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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文化学视野内一个基本的也是常见的现象，就是各民族之间(向外看是东西方民族之间、不同国度的民族之间，向内看是我们国家的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呈现出空前广泛异常鲜明的对峙、碰撞和互动状态。作为诸民族文化的派生物与载体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现时的发展中，尤其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当我们翻开自己所在的这个东方古国的史书，可以在许多重要的篇章里，读到中华民族是如何以我国中原民族为轴心持续滚动壮大起来的内容。中原地区，在最初的意义上，只包括现在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这么一片不甚辽阔的地带；连为后来汉族民众尊为上古圣君的唐尧和虞舜，当时也都不算中原人，分别只是“西夷之人”和“东夷之人”而已。但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原地区”的涵盖愈来愈广袤，以上古时代中原居民为人文初民的汉族，也与我国“中原地区”概念的铺张同步发展，终于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众的大民族。由汉族代表着的中国古文化，以其源远可考而被列为人类四大古文化之一(另外三者分别是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和古印度文化)；这种诞生在华夏大地的古文化，又因之流长向未中断比较另外三种在历史上陆续衰微的古文化再胜一筹，故而更显得卓立于世。在汉族文化的整体成就之中，作家文学的位置一直是相当突出的，自中国先秦以降，历朝历代往往都有着作家如云、作品浩繁的发展形势。仅就迄今保留的书面作品数量来说，汉族作家文学也在世界各民族的作家文学积累中间，居于领先的水平。 我们在自己国内所面对的，是各民族间如下的情况对比：由于汉民族从古到今不断地兼收融汇了许多少数民族人口成分，因而，本身发展起步很早的汉族文化，所蓄的能量也随着该民族人口的激增而激增。这样一来，位居中原地域的汉族，其文化势力也就始终不容动摇地处在了国内诸民族文化竞相发展的中心地位。在汉族人口独占人口总数90%以上而55个少数民族人口之和还不到总人口10%的国家里面，汉族文化与各个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势能相比，常常是更加地不成比例。于是，在汉族文化和汉族作家文学一贯具有压倒优势的国内文化格局中，各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无论是历史上就已经出现了的，还是近年间才开始形成的，便都无以避让地随时随处感到一种强烈的副射和炙烤。 如果说在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还可以借助于本民族语言文字在某些阶段的独立发展及本民族所处地理环境的相对隔离，完成若干本体上的全方向自主推进并取得一系列杰出业绩(诸如《福乐智慧》、《萨迦格言》、《蒙古秘史》、《东巴经》、《诗文论》等等)的话，那么，历史上出现的另外一类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即少数民族作家用汉族语言文字进行的创作，则早已预示了在汉族执牛耳的具有相当整合效应的中国古代文坛上，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又一种必然的轨迹。应当说，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在常态顺境下主动放弃自己惯有的包括民族语言在内的种种民族特征，——即便是像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那样明令禁止在朝廷上使用本民族语言鲜卑语而要求改操汉语，大约也是出于维护自身和本民族另一方面更大权益而表现出来的被动选择。所以，哪怕今天我们是面对着像清代满族作家们用汉文写作取得的那么辉煌的成就(以纳兰性德、西林太清的词作和《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夜谭随录》、《萤窗异草》等小说作品为标志)，也同样可以认为，就满族这个民族的文化初衷而言，以此样方式来塑造自己民族的书面文学形象，终归还是不得以而为之，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无奈。 当代的中国社会，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全面统一的政治局面都来得更加明朗；伴随着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手段的广泛运用，少数民族地区在地理上的相对隔离状态也被逐渐打破；各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内容和形式上日益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趋同性；由于威力巨大的市场经济已经把艺术生产并入了自己的运营机制之内，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创作也就终于需要面对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次第形成的整体的文化消费市场，而去比照较为接近的美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法则，完成各自的文学作品。当以上各种现象相继出现的时候，人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在国内对各民族于文化及文学发展上的一体化导向，从大处放眼，还是以中原文化的一系列标准为基本指归的。现实和历史，在这一多民族文化的运动走势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强度和深度的递进。 我们已经一再地注意到，在中原汉族文化这般强有力的作用下，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当代作家文学，都在默默地衰减着与汉族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平添着与汉族文学之间的共同点。“求同存异”，是在民族文化界内常常能听到的一句口头禅，其实，在我们国内，各民族的作家往往不消刻意去“求”，便可以获得不少溶汉族文化因素在内的创作中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不仅仅是指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在语言上放弃母语改操汉语的情况，还要看到，不管在用母语还是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中，那些民族自己传统的审美尺度向汉族审美标准游移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各个兄弟民族的当代作家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均已不再具备本体上全方向拓进的完整性格。现实中存在的，只是与汉族文学相比较之下的程度各有参差的“大同小异”与“大异小同”。 “同”，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和承认的；“异”，也一样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和承认的。假如否认其“同”，就会导致对某一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到今天仍旧可以在单一传统守护下自足发展的偏颇结论。而否认其“异”，则又有可能导致对某一民族的文学已不复存在的错误认识。——我们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规律的许多思考和探讨，都是从上述关于既承认“同”又承认“异”的基本点引发出来的。既然汉族文化与汉族文学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有着不容置疑的客观影响，那么，少数民族的作家们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是否只有顺应影响而向前者看齐的义务呢?