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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是史学大家，两人在中山大学的一段交往，由情同手足，联手对付鲁迅，到最终分道扬镳，很长时间内是学术史的一段公案，许多人曾有过不同的揣测。本文仅仅是从他们对待民俗学的态度的异同这一角度入手，讨论两人的处事风格以及学术思想的差异。
傅斯年的学术主张 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后，即受聘于中山大学，据朱家骅说：“民国15年我在中山大学，为了充实文学院，要找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名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和戴季陶、顾孟余两先生商量，聘请他来担任院长兼两系主任。……当时中山大学声誉隆盛，他出力很多。” 顾颉刚评傅“任文学院长，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藉，遂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 。傅的存在，对中大民俗学会影响不小。 傅斯年(1896－1950)， 字孟真，江西永丰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1913年，傅进北大预科，1919年毕业于北大中国文学系。据说傅在北大读书时，就有看外国书的嗜好。 1919年元旦，以傅为主的北大同学主编的《新潮》杂志问世，这是继《新青年》后主张白话文学运动和思想革命的第二份刊物，销量在15000份左右，影响极大。 傅在“五四”运动中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同年秋天，傅通过山东官费留学英国的考试而出国。傅在英、德之时，先从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后又转向哲学、物理学等，对于西方的人文学科，他也同样保持高度的热情。傅的本意不在拿一个洋学位，他在国外不断的换了方向来治学，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不同的学科中得到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 傅斯年天资极高，胡适称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据说他最早在中山大学上《尚书》课时，一段一段地在黑板上写，“并无尚书在手里”，他告诉学生，除两三篇外，其余都可背诵。 朱家骅说他“自负才气，不可一世”， 傅也确有争强好胜，雄视天下之心。顾颉刚说他“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 也是知人之语。20世纪之初，国内兴起的各种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团体，多是外国人主持。“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资料也引起了他们的绝大的兴趣。他们很坚决地跑到中国来，调查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以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 在国际上，汉学的中心所在也是法国，而不是中国。傅斯年很不服气，他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也好，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好，目的之一是为了与法国汉学争胜。他的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末的一句口号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顾颉刚都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师徒几个本来都是疑古的，但傅斯年出了几年国，回来却发现顾颉刚已经坐稳了疑古领袖的位置，“因为要超越顾颉刚的史学王国，不肯真的向顾称臣，在归国前后的短短一两年间苦心孤诣，另辟蹊径” ，于是说服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增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做了史语所的筹备负责人。傅斯年“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 于是再举史学革命的大旗，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 傅斯年学术思想最大的特色就是对材料的重视，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他反复向属下强调的一个原则是：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要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再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 循着傅斯年寻找“新材料”的要求，“史语所的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在广泛范围内展开。他们先后对广西的瑶族、湘西的苗族、台湾的番族、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浙江的畲族、云南的傣族以及云贵、四川的古羌戎等族作了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体质、文物、风俗、制度等项。