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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俄”是居住在金沙江两岸、人口近200万的彝族诺苏支系的史诗传统。通过田野研究，我们发现在本土社会的地方知识体系中存在着一整套的史诗话语，充分反映了史诗传统中的人──作为史诗传统的秉持者──演述人、受众乃至地方学者对史诗传统的感知经验与价值判断。这就是“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referentiality），即传统本身所具有的阐释力量，它提醒我们要去发掘口头史诗自身的诗学规律和叙事法则。因而，按照民间的史诗话语与史诗观念进行层层梳理，我们在如何阐释地方知识和史诗传统，尤其是如何以汉语表述来抽绎和传达彝族史诗传统内部法则的基本信息方面，渐渐形成了“以传统为本”的学术自觉和“自下而上”的学术实践。这里，我们着重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简要的归纳： 第一，史诗的叙事型构和记忆图式。“枝”是诺苏史诗演述的基本叙事单元。“勒俄十九枝”(母本十二枝、公本七枝)在整个史诗演述的过程中堪称是诺苏史诗叙事生命树的主干与枝柯，但它不是史诗的全部内容，而是史诗演述的基本叙事框架和基干情节，其前有“勒俄”的起源与根柢，其后有叙谱的枝柯，由此一步步推演史诗的叙事，在口头论辩的对话关系中完成仪式化的、神圣性的演述。这种“树”型结构观念同时也是一种宏大叙事的基本记忆图式。作为“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不仅表现为史诗传统的叙事文本及其本事型构的“常项”，其更多的“变项”则将发生和出现在口头演述的真实过程中。而且其根柢的结构、其枝柯的状貌，其叶簇的色泽，其生命力的态势，都将体现为具体的表演事件，既取决于其时其地的表演情境，也取决于演述人的表演能力及其与听众的互动。史诗叙事的连续性实现或中断，都将贯穿在每一次史诗演述过程的始终。 第二，史诗的文本性属与文本界限。史诗文本的传承通常只出现在史诗演述人的学艺过程中，这种世代传抄的源文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本，换言之，不能等同于“表演中的创作”。同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是，这些基于传统史诗本事的抄本，有着相对稳定的类群关系和文本间关系，也有着牢不可破的文本性属界限，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异文”现象。因为史诗“勒俄”的文本有“公”、“母”之分：“公勒俄”叙述的是天地开辟，“母勒俄”讲的则是人类起源。二者在史诗演述人习艺阶段发生着某种“底本”的规定性作用，并没有独立于口头演述的传统之外，而是因循口头演述的书写产物。这种文本界限，一方面与彝族古老的“万物雌雄观”保持着内在一致的呼应，是彝族文化传统及其象征体系的生动载体；另一方面“公本”、“母本”之间的文本界限也潜在地规定着仪式化的史诗演述，是史诗传承教育和口头演述必须依循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三，史诗的叙事界域。一旦“勒俄”从文本进入口头叙事，民间则有黑、白之分：“白勒俄”专门用于婚嫁仪礼“西西里几”，“黑勒俄”则专门用于丧葬仪式“措斯措期”；二者可同时用于送灵大典“尼姆措毕”，因为人死后灵魂归祖，在彝人信仰的祖界得以永生，因此兼用黑、白叙事，就有了“向死而生”的功能意义。由此可见，彝族民间的史诗演述有着非常严格的叙事界域。这主要是由史诗进入口头传播的仪式语境与传统语域所制导的，并由此相应地形成了史诗叙事的诸多演述禁忌，具象化为“黑勒俄”、“白勒俄”这道彰显的叙事界域，规定着史诗传统内部的运作机制，表现为文本的界分、叙事的界分和言说方式的界分。笼统地说，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叙事行为侧重于注解具体的仪式及其相关礼制，同时必须符合并适从民众的社会心理取向与价值认同。 第四，史诗传统内部的叙事法则。“勒俄十九枝”在文本性属上有“公”、“母”之分，在口头叙事中则有“黑”、“白”之分。文本界限与叙事界域的双重叠合，从历时性的书写传承到现时性口头表演构筑了诺苏史诗传统的基本叙事法则──这是我们考察和研究彝族史诗承传←→传承机制至关重要的一个“他观”角度。也就是说，在乡土社会的内部文化机制中存在着一套前在于外部观察者视野、前在于学界“普遍知识”的传统法则，有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诺苏彝区的史诗文本流存与口头演述实际同时也一再告诫我们，质朴的民间社会还同时保有着关于口头创作与表演规范的一整套语汇与表述法，存在着集民众智慧与地方知识之精粹的一套民间术语系统（terminologyofethnopoeitcs），这些都是“传统指涉性”的生动呈现。 本例个案的讨论，从“勒俄十九枝”的叙事型构及其记忆图式，到“勒俄”源文本的“公”、“母”之别和“勒俄”口头叙事的“黑”、“白”之分，说明民间知识不仅有其世代相承的传统和规范，而且也有其内部的分类、范畴、概念、定义和逻辑。这些基本的民间话语与史诗观念，从文本背后激活了一棵生气勃勃的族群叙事的生命树，折射着民众智慧与口头艺术的真谛。因此，我们对史诗演述中的叙事构型、文本界限、叙事界域等传统法则的阐释，既有赖于对地方史诗话语和传统指涉性的深刻理解与认知，也有赖于在翻译和阐释的过程中将本土的史诗观转换并抽绎为符合学理的概括和表述。总之，史诗传统及其生命流程的历时性轨迹与现时性呈现，只能通过田野研究去发现、去感知、去追索，进而才谈得上在民间叙事的鲜活性、丰富性、复杂性的探讨中，有可能归总和抽绎出一些规律性的认知和有价值的阐释。简言之，“传统指涉性”的发现，引导着我们自下而上地去求解族群史诗传统和民间口头诗学，这里依然有极大的学术空间值得进一步深入其境去探赜索隐。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10/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