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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潮保有足够的敏感，就不难发现，“俗文学研究”早已不是什么“显学”，很难再吸引志向远大的年轻学者的目光。按理说，潮起潮落，阴晴圆缺，一切变化都很正常；可即便如此，我们也须追问：曾经显赫一时的俗文学研究，如今为何落得这般“门前冷落车马稀”？在我看来，有三个有形无形的陷阱，制约着这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点，对比学科初创期的生机勃勃，当不难明了。 五四那代人———包括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鲁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顾颉刚、常惠、魏建功、董作宾等———之所以关注俗文学，是有精神性追求的。眼光向下，既是思想立场，也含文学趣味。提倡俗文学（比如征集歌谣），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既可以达成对于“贵族文学”的反叛，又为新文学的崛起获取了必要的养分。八十年过去了，“平民文学”的口号早已进入历史。从歌谣中寻找新诗发展的方向，这一努力基本落空；朱自清关于歌谣可以欣赏、研究甚至模仿，但“与创作新诗是无关的”这一论述（《歌谣与诗》，《朱自清全集》第八卷272—27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基本上得到了证实。而“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由于劣等文人的模仿而变成“一套烂调子”，于是“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找新方向发展了”（《〈词选〉自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胡适的这一“大胆假设”，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与质疑。时至今日，你还会相信《故事会》、《今古传奇》、《文学故事报》上的作品，或者哪个书场的成功表演，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未来？失去了“民间崇拜”这一精神支柱，在很多人眼中，俗文学研究正逐渐失去其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学科，边界的不确定、理论预设的过于迂阔，以及研究方法的相对陈旧，也使得后来者望而却步，对其发展潜力将信将疑。 20世纪20年代俗文学的迅速崛起，得益于特定的思想潮流，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今人无法复制五四新文化人的成功，但在学术研究中坚持某种理想性的追求，这点并不过时。如果俗文学研究失去其精神面向，沦落成为纯粹的技术操作，那确实前程堪忧。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重建“民间”想像，并将其作为达成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之一，是值得俗文学研究者探究的“真问题”。与此相联系的是，我们该如何面对以下两个危机：俗文学研究中文学性以及当代性的失落。 现代中国，不仅“俗”（“民间”），而且“文学”，这可能吗？提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注意到，当代中国的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其焦点正逐渐向外转移———研究者关注的，大都是民俗、宗教、语言等，与文学基本不搭边。这一转向，自有其合理性，但丢弃了“文学”，只将内地的“三套集成”或台湾的“俗文学丛刊”作为社会史料来看待，实在有点可惜。1936年4月9日北大《歌谣》周刊复刊，胡适撰《复刊词》，称：“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歌谣〉复刊词》，《胡适全集》第十二卷33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对于胡适“我们的韵文史上，一切新的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这一假设，我是不无保留的；但我承认，胡适的提醒值得注意，俗文学确实可以“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 过去我们曾将俗文学说成是一切文人文学之母，如此过度褒扬，基于以下假设：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截然对立，前者如果想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从后者汲取养分。不只胡适、郑振铎这么想，鲁迅也是这么说的。所谓“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鲁迅全集》第五卷579页）———这样绝对化的思考与表述，现在看来是颇有问题的，尤其是将其引入文学史建构。 或者“刚健清新”的民间，或者“陈腐浅陋”的文人，如此二元对立，为文学革命的展开提供了原初动力，但无法贯彻到历史写作中。胡适提倡白话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撰写《白话文学史》，则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关键在于，反抗者的“悲情”，没能顺利地转化为史家的“通识”。其中最要不得的，便是为了渲染白话文学的“正统”地位，刻意贬低乃至抹煞二千年的文人文学。记得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曾特别强调：“‘正统文学’之害，真烈于焚书之秦始皇！