同时，又对殷墟出土的殷周时期的人体骨骼，进行了研究分析。这些工作，在我国民族学与古人类学研究史上，都是具有开创之功的。” 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性格差异 傅对中大民俗学运动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引进了顾颉刚，协同创立了民俗学会。 傅斯年与顾颉刚在北大时同住一间宿舍， 也是好朋友，傅出国留学，还把《新潮》交由顾颉刚打理，其后两人一直未绝学术往来。傅到中大以后，积极筹办文科各专业，大力为中大招募人才，遂多次去函动员顾到广州来。顾在日记中说：“孟真来了两封快信，要我到广东中山大学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鲁迅知此间研究院停办，请朱骝先邀其余人而独排我，孟真则欲独招我” 。当时正值厦门大学办学经费紧张，教授工资难以保障，校长意见一日三变，加之武昌中山大学也邀顾北上，害得顾颉刚也是左右摇摆。傅斯年不断催促，1927年3月22日，顾终于下决心辞去厦大职务，先把辞职信拿到《民钟报》去付印，然后再去校长处辞职。 顾颉刚4月17日一到广州，安下客栈，即与容肇祖直去傅斯年处，之后一个多月内，傅顾几无一日不见面，顾颉刚家未迁至，常在傅家吃饭，谈计划。 当时鲁迅正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坚决反对顾颉刚入校，朱家骅左右为难。顾颉刚4月19日还在日记中担心：“鲁迅既绝不通融，而孟真又不欲与闹，我事未知如何”。到了4月21日，顾颉刚“夜饭后到孟真处，悉渠已为我事辞职，鲁迅有匿名揭帖，说我为研究系，要人签名反对，但无一签名者” 。 朱家骅左右为难，只好交由学生开会处理。学生主张三人皆留。鲁迅见挤不走顾颉刚，只有愤而自辞。学校当局挽留无效，只好忍痛割爱，放走鲁迅。由此一事，可知傅斯年操纵局势之能力。 顾颉刚进中大之后，两人同舟共济经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不到半年就让语史所进入轨道，很快声名鹊起。 1928年春，燕京大学来书欲聘顾颉刚北上，顾一直怀念北京的学术环境，便要答应。傅斯年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他知道以后，非常生气，认为在中山大学语史所刚刚走上轨道的情况下，顾要离去是故意拆他的台，一怒之下说出了“忘恩负义”、“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之类不理智伤感情的话。 4月29日是星期天，晚饭后顾颉刚和容肇祖同到傅斯年的住处，商议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事。傅顾意见相左，傅斯年的脾气不好，顾颉刚在学术问题上又向不让步，两人遂至破口大骂。据说傅斯年气得使劲打自己的耳光， 经了容肇祖力劝，事态才得以平息。 这件事使顾颉刚长久不快，他在1973年还回忆此事说：“傅（斯年）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籍，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此意本极显明，而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15年之交谊臻于破减。” 因为傅斯年认为民俗学会发表的文章和丛书不是积年研究的成果，“无聊”、“浅薄”，顾颉刚对此屡有回应，比如他在为谢云声《闽歌甲集》所作的序言中就说：“人家责备我们不该无限制地印刷时，我往往回答道，‘你看殷虚贞卜的甲骨，若罗振玉先生买到之后只供自己的赏玩，或者要待自己的研究完成之后再行发表，那么，这些东西便至今不能为人所知，有了同没有一样。惟其他肯尽量地印，供给别人研究的利便，所以会得造成一个新风气，在文字学和史学上开出一个新天地。你们还是把民俗材料和甲骨文字一例看罢！’” 象这样的话顾颉刚不是只说一两次，他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地表达着同一层意思：“凡是一说到学问，大家就责望它有系统，这本是不错的。但系统何自来呢？它能像天书一般的掉下来吗？既没有现成的系统可用，于是不得不努力研究，在事事物物的各个体中去寻出它们的关系和因果，列成一个系统。但是事事物物在哪里呢？它们也不会说来就来的，有待于我们努力搜集。所以在研究学问上，搜集材料是第一步，整理材料，求出其系统是第二步。这虽说是两步，其实距离远得很，经没有材料到材料完备不知道要费多少力，从粗疏的系统到精密的系统也不知道要费多少力。一般人徒 见结果的可羡而忘却创业的艰难，只想一脚跨上天，天下哪里有这种便宜事！” 这些话反复讲，傅斯年不可能看不到。 其实傅斯年的指责也不是全无道理。即使是搜集整理，起码也得有个严肃的态度，但有些书稿的作者确实不具备这一素质，比如说《扬州的传说》的作者就在他的“跋”中这样说道：“检到麦子开磨坊。几篇小品。印刷印刷。聊当屠门之嚼。但以赠给有情的人们消遣，不为无因。” 书中内容单薄、混杂，有传说，有故事，有歌谣，有些是没有情节的传闻，还有简略到毫无用处的“扬州考略”，在记录上更是没有科学性可言。张清水称“民俗丛书，虽然不尽好，但总算已尽了提倡之责。” 这已经算是好话了。《民俗》周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刘万章在192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在过去的一年中，民间文艺，民俗，所收到的材料，利害地说，除凤毛麟角般的些微研究文字之外，大部分都是各地的歌谣和传说！” 傅斯年作为语史所的主任，早就看出了这些问题，对此提出批评也是应该的。 