让我们回顾一下以往的情况。从五六十年代起直到七八十年代，在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中间，创作伊始曾以全盘摹仿中原作家写作笔法和艺术格调为追求的现象屡见不鲜。结果是，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无以挽回地滑落了自己的民族文学本体意识，把自己牢牢地贴附在中原文化制约下的固定创作位置上，再也找不到回归民族文学基地的路径；而另外的一部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总结教训，越往前走越发现艺术感觉上的错位，也就越加怀疑自己脚下的路标，而终至幡然猛醒。这里，不妨引述一段出身于湘西山区的白族青年作家钟铁夫的话： 乃至我们这一辈子，自发蒙起，即被纳入六年十年一贯制，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课本的调教。……一当学富五斗，或跻身知识人物行列，其内心势必形成一个新的世界——由正统文化构成的理性世界。而原有的那个充满生命躁动、贴近自然的感性世界，则被遏止压抑驱之一隅。在这个意义上，湘西人和北京人、上海人，其理性世界具有同构性。……我常常下意识地为生活中某一闪光点所激动震颤，一当进入构思，却不是抓住那一闪亮现象不放，自然酣畅着笔，而是纳入理性的轨道进行归纳栽夺，或上升到什么高度。……舍本求末，步人后尘，民族文学何以能自立自强? 这段饱含自省精神的话很有代表性。湘西山区的白族作为我国白族生活地域较北的一支，长久以来有他们独特的崇尚自然、热爱生命的审美方式，而出身于他们中间的作家一旦被推上那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统文化”轨道，便极有可能干出亲手毁灭自己民族文化个性的事情。幸好我们的这位青年作家有足够的文化悟性，他自己走出了误区。 如果说钟铁夫的上边一段话还主要体现为个人的创作反思，那么，下面所要引述的另一段出自哈萨克族青年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笔下的话，则道出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共同认识： 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起到掣肘作用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汉文学审美尺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投影。……人类在具有共同的审美标准的同时，每一个不同文学背景的民族都还有着不同的审美尺度。关于“真善美”的审美标准，全人类都能共同接受，然而具体到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遗憾的是，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对于这种差异的认识和把握上，从而忠实地体现出来，而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以汉文化为背景的汉文学的审美尺度，来审视自己民族的生活，以至正在失去其作品不应失去的民族特色。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的悲哀，亦是少数民族文学之所以没能涌现成批的突破性作家和作品的致命症结所在。 上面这两段话证实，肩负着民族文学创作使命的作家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建立民族文学独立品格的重要性。他们和本民族一道，不希望自己的文学依附于他民族文学而存在，仅仅成为他民族文学的一种附属物。他们要以肯定自我而绝不是否定自我的方式，理直气壮地进入中国多民族文学兼容并存的大格局。 少数民族作家的这种愿望，不但是合情的，更是合理的。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对一切现存民族的正确政策，远不是要加速它们的相互融合，而恰恰是要促进它们在各自基础上达到的繁荣——经济和文化的双重繁荣。这种鼓励多元竞相繁荣的民族政策，还要坚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现实生活中，汉族文化在我国各民族文化中占有异常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既成的客观事实，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无须由今天什么人来负责任的事情。但是，如果借助于这种既成事实，孜孜以求早日实现国内多民族文化在某一个民族文化规范下的一体化，并且人为地去推波助澜，则是错误的，它只能伤害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感情，伤害各民族文化间彼此平等的交流，对历史发展也毫无补益。 我们的文坛需要多样性。民族文学的多元发展，有利于当今文坛多样性的发展和展开。因而，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希望都能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包容下独立成编、自呈一格的要求，实不过分，应该赢得文坛上的充分尊重。由古今众多的汉族作家所共同成就的中原文学，其在发展道路上积累的十分丰厚的创作经验，过去、现在直到今后，都对周边各个兄弟民族的文学成长，具有最直观又最切近的借鉴作用。少数民族的作家们无论自己的创作活动从民族文学的角度看仍处于自在状态还是已经进入自为状态，都会继续向中原文学认真地学习，——这种学习，当然主要是在正面意义上的兑现，但也得包括吸取对方的一些教训。古往今来的汉族文学，走过不少弯路，这是我们都了解的。学习得到别人的长处，可以帮助自己选择捷径；如果重蹈别人的覆辙，就未免太冤枉了。 民族文学诚如民族文化，一切现存的，都有它合理的、能动的、独创的一面。所以，我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中的任意一家，在与汉族当代文学的对话中，都不可能仅只是完全被动接受的一方。文学在每两个民族(即便二者在人数上和文化能量上有多么大的落差)之间沟通交往，总会构成一种双向交流的态势、双向互动的态势。当汉族文学对某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产生积极作用力的时候，后者也会借此机会对前者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力。它们彼此的作用和反作用，可以有程度的差异，却肯定是互惠互利的关系。正常气氛下的双向文学互动，不会导致此胜彼负的后果，更不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而往往带来的是各取所需、优势互补的收效。艾特玛托夫在前苏联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情况下，曾经指出：“现在有一种意见热衷于实现一体化，取消少数民族的长处和特点，对这些意见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些意见歪曲了问题的实质。为了互助互利的原则联合起来，但各个民族及其文化应该在某些方面保持其不同之处，保持其特色，如果取消这种特色，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互助互利，而且联合起来的必要性本身也会消失。”这番话，出自一位前苏联的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之口，不单是严肃的，也是深中肯綮的。 在我国56个民族业已形成的亲如手足的友好关系中，少数民族同胞习惯地把汉族唤作“老大哥”。在一个亲缘家庭里，兄弟之间不仅是长幼有序的，也该是彼此友爱的和彼此尊重的。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们更愿意看到“老大哥”对他的手足们更加爱护、更加宽容。而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者们，在真诚尊重“老大哥”的同时，又完全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的创造力，做出毫不逊色于汉族作家创作的优秀成绩。无论是“哥哥”还是“弟弟”，谁发挥得最出色，谁就可以代表中华文坛出现在世界文学的大舞台上。