文学有正统，故人不识文学：人只认得正统文学，而不认得时代文学。”（《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胡适全集》第二卷856—857页）可他忘记了，这一反“正统”的理论武器，是一把双刃剑：既指向“文言正统”，也指向“白话正统”。 在我看来，恢复对于俗文学的信心，不是靠唱高调，也不是靠争正统，而是洞悉并认同文学的多样性———俗文学自有其价值，不必要、也不能够靠贬低李白杜甫，或打击文人文学来给自己鼓气。无论古今中外，文坛上都需要雅俗对话，二者既互相竞争，也互相补充。尽管这里的“雅”，不等于文人文学，“俗”也不就是民间文学。文学一如自然，必须保持生态平衡，没必要弄得有我没你，非此即彼。读者需要多种养分，需要多种体验，也需要多种文学作品。永远的“高雅”———比如拒斥一切“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歌曲、武侠小说以及警匪片等———并不怎么值得吹嘘，有时反而是缺乏自信胃口太弱的缘故。保守自家立场，而又能以通达的眼光来看待另一种文学趣味，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当初提出俗文学命题时，直接针对的是高雅文学/文言文学/贵族文学———这里涉及文体、风格、体裁等不同层面的考虑。那么，今天该如何分拆，哪些思考明显过时，哪些则仍然有效？有一点我深信不疑：谈论俗文学，必须考虑文类特征，不只注重其“说什么”，还得关心其“怎么说”。表现形式的重要性，对于雅文学、俗文学来说，没有任何差异。 随便举个例子，陈寅恪论《再生缘》，便是从思想、结构、文词三点入手。今人注重女性意识与民间立场，此书的思想意义不言自明。至于结构和文词，陈先生同样非常重视：“若是长篇巨制，文字逾数十百万言，如弹词之体者，求一叙述有重点中心，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之作，以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缘》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再生缘》之文，质言之，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元）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论及此，陈先生悬的甚高：前者对比章回小说，相形之下，《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其结构皆甚可议”；后者则称：“世人往往震矜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我们都明白，陈先生如此不遗余力地表彰《再生缘》，其实别有幽怀。除“论诗我亦弹词体，怅望千秋泪湿巾”外，更强调：“《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你可以不同意陈先生的具体结论，但如此眼光，如此襟怀，还是很让人感动的。 不是靠争“正统”，而是从文学形式、风格、趣味的多样性，来理解并诠释“俗文学”的独特价值，这样的研究，方才不至于将俗文学彻底“史料化”。 俗文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稽古或资料普查的阶段，还得尽可能介入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这一点，几年前我曾提到：“二十一世纪的俗文学研究，很可能是在学有根基的前提下，主动出击，以开阔的视野与灵活的姿态，介入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潮。”（《我看俗文学研究》，刊2000年3月15日《中华读书报》）至于何谓“介入”，因系大会发言，当时语焉不详，这里不妨略作补充。 我所理解的“介入”，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借助俗文学的资料或眼光，来从事其他领域的专门研究，一如顾颉刚以故事的眼光来理解古史的构成，胡适借母题（motif）的生长与扩张，来诠释中国章回小说的演进，或者像俞平伯、朱自清那样，以歌谣的趣味来解读《诗经》。这一类学科“溢出”的努力，还在继续，还可能会有丰硕的成果出现。第二，直面当代中国俗文学的发展，承认新民谣、二人转、网络笑话等同样值得关注，愿意对此进行严肃的学术批评，而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传统中国。第三，吸取俗文学的养分，从事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好似电影电视剧的挪用民俗与民歌，重编梁祝故事、白蛇传传说等。这三者，或学术，或批评，或创作，共同点是介入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在我看来，刻意经营学科的“当代性”，是保持其生命力的重要举措。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俗文学”的范围到底多大，一直是见仁见智。从1930年代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到1990年代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的《中国俗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学科边界仍在滑动中。俗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三者的互相纠葛，让不少研究者感觉头痛。但我以为，这不是最可怕的。真正的隐忧在于，像“俗文学”这样崛起于危难之中，曾深刻影响一个时代思想进程的学科，一旦失去“精神”、丢了“文学”、远离“当代”，可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