顾傅矛盾日积月深，在这期间，胡适曾想为傅顾两人调解，顾则在1928年8月20日写给胡适的回信中说道：“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作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放弃；（2）急躁到极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质亦是相拂戾的，是我办事太欢喜有轨道，什么事情都欢喜画了表格来办；而孟真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无轨道。又我的责功之心甚强，要使办事的人都有一艺之长，都能够一天一天地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业。孟真则但责人服从，爱才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所以在用人方面，两人的意见时相抵触。” 这封信不知为何又被傅斯年看到了，傅很生气，11月13日，两人又为此大吵一通。 两人的分裂，主要是性格差异所致。其实在中国这种人治社会，傅是个办事能力极强的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尺度把握得相当好，相比之下，顾颉刚的书生气重一些，他的一些不精人情世故，也常叫傅斯年生气。比如1927年4月顾颉刚刚到中大时，傅斯年告诉他“中大聘书，去年伏园回厦时即已托彼转交，而为彼所吞没” ，顾颉刚怀疑是鲁迅之指使，将之说与江绍原，江又告诉鲁迅，鲁迅马上去责问朱家骅和傅斯年，使傅斯年大为尴尬，顾颉刚自己也叹道：“因此，孟真大责备我。予自知无处世之才，说话太老实，而鲁迅犹然诬我为阴谋派，怪极！” 当然，傅顾关系的紧张也不排除傅对顾声名太显的不满。《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出版的时候，钟敬文在跋中将顾大大称赞了一番，同时也流露出对傅斯年不大支持民俗学会的不满。民俗学会在为该书所作的广告中，又称 “顾先生为当今史学界泰斗”。 傅斯年是个有大抱负的人，“他一生的兴趣，都寄托在史学方面，平素的精力，也都放在史语所里面。” 他是决不能同意对顾的这样一种评价的，心中不满，可想而知。 傅斯年与民俗学会 傅斯年就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筹备主任是1927年8月，实际上招兵买马的工作早在1927年初就任文科学长时就已开始。发生在1927至1928年间的所有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学术行为，都抹杀不了傅斯年的功劳。无论是创办杂志，创立学会，还是聘请人才，都是在傅斯年的支持、策划，甚至亲自操作之下的。即使不是参与具体运作，至少也有为顾颉刚疏通上下关节之功。 原中大学生温梓川曾经这样描述傅斯年： 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的民俗学会内，埋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很难看出傅斯年为民俗学会做了什么，但他与民俗学会关系密切却是毫无疑问的。据说当温梓川提出要买一本钟敬文的《民间文艺丛话》（按：1928年6月出版）的时候，傅斯年便耐心地询问他是哪个班级的学生，是否喜欢研究民间文学，对于本校编印的这类书有何意见。温说这书封面装帧缺乏美感，傅提醒他说，如果书的内容吸引了你，那就不必过份注重书的封面，其实做人也一样，要朴实无华才好。 1928年5月12日，在学校的“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自本会成立起，各科出版品，及继续出版品，除讲义外，须照本会章程付审查后，方可付印案”。具体到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也就是说，每一本丛书及每一期刊物的出版都得通过校“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方可付印，这一方案如果执行，对语史所的出版事业无疑是一致命打击，为此，傅斯年特别提出要额外成立一个“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刊物审查委员会”，对语史所刊物网开一面，并利用他的影响力，使这一提议“照案通过” 。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从制度上保护了语史所的正常出版运作。 生物系辛树帜教授前往广西瑶山进行动植物考察时，傅斯年还曾特别嘱托其进行风俗调查。辛树帜每有所收获，即以学术通信的方式报与傅斯年，这些信函大都发在当时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 傅斯年并未否定“民俗”之为“学”，只是与顾颉刚在出版物的价值取向上有较大分歧。顾颉刚曾在1928年8月20日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到，民俗学小丛书才“出到一、二册时，孟真就说这本无聊，那本浅薄”，“在印书上，孟真和我的主张不同。孟真以为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研究的结果。我以为这句话在治世说是对的，在乱世说是不对” 。尽管私下对民俗学会出版物有着诸多的不满意，傅斯年并没有直面干涉民俗学会的出版事务（起码从现有的文字材料上看是如此）。 但就钟敬文被辞事件而论，傅斯年应该难辞其咎。钟敬文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务助理员，也是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小丛书《吴歌乙集》的经手者，而傅斯年既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也是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是钟敬文的双重领导，戴季陶辞退钟敬文不大可能不征求傅斯年意见，而傅却没有向顾颉刚通气。 