中华文坛的每一位成员，都会为之鼓舞，为之拍手称快。 二 谈及中国的民族文学现状，我国主体民族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在文学发展中的互动关系，是我们不能不首先考虑到的。而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整体格局当中，55个少数民族他们各自文学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则是人们关注的又一个重要层面。 我们曾经讨论了有关各少数民族在目前作家文学创作中分别代表着的文化背景、奠定下的发展基础及塑造出的自身形象，彼此之间已经可以看出多么不容忽略的差别。正是这种种差别，各自维系着同时也各自制约着55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其现实乃至日后的文学成长。 为了进一步深入我们的话题，这里需要将“民族文学”的整体概念做些分解式的观察。我们不妨借用民族学的宏观眼光，来判断一下“文学”和“民族”这两种与人类有着密切关联的事物的历史定位。 首先看看文学，它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共起始的。当古猿演化为猿人以及后来又演化为古人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大约在三百万年前到四万年前之间)，地球上便有了最早“正在形成中的人”，也就是说，迄今“人类已有三百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社会在猿人阶段和古人阶段，都只是属于原始群的阶段，人类的意识与人类的文化，还处在萌芽状态。当时，不仅没有任何文学可言，甚至连人类第一种真正的语言——氏族语言——这一早期文学赖以产生的最起码的形式，也不曾出现。人类最早的文学形式即民间口头创作，大概是到了原始社会中期偏后的氏族社会(这一阶段人类已经是“完全形成的人”即“新人”或称“晚期智人”)的末期，才有缘得以产生。文学从那时起，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由民间创作的口头形式向作家创作的书面形式持续攀升，并形成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并存态势，这不仅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现实，人类在久远又久远的将来走到自己的发展终点之前，文学(很可能到那时仍包括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两部分)这种人类独有的精神生产形式也绝不会稍许地先于人类而消亡。 再来看看民族。尽管国内外民族学界对民族概念的定义及其涵盖有颇多歧义，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学的时候，还是愿意接受和使用一种比较适宜解说我国民族情况的广义的民族概念，即把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这个民族则是狭义的民族，专指资本主义及其以后的现代民族)等四个发展类型，均认作是民族概念的内涵。从广义的民族概念出发，民族产生的上限被认定在人类社会氏族阶段的开始之时，这就是说，“在从古至今人类三百万年的漫长历史中，民族发展的历史却仅有四万年之久”，民族是个远远迟于人类之后出现的历史范畴。今天，世界上的民族已经大多步入了现代民族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各个民族，虽然在共和国建立前还分别处于现代民族、部族和部落社会等不同的阶段，却在共和国建立后全部进入了现代民族的行列)。现代民族，是民族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当着全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终于达到了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分野，形成了统一的人类语言，各民族的地域界限不再存在，全球的经济、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不同时期，民族便自然而然地宣告消亡。所以，又可以说，民族将明显地早于人类的消亡而消亡。 当我们分别了解了文学和民族二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的历史定位之后，能够得到的是如下认识： ——民族和文学的出现，都远远迟于人类的出现；但民族是早于文学而出现在人类生活中的(前者产生于氏族社会产生时，后者产生于氏族社会的末期)；文学由于晚于民族而出现，因此，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文学(包括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都是民族的文学；伴随着人类走到今天的民族文学还将伴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持久发展，但民族将先于人类和文学的消亡而消亡；文学将在民族消亡之后取得彻底超越民族的性质，继续伴随人类的发展而达到它们共同的终极。 有了这一番认识，我们在观察和思考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的时候，就得到了加深一层的体会。在今天的世界上，由于民族的界限依旧存在，所以，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毕竟还都得归入某种民族的文化范畴；已然获得了彻底超越民族性质的文学作品，还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进而，我们又可以说，现在以及今后可以预想的一个比较久的时间内，世间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无论它的创作者是否情愿，都没有什么办法完全摆脱某种民族文化框架的保护和制约。 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认识确立后再予以归结，所取得的，是与一切东西方已有的文学同等的历史定位——民族的文学。既然它们都是民族的文学，它们置身其间的各个民族的文化系统在它们各自的成长中施加作用，也就是必然的和机会均等的了。 如此说来，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当代作家文学在现阶段的发展中，所处的上升梯阶和面临的任务，就都是一致的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虽然大家都属于民族文学的宏观历史范畴，但正像民族的文化发展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进升的一样，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是能够区分出许多层次的。各个民族由历史移交给现实的文学积累，在形式、内容、数量、质量多方面，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已经分别具有作家文学创作能力的55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也不可能站在同一条继续进发的起跑线上。在55个少数民族中间，人们已经看到，文学发展最充分的某些民族，早就创作出了很有影响的古典文学作品，创建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传统，现在，这些民族的大批作家正在本民族文学的既定道路上全方位地深入开辟；而在我们同一时代的另一片视野内，人们看到的则是一些民族近年间才刚刚出现自己的首批书面文学作者，这些民族的当务之急，当然是要占稳自己的作家文学阵地，建立和扩充自己的作家队伍，推出本民族的第一批或第二批有特色且有影响的书面文学作品，让广大读者能够认识自己的形象；人们同时还注意到，处在这两类情况之间的，还有更多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创作与作家队伍建设，虽然已经有了若干可以称道的成绩，却还远未达到全面而健全的发展层次。 指出我国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现状存在着高低有别的层次，绝不意味着对某些文学发展尚有差距的民族在感情上的傲慢非礼。