写内心世界的《尤利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为何会成为伟大的著作。 还有，如何超越地域，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再现人的生存状态，包括“过去式”和“现在进行式”的生存状态，这都需要深入思考。有一个细节需要特别说一下，那就是在康巴小说中多次被提及的麻风病，以及由麻风病引发的康巴人的怪异行为。我们如何来表达它，除了恐惧，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涵义？ H：当然，对于这些，我们不应当苛求，而是应抱有更大的希望。因为溪流已经从雪山上流淌下来，溪水会成为江河；牛犊羊羔已经呱呱落地，会在广袤的草原上呼啦啦地成长。 原载：《文艺报》2012年12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