顾颉刚后来评价傅斯年说：“当孟真在校日，与予谈欲望，予自谓最强者知识欲，次则性欲，彼则云‘予惟有政治欲耳’。然观其成绩斐然，下笔立成千言，知其知识欲不谓不强也”。又说：“自此孟真之政治欲日益发展，玩弄所识之达官贵人，操纵各文化机关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称之，谓其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 。可见顾颉刚也不排除有傅斯年幕后操纵的可能。 傅顾学术思想的异同 傅斯年认为“思想不能离开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 又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故在中大办研究所时，把语言放在历史前面，相提并论。而“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他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 他的主张，就是要把历史语言和自然学科一样对待，用科学的方法，新的材料，做全新的史学研究。钟敬文先生在评议傅顾学术思想的差异时认为傅斯年头脑中有“西欧标准”， 是有一定道理的。李济则以为傅斯年“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方、西方之分，他向来不用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名词。” 傅极自负，民族自尊心又极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不承认也是可能的。 顾颉刚没有留学经历，但不等于他没有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1920年顾大学毕业，在北大图书馆做编目员，10月始曾一度“任清查外文书籍、重编西文目录事。” 没有一定的外语基础是不可能从事这项工作的。另外，从他指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参考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而不注明一事， 可见顾对海外学界的动态也很关注。又据钟敬文先生回忆，1928年杨成志进中大之前，顾颉刚曾给杨一篇英文版史学论文让杨翻译，杨完成考试后，顾颉刚认为大致不错，才让杨进入中大语史所。 值得注意的是，顾很少在文章或是讲话中提及西方文化， 但我们从他与胡适之的关系，从他对科学方法的追求来看，这绝不会是一个没有受过海外文化的影响的学者。之所以不提，大约也是因为自负，或者避短。 在学术研究的进行上，傅斯年“是能够实行从前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一个人研究学问究竟精力有限；大规模的分工合作，团体研究是比较容易有成就的。……孟真回国的时候，正是我国团体研究机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孟真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是中国做团体研究最成功的。” 其实不仅在中研院史语所，即使是中大语史所，也是当时最成功的大学研究所，这是傅斯年顾颉刚合作领导的结果，尽管两人也因此而分道扬镳。在傅斯年进入中山大学之前，中大并无语史所之议，朱家骅之聘傅斯年，也是聘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的，语史所的建立，应与傅斯年关系甚大。中大民俗学会的成功，与语史所是息息相关的。 钱穆认为“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而孟真所主，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在其主持之史语所，其时尚仅有地下发掘与龟甲文研究两门，皆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然孟真心中之史学前途，则实不限于此两者。” 大约以为对考古的重视是傅有别于顾的一大关键。 钱穆这段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其实顾颉刚也很重视实物材料的扩充和应用，只是没有象傅那样专门地鼓吹和提倡。顾认为“史料有很多，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实物，一类是记载，再有一类是传说。这三类里，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也有不可用于此而可用于彼的。” 在序列上还是把实物的材料放在了第一位的，不过他又说：“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古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 这种“一件东西”的态度曾受到胡适的批评。 胡评《古史辨》“方法虽然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学的。” 傅斯年也在背后讥讽顾颉刚是“上等天资，中等方法，下等材料。” 这里被胡适排斥，被傅斯年目为“下等”的材料，应该就是指民间文学和风俗资料。 傅顾对待史料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傅更注重实物的材料，不大重视口头传说的材料；更相信科学采集的材料，不大相信文学的材料。而顾的古史演变说却正是从对传说的研究起家的，顾对民间文艺和民俗资源的兴趣，确实远过于傅氏。 但傅斯年也并非不重视民间文学，只是在对民间文学重视的度上不大一致。1926年胡适在巴黎的时候，傅斯年专程从柏林来看他，两人聊了几天，傅斯年曾说：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同时每一种文学都经过一种生、老、病、死的状态。