我国现有的55个少数民族，甚至包括历史上曾经存在于这片国土上的许多已经陆续消匿于他民族之中的少数民族，他们各自的文化，都是独特的和宝贵的，都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有着别民族无法替代的贡献。——这是我们一再申明的。而在历史演进的某个具体阶段，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某个具体领域(例如文学领域)内，这样的几个民族走在了前头，那样的几个民族落在了后面，应该说是不足为怪的，这只说明了各民族间历史发展和艺术发展，都必然存在着的不平稳性，绝不能以此为凭，就引出所谓的各民族及其文化之间孰优孰劣的结论。何况，民族文学的发展，并不总是被动地跟进于民族经济和民族其他文化形态的发展速度；在不少情况下，民族文学是可以在民族综合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异军突起的。譬如19世纪的俄罗斯，经济文化本来落后于西欧许多，可该民族的文学在一代巨匠的共同努力下，却一跃而达到了当时的世界一流水平；再譬如我国的鄂温克族，直到本世纪70年代初，还在书面文学的创作方面默默无闻，青年作家乌热尔图的一系列作品问世之后，顿时为该民族博得了异常的文学荣誉。我们想要指出各少数民族在文学发展层次上存在着客观差距，其全部意向，仅仅在于诱导处于不同发展层次上的民族及其作家们，认清各自的现状，再从自身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构建和实施适宜于本民族的文学发展方略。民族文学界是否都能够认清不同民族在今天各民族文学发展大格局中的特定位置，这点在我们看来，是重要的。因为，各民族的作家文学，其最终发展目标虽然可能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但近期目标与为达到近期目标所要借助的文化优势及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却决不可能是相同的或相似的。试想一下，回族当代文学与黎族当代文学，哈萨克族当代文学与朝鲜族当代文学，它们彼此的近期目标和达到近期目标的方式，难道是可以相互套用的么?如果真的做出相互套用的事情，肯定，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得受到伤害。过去，这样的傻事在民族文学界内并不罕见，比如有些好心的评论家，曾批评自身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开放的某些民族的作家作品没有提供足够地道的“民族风味儿”，或者批评刚刚踏上作家文学创作道路的某些民族还没能及时地推出自己的长篇作品和建立多种文学体裁的创作机制，等等，恐怕都属于因为混淆了对处于不同发展层次的民族文学之间应有不同的要求而做出的误导。 我们曾经从民族文学形态发展的规律着眼，概略地观察过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从无到有而后又从民间口头形式到作家书面形式的演进脉络。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对各民族文学总的形态变迁规律的宏观把握而已。具体地考察和剖析我国55个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和所面临的现实状况，我们又会发现，在总的文学形态变化规律的前提下，实际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在身后留下了各不相同的行为轨迹。这种轨迹，并不是指它们各自的作家个性和作品成绩而言，而只是就民族文学的运动范式而言。 如果我们把55个少数民族迄今已经存在的作家文学都各自看成一个整体，来加以相互比较的话，是需要先有一系列客观的比较尺度的。人们知道，在文学领域内，各种比较的尺度都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领域里那样来得真切与准确；又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异常复杂的多民族的文学现象。所以，无论如何，人为拟出的某些比较尺度，至多也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和客观性。那么，从我们的经验出发，大致认为有下列诸条，是可以权且用来充当这种比较尺度的。 1.本民族作家文学出现时间久近的尺度(有些民族的作家文学出现于古代，而有些民族的作家文学出现在近代或现代，还有些民族的作家文学出现在当代)； 2.本民族当代作家文学与本民族传统文学的亲疏尺度(包括当代作家文学是否与本民族民间文学遗产有继承关系和是否与本民族古典文学创作有继承关系，以及这种继承是以何种方式体现出来的)； 3.本民族当代作家文学与本民族其他传统文化积淀的亲疏关系(包括作家文学对民族风俗习性、思想感情、道德伦理、审美定势、价值取向等等精神传统的取舍和杨弃程度)； 4.本民族作家文学对本民族宗教影响的接受尺度(有些民族的当代作家文学已经与民族旧有的宗教信仰基本无涉，而有些民族的作家文学则与民族文化一样，仍与民族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与宗教有联系的民族文学在对宗教的具体态度上也有差别)； 5.本民族作家文学使用语种的尺度(有些民族的作家文学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为主，有些民族的作家文学则以使用汉语或其他民族语为主，还有兼操本民族语言和汉语等他民族语言的情况)； 6.本民族文学与汉族及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尺度(有些民族的文学在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学长期交流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出彼此间越来越多的亲和性，而另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学间虽有交往却还彼此保持着较为明显的差别)； 7.国内本民族文学与境外本民族文学的关系尺度(我国若干少数民族是属于跨国民族，这些民族的文学与境外本民族的文学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交流和互动，而另外又有若干少数民族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8.本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尺度(我国有些少数民族的文学由古至今，曾受到过南亚、中亚、西亚、东欧、拉美等民族文学的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也有些少数民族的文学从来就很少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9.本民族文学对地域性依赖情况的尺度(有些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基本上可以整体地纳入某个地域文学的范畴，而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则地域性相对比较模糊或者完全跨地域)； 10.本民族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族题材比重尺度(有些民族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写本民族的生活题材，有些民族的作品则兼有本民族题材与跨民族题材两种，甚至也有些民族的作品中写跨民族题材的情况还颇多)； 11.本民族作家文学发展受到外因作用情况的尺度(这一条主要是指某些民族在当代作家文学的发展中，因受到国家与地区性的扶持或受到他民族作家的带动而产生的程度不同的积极反应，而另外也有一些民族的当代文学并未明显地借助于这类条件来发展自己)； 12.本民族作家队伍建设情况的尺度(一个民族是否注重建设自己的作家群体以及这一建设的结果如何，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的是他们对本民族当代文学发展范式的主观选择，而且，在已建立本民族作家群体的一些民族那里，作家群体成员们的年龄构成、性别构成、人数多寡、凝聚力大小等等，也有所不同)； …… 可以看出，上述各条，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来说，不都是在同一个并列层面上提出的问题。