从民间起来的时候是‘生’，然后像人的一生一样，由壮年而老年而死亡。胡适甚至认为“这个观念，影响我个人很大。” 不过它只是就文学论文学，并未提及这种民间文学与史学的关系。 傅也很重视田野作业。他在欧洲时间长，对当时的新兴学科及学术方式比较了解，他是中山大学最早的“人类学系”筹备员之一。 辛树帜瑶山生物采集活动中的民俗活动，就是受了傅的委托。傅的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计划中，就包含了西南民俗调查的题目，该所第四组是“人类及民物”组， 特聘史禄国负责研究工作，辛树帜、容肇祖负责搜集各种民物标本。 后因社会科学研究所另有“民族学组”，史语所就不在该所重复这一工作，1934年，“民族学组”改归史语所，列为第四组，命名为“人类学组”，也是在傅的领导下工作。但傅斯年的田野作业的概念是建立在寻找“新材料”原则下的作业，不限于民俗调查，也包括田野考古之类的工作。 傅斯年田野作业的目的是为历史研究服务，他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又说：“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祗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他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为规模的注意。零星的注意，中国向来有的。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而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 顾颉刚虽然没有把中国的历史研究与欧洲作如是比较，但在对待民俗与历史学的关系上，和傅斯年几乎没有两样。 对于为何在广州率先进行民族调查，傅也有一段说明：“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 要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 顾颉刚在《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演讲中也表达了着手田野调查的紧迫感：“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以前我们在北京大学，曾开手做这种运动，设立了一个风俗调查会和一个歌谣研究会。后来因经费及种种关系，没有干出很好的成绩。现在中山大学有民俗学会的组织，就是立意在继续北大同人所要做而未成功的工作。” 从以上追溯中我们可以看到，傅顾两人的学术思想在主流上是一致的。这也是时代的学术发展对个人的学术思想提出的必然要求。他们的分歧，只是在具体操作中才体现出来。傅的起点高，争胜心强，顾更现实，重在基础建设。 在对待同一问题（如民间文化）上，两人所使用的概念是不一致的。“民俗学”是顾颉刚打出来的旗帜，以傅斯年的性格，他不可能跟在顾的后面充当吹鼓手的角色，为了他人做嫁衣裳。傅斯年在计划史语所时，对同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使用的是“人类及民物”这样一种说法，反正当时的新兴概念都还没有沉积成型，“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诸多名词，都在学界通行着，相互之间，并未明确分工。“民物”这个叫法，听起来有点古怪，但不如此不足以区别顾的“民俗”，其实该学组最初的工作与“民俗学会”并没有大的分别，如果说有，主要是史禄国负责的体质人类学。 史禄国及其夫人早年在中国东北的人类学调查曾经取得过值得赞赏的成绩，他的良好的专业素质和理论修养是同期国内学者所不及的，可以这么说，史禄国是傅斯年想借以与西方学术规范接轨的一座理想的桥梁，也是可以用以区别顾颉刚的“浅薄”、“无聊”的搜集整理方式的一张王牌。如果这个说法没错，就很容易理解史禄国从云南回来以后，傅斯年为何会极力“袒护”他。 中研院与中大合作的西南民俗调查中，史禄国因为对云南土著的社会和原始状况“感到恐惧”， 提前结束调查回到广州。1928年10月29日，学校有关部门专门“为质问史禄国事，在校开会”，汪敬熙态度激烈，定要学校辞退史禄国，顾颉刚评论说：“孟真极袒史禄国，此感情用事也，缉斋（汪敬熙）必欲去之，亦成见。予极畏事，而今乃不得不为调人” 。最终史禄国虽被保留教职，但自此被中大教授排除在了主流学术圈外，各学术场合不再有史的出现，此后的史氏主要呆在中研院史语所做有关华南和西南的体质人类学的材料整理和研究。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像白求恩一样具有为中国人民事业的牺牲精神，但史氏领着每月四百元的高薪，事前是与中大签订了工作合同的， 他带着大把经费大老远的跑到云南，最后半途而废，确实应该负些责任。傅斯年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他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宽容态度确实值得玩味。 钟敬文先生晚年对傅顾之争的看法，颇可用以作为本节的结语：“傅斯年想把中国的种种研究变成世界上有名的汉学研究，同法国一样。他的要求很高，而顾先生认为民俗研究要从实际出发，要多采集，采到的东西就直接发表，不然学校的形势一变，那些材料都没有了，北大就是这样的，所以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一个是要求很高，一个是想从普及入手，普遍搜集材料，然后再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学问来。他们本来是好朋友，后来吵起来，……这是学术分歧，没有个人、政见上的差异。” 原载：《传统社会与现代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