其中有的牵涉到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历史演进过程，有的则关系到当代民族文学的存在状态；有的属于民族文学在已有发展中的能动选择方式，有的则又反映的是民族文学所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情况。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上述各条来自不同角度的有关民族文学的问题，每一条都分别可以构成一种鉴别尺度，而将这种种尺度综合运用，对当代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与存在，都做一番耐心的条分缕析的观察，其所得到的结果，便是每个民族作家文学只属于它自己的那一条行为轨迹。这种行为轨迹，即被我们看作是该民族作家文学的迄今已然形成的运动范式。 文学研究从来就是见仁见智各秉其思的研究，所以，如果民族文学界的朋友们乐于采用笔者在上面罗列的诸项尺度，对相关少数民族的文学予以鉴别归位，其各自获得的答案，是可能略有参差的，但并不会大相径庭。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些答案在哪些地方出现了相对参差的看法，这样的参差看法在这里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不计。我们关心的，只是如果有人真的像我们一样，把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情况逐一进行了鉴别归位之后，他们得到的那个最终的综合性的结论是什么。我们以为，任何一份这种最终的综合性结论，都会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其行为范式，无一例外地各不相同。 让我们在面前铺开一张坐标纸，把运用上面诸条尺度鉴别55个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结果，以自己拟定的数值标准归纳标记于上，再把各个民族所属的全部标记点分别连线显示，则一幅更加醒目的示意图便会产生。在这幅图上，55条曲线此起彼伏，各呈独特走势，直观地昭示于我们，没有任何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少数民族，它们的作家文学行为范式彼此完全重合。 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已有行为范式互不相像。这同时预示着，希望它们在未来的发展中走相同或相似的路线，也是不可行的。它们分途而来，也只能是分途而去。多元的分途的发展，既是我们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历史的抽象，也是我们对它未来的预言——起码是到这些民族自身消匿于世之前，都会如此。 在建立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探索过程中，人们有过这样那样的善意构思，其中也包括企盼找寻到一种能够适应于所有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范式，似乎可以通过努力而发现一剂神奇的药方，有效地营养于现阶段处在不同发展层次上的各民族作家文学的每一副肌体。这种构思与努力迄无收获，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弄懂，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它们的行为与发展范式，不可或缺地要有55种。所有发展中的个体，均自具只属于它自己的范式，而又必然会共同排斥一种人为推出的单一范式。我们是民族文化的多元论者，不仅承认文化在起源上的多元，同时也承认各民族文化(也包括其派生的民族文学)在其不同阶段的发展中，也是多元的、多范式的。多范式即无范式，这不仅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认识，也具有民族文学发展指导思想方面的意义。我们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该在这里体现出其全部的明智和宽厚品格。 现在我们正在奉行的某些鼓励和推动各少数民族同时发展的民族文学保护主义政策，在这里亦可以重新从更深的含义上加以认定和把握。我们不仅需要积极地促进各民族更多地出作家和出作品，也需要让各民族的文学更充分地呈现特色和找到自己特有的最佳的行为范式。这种政策，有利于处在各个不同发展层次上的民族，都在目前和今后的时间里，打造出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坚实的自我，彻底绕开某个或者某几个民族的文学范式堪称各民族文学共有行为“楷模”的认识误区，获取各民族文学理当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心理平衡，获取各自在文学的民族性兑现中应该得到的基本选择权和广泛自由度。 在这里，我们从我国各民族必须在各个方面并存共荣的现阶段要求出发，认定了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应当分别具有不同于别民族的文学发展范式。因为我们曾经如此确切地感觉到，那种想把当代多民族文学统统纳入同一条前进轨道的意向，来得多么固执又多么常见。所以，我们对上述意见阐述，也的确达到了其刻意强调的地步。这样，也就容易在一种倾向下面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似乎我们只惦记着民族文学的各行其是，而不惜将各民族当代文学的发展诱入各自可以与世隔绝密闭存在的孤立境地。不是的，我们的意图完全不是这个。每一位对民族文学交流现状有所了解的学者，都会懂得，在今天的形势下，任何要让某一民族的文学完全摆脱外部交流的动议，都只能是空想。民族间的文学互动，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力度在现实当中展开，想躲避开也是不可能的，连被动地应对都会引来得不偿失的后果。我们对我国多民族文学应该各具独立发展范式意见的强调，正是在承认各民族文学交流互动的总形势之下所做出的一种理论上的积极反馈。每一个民族都只有在真正确保自己的文学个性位置之后，才有条件发出与别民族平等对话的强有力的声音，才有条件在交流中化别民族之长为自己肌体中的有机部分从而使自己更加强壮；若以磨灭个性特征的方式进入外部交流，这种交流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可以这么说，充分地提倡和尊重55个少数民族彼此不同的对文学范式的选择与构建，才是一种向各民族文学交流互动负责任的态度。 三 当我们还不得不在国内各民族的文学园林中做过久的理论徜徉之时，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学交流的大潮，却早已漫过了中华古国的文化长堤。 久远以来，中国文学自成一统，民族之间在文学上即便相互有所影响，也只是在国门以内进行。我们的文学排外情绪，往往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学排他反应要强烈得多。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将国外的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介绍到我们国内，都些作品所体现的异质的文学观念、创作形式、艺术风范等等，也同时开始作用于我国的文学发展。但是，“五四”以后的较长时期里，中外文学的交流不过是以若即若离的方式进行，中国文学的自足存在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而且在我国的56个民族中，也只有汉族及为数较寡的几个少数民族，在作家文学方面得到过外国文学思潮的波及。 现在的情况，已大大地不同于以往。近十几年来我国奉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但使国内各民族间相对隔离的文化状态日益显现出彼此互动与整合的趋势，而且随着国门的敞开，所有已经具有作家文学创作能力的中国少数民族，也都和汉族一样，取得了较历史上要充分得多的与国外各民族文学自由交流的机会。 在人类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科学技术和经济产业的迅猛发展，极大的改观了这个星球上的几乎一切既往联系。交通与通讯等手段的现代化进程，使所有临近现代生活的人，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跟整个人类之间的距离正一天天地拉近，把偌大的世界亲切地唤作“我们的地球村”，已经成为生活在全球各个部位上的肤色不同的人们越来越习用的语言。 当我国各民族的作家们也纷纷接受和使用这一语言的时候，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学创作活动，也就相应地会被纳入现今人类文学创作活动的总体组合之中，开始参与跨国的文学交流。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借鉴和学习汉族及国内其他兄弟民族的创作经验，他们的外国文学作品阅读量在迅速提高；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些作品，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被介绍给国外读者；我国的少数民族作家采取走出去或请进来的方式，与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作家们直接对话的机会在不断地增多。一句话，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不再自甘于将交流对象单纯地设定在国内，少数民族作家们同样希望自己的创作活动能与世界联网，获得国际间的承认。 “走向世界文学”——这是个近年来在我国文坛上多么耳热的话题!谈到它，大家每每须从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前分别出自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两项论述说起。 德国杰出的诗人、剧作家和思想家歌德，于1827年初的一次谈话中，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从自己正在阅读的一部中国传奇谈起，深感分别生活在东西方的人们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的相似之处，明确认识到文学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进而极具胆识地提出： 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1848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著名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又一次出现了“世界的文学”这一概念：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上述两项关于“世界文学”的预言，终于得到了我国文坛上空前动情的呼应。这不只证明了当初歌德的胆识和马、恩的展望的确具有穿透历史的预见性及深刻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当代文学在目前达到的企盼于超越传统超越自我的深切顿悟。 走向世界文学，这一总的方向现在已经明确。问题是，在认定了这一总的方向之后，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存在?国内各个处于不同发展层面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又该怎样一步步顺理成章地去开拓局面?换句话说，要走向世界文学，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各民族必须从速放弃自己的文学的民族品质? 让我们重新来深入地比较和体会一下歌德的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首先，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彼此的有关“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来自同一个思考角度。歌德的看法，着眼于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肯定文学在对普遍人性的表现上，有着跨越地域和民族界限的潜在功能；而马、恩二人的认识，则是从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出发，由文学发展须受到外部一系列条件制约的原则去归结文学在未来必然会逐步出现的摆脱民族片面性与局限性的大趋势。其次，我们也不难明了，歌德作为一位曾经为人类文学宝库提供了《浮土德》等不朽作品的大诗人，他的有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的意见，的确带有相当鲜明的主观情感色彩，所体现的正是极富诗人气质的倡导者对把各民族文学都视作人类共同财产的认识的强调；而马、恩二人作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哲学社会科学巨擘，他们的这一“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的论述，也如同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一样，闪烁着冷峻而又缜密的科学思辨之光。 歌德说了“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却没有也不可能在他的那个时代里由他来阐述清楚“民族文学”将在何等条件下才能过渡到“世界文学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是从外部规律上来探讨“世界的文学”的形成原因，却较歌德清醒得多地勾勒出了这一形成过程中必须先期或同期具备的多重社会条件。也就是说，马、恩所论述将要形成“世界的文学”的趋势，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而在当今的世界上，我们看到，虽然许多“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正陆续地被突破却还远远没有达到“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程度。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以民族自我意识的再度强化为显著标志的民族主义在全球各地的广泛重现，亦以相当的力度，滞后了各民族精神产品逐步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步伐。因此，从本质上说，文学在现阶段的发展，还是“民族的”，而不是“世界的”。 我们在解读马、恩有关“世界的文学”这一预言时，还有一重体会，即他们所说的“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句话中的“形成”一词，很可能是“组成”、“构成”之类词汇的近义词。易言之，马、恩所预言的“世界的文学”显然是先于民族的消亡而实现的，那么它也就只可能在各民族文学仍旧保留着它们的单元差异的情况下，通过组构来实现。当然，这种组构也并不是将以往或者今天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一切民族的文学拿来简单地拼加一番就可以算数的，它需要在“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才会真正有效地实现。 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R?韦勒克(捷克裔美籍)与A?沃伦(美籍)，在讨论“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问题时说过： “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从歌德的“Weltliteratur”翻译过来的……他用“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国文学都将合而为一。这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而每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但是，歌德自己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理想，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放弃它的个性。今天，我们可能离开这样一个合并的状态更加遥远了；而且，事实可以证明，我们甚至不会认真地希望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消失。“世界文学”往往有第三种意思。它可以指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歌德，他们誉满全球，经久不衰。这样，“世界文学”就变成了“杰作”的同义词…… 两位理论家不仅把歌德的理想也描绘为“每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而且证实了今天的我们离这种前景还十分遥远；在他们二位的解释下，“世界文学”目前的含义，是指那些来自不同时空不同民族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杰作”。 大约是考虑到“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在久远的未来所表示的含义与在目前所表示的含义之间的明显差别，韦勒克与沃伦在谈及当代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学间已经出现的互动、交流和比较的形势时，提出了“‘总体文学’这个名称可能比较好些”的意见。我们注意到，这一意见，不仅在国外而且在我们国内，已经得到了文学界的理解和接受。“总体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高级阶段以及“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过渡的必经的桥涵，为人们展示了一种具体的然而又是新型的文学发展时空领域。 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来说，既需要认识大家所共有的“世界文学”远景，也需要认识在各个不同民族那里要陆陆续续地进入“总体文学”的近期发展过程。这也就是说：一、从民族文学的基础阶段发展到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学组构的“总体文学”阶段，已经对我们来说是迟迟早早的必然趋势了；二、从“总体文学”再过渡到一体化的“世界文学”，则还须经过极其漫长的里程；三、我们在现阶段各自的任务，仍然是大力发展本民族的民族文学；四、这种发展在我国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已不再是仅限于传统定势上的单向展开，必然要通过与国内外诸民族的交流互动而具备越来越充分的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品格；五、应当允许我国目前尚处于不同发展层面上的民族，以不同的步速进入“总体文学”的高级状态(例如某些刚刚投入于书面文学创作活动的民族其当务之急还是要让自己的文学在本身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扎下深根)；六、已经和行将进入“总体文学”发展进程的民族，须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获取面对世界、走向世界的经验。 我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在国内范围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之间进行文学交流，还往往表现得比较从容、比较习惯，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由来既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也由来既久的缘故。而敞开国门后，让少数民族作家们直接去参与国际间的文学交流，则使不少人颇感陌生和无措。随着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历史上与现实中愈来愈多的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国内来，随着少数民族新一代作家中一些人外国语言能力的日益提高，少数民族作家们的视野里，开始若明若暗地呈现出了外国文学的参照系统。有了这种系统的参照，便往往会带来不同于在国内交流中所体现的学习和借鉴，带来对旧有自我超越式的修正和改造。有时少数民族作家们甚至能够在向外国文学的借鉴中，意外地发现一些自我发展的全新的生长点，在某些外国文学既有发展的民族化范式中找到一种彼此间极为微妙的契合，从而为自己的创作生发出前所未见的勃勃生机。迄今最典型的这类例证之一，来自我国当代藏族文坛上扎西达娃等人的成功的文学活动。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能动感召这后，被激活了的原本就属于藏族文化的内在灵性，通过这些作家笔下新奇的表达，居然闪射出了令人眩目的几近辉煌的文化光焰。 我们不妨在这里回顾一下我国现代文学发展时期的情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我国中原的正统文学已经沿着古典的路数走到了终点，再也不可能产生完全具有传统意义的大作家。而在“五四”前后出现在我国文坛上的一批文学巨匠，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闻一多、郁达夫、冰心、沈从文、田汉、夏衍、艾青等人，则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将自己的文学“心灵向世界洞开”并从外国文学中最为自由地汲取了多重营养之后，才取得他们各自在新一个划时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的。尽管这些大作家在学习、借鉴国外各民族文学经验的过程中，各自所追循的方向、内容和程度区别较大，但是有一点则是他们所共同的，这就是，在他们终于回转身来完成自己创作的时候，不仅仍然还是属于他们本民族的文学的代表，而且还成了本民族文学的卓越的代表。 谈到这里，我们又一次地记起那句出自某位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之口的话语：宁肯欧化，也不汉化。假若我们不再戴着“阶级斗争时代”那副老式花镜去审查这句话是否藏有什么“叵测的居心”，而是从民族文学介入国际性交流后理当获取各色各样的选择权这样的文化学角度来积极理解，便不难认定这句虽不无偏颇的短语里所包含的一份难得的悟性。打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方：在我们这个历来就以封闭为特征的古国之中，各民族的文化早已通过互相染指而出现了一定的近亲的体质表征，而近亲再结合的后代，经现代科学证实，远不如非近亲的双方结合所产生的后代来得那么健美和聪颖。当然，对“宁肯欧化，也不汉化”提法抱有另一种担忧(即怕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真的这么一“化”就“化”得太出格了，就没有自己的血脉和面目全非了，甚至就成了“外国文学”了)，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当今世界的各民族之间，谁想彻底地“化”了谁或者被谁“化”了，也没那么容易。提出这一意见的青年作家，恐怕也只是有感于我国民族文坛上所弥漫的一股纷纷然尾随汉族写作格式走的时尚，表达出一种自己的独立思考罢了。 当我们一再说明所谓交流必须是在双向互动的意义上加以实现的时候，少数民族文学与国际间的交流，便意味着绝不止于向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习和借鉴。外面的好东西要拿来为我们所用，我们的好东西也得打出去让外面的世界接纳，这才是对等的互利的交流。从50年代起，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就开始被介绍到国外去，不过，那时多是通过我国为数极少的对外文化出版部门来翻译和推出，不仅被介绍出去的作品数量很有限，而且对国外读者的反应如何，也大多不得而知。近十多年间，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取得了比过去大得多的成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我国自己加强向外译介工作同步，也得到了海外的中国文学翻译界的积极配合，像为我们所熟悉的日本学者牧田英二、西胁隆夫诸君那样热心于翻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创作的情形，也在欧美一些国家陆续出现。现在，被译介到国外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数量已经明显地增多。国外文学界在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同时，还开始有步骤地加强对这些作品的评论和研究，邀请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参加国际性的笔会或者文学研讨会的情况亦时有所见。至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参与世界性文学大合唱的帷幕已经拉开。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旨在沟通国际间文学交流的“总体文学”组构，不是将已有的一切民族的文学简单的拼加而成。这是因为，即使是在清除了语言障碍后，“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很显著的文学作品，在各民族间的交流时也难免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假如我们的作品仅仅围绕着自己民族的狭窄天地兜圈子，而在其中并没有体现出一种能够引起他民族人们共鸣的思考，没有包含一种人类各民族相通的情感意蕴，这样的作品不为跨国度多民族的交流所接纳，是相当自然的。任何一个隶属于某一具体民族的人，都不单具有自己的民族性，而且也同时具有他的物种——人类——的共同性。这种人类共同性在作品中的表达，正是各民族文学进入总体文学交流领域通行证上那一枚供人辨识的不可或缺的印痕。文学史上所有得到世界性公认的杰作，可以说都是将文学的民族独特体验与人类共通体验完满结合的成果，都是民族性与泛民族性二者兼容的载体。“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及其所揭示的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以及人类的情感超越民族、国家、语言和历史的界限的内在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国人无须具有‘不列颠’的民族性，却依然会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生离死别而一掬同情之泪；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学杰作，以一种潜在的、约定俗成的世界标准而被公认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是许久以来被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们津津乐道的一句“箴言”。传说这是鲁迅的话，其实并不是。充其量，它也只是在无视鲁迅一贯重视文学时代性和交流机制的情况下，对鲁迅关于“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意见的曲解。这一典解，恰恰陷进了文学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成为民族文学抱残守缺、顾盼自雄的藉口。无论在什么时候，世界也不会主动拥抱那些没有任何交流功能的民族作品。当一位读者在啧啧称道别国别民族某部作品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的时候，切莫忘记，他所得到的这种兴奋，正是通过该作品内含的人类共通的思想感情和心理体验为媒介的。 人类在思想感情、心理体验方面所具有的贯通不同民族的人的共同性，决定了各个自成单元的民族文化在其最初分别形成的当口儿，也都在自身伏下了某些共通的基因。在各民族精神文化交往由狭及广由浅入深的过程里，这种民族文化中的共通性基因表现得最为活跃和突出，也成长得最为明确和迅速。时至今日，任何一个现代民族的文化，均与其他现代民族的文化之间，找到了颇多的彼此无须详加解释的通用语言。在我们眼前铺开的现实已经是，各民族文化的内核依旧分别具有其清晰可辨的特质，同时，差不多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临界部分，又都变得比较地模糊起来。有趣的是，如果你只关注它们各自依旧清晰的内核，你就会引发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文学的自足感；如果他只关注它们相互间日渐模糊的边缘部分，他就又会陷入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文学的危机感。这两种分别导致妄自尊大与妄自鄙薄的倾向，都不为我们所取。我们认为，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既不存在由文化的互通所造成的生存危机，也不应当轻易放弃到总体文学交流中寻求新发展的努力。审时度势的少数民族文学创造者们，在继续葆有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审美意识的同时，完全有必要获得一种与总体文学领域接轨的泛文化的心态和风范，即在创作活动中，更加主动且更加大度地溶入别民族的多项优秀文化成分，使自己的宽容中逐步走近博大，在民族文学的必然王国中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基于这种选择，当今的民族文学才有可能发现跃向大成功的路标。(人们在这里，不是看到过老舍和沈从文等少数民族文学大家往日留下的足迹么?)能够想象的是，不辞劳苦的各民族作家中，将会有一定数量的优秀分子，沿着这一方向，最终兑现自己那神圣之至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学憧憬。 在突破各种疆域限囿之后的、由许许多多民族文学组构起来的总体文学时代，完全“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学在大范围里取得大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地减少直到消匿。这个时代里民族文学的任何一次成功，无不以某种方式及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民族的文学影响。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学要彻底摆脱与其他民族文学间的联系而独立存在，都成为不可能。如同现今世界上尚未出现纯粹的非民族文学一样，现今世界上也不再会产生纯粹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在各自范畴中的扩殖，均须在多民族的互相交流、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中实现。 一民族文学在与他民族文学的交流互动时，又每每表现出内在的积极反弹，即在吸收了外民族的文化补养之后，全力推出来的是本民族文学的新的更高级的生命形态。因此，总体文学的组构与交流，并不意味着对民族文学的蚕食或否定，而相反地，总是显示为在更高的意义上对民族文学的充与肯定。于是，可以确认：多元状态下的交流互动，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生存氛围；互动状态中的多元发展，则又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持续追求目标。 诚然，民族文学间的交流互动过程，既体现了参与这一过程的诸元的共存和互惠，也包含着它们彼此的撞击与竞争。在一体化的文学竞技场内，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将日益取得相对均等的内部与外部条件。民族的自尊意识和创造精神，在这个时代仍然是绝地需要的。 当代的民族文学领域，和许许多多的当代其他领域一样，充满了竞争与挑战，也充满了机遇与选择。选择，是属于现代人的自由，亦是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在今天来说，还未能挣脱一切羁绊而达到无上的境界，但是，它委实要比历史上的所有情况下都更加充分了。 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有谁肯轻易地错过机遇么?有谁又肯无谓地放弃已经到手的选择权么? 藏族小伙子扎西达娃说过这么几句挺值得玩味的话，权且借来，以了结我在这里的议论： 你我又何尝没做过成为第一流作家的梦想。但是圣经上明明写着通往天堂的窄门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通过。你现在清楚了通往天堂的路有多少门坎。 原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选》第三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