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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史上从来不缺宏篇巨帙的家族史叙事，滥觞甚至可以追溯到《诗经》和《圣经》。手头这本《我们一家人》，短短115页篇幅，却要写出“我的家庭和我的祖国的遭遇”，有点超出我的想像。也许多甫拉托夫另一部小书的名字《手提箱》，揭示出了其一贯的旨趣：对于一个有过刻骨经历的流亡者，短小精悍、少到可以塞入一个手提箱带走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文字亦是如此。他没有写成又一部《布登勃洛克一家》或《百年孤独》，当然也不会用历史阶段或社会事件来划分章节，而是给家庭里的四代成员——从已作古的到刚出生的，还有一条终身未嫁的处女狗——每位一视同仁地分配了一篇人生小传。粗看起来，人物经历平淡无奇，似乎极尽真实宛如纪传体家谱；细细琢磨，故事细节却荒诞不经。这恰是作者高明之处，“伪纪实主义”风格中形式的荒诞感，表达小说内容即苏联现实的荒诞性，恰到好处。且看几个为克格勃卖命的年轻人的私下对话—— “自由？！”第一个人说道，“俄罗斯缺的就是自由！有了自由，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丈母娘杀掉！……” 我问道：“为什么把米沙·海菲茨下狱？别的人在国外出书都没事，海菲茨连自己的作品都没发表过。” “不发表白不发表。”第二个人说道，“发表了也许就坐不了牢。否则他对谁有用呢……” “萨哈罗夫的论调就像天真幼稚的小孩。”第三个人说道，“他的思想徒劳无益。仿佛叙述得很有条理，只有一处修正。其实，他所建议的东西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能实现。那就是逮捕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异端”言论，或许像多甫拉托夫这样“解冻”后流亡异国的苏联作家才捕捉得到。这批被称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三浪潮”的作家，出现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高压政策，使许多作家深感抑郁，因而出逃，同时官方也“主动”驱逐了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后者的代表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而多甫拉托夫属于前者。他们作为一个时代和一种制度的见证人，不但出色完成了记录历史的使命，还悄然汇成一条沟通传统与现实的文学暗河。更长远地看，其思想意义亦已超越反专制、争自由的本意，而赋予更多人性的光辉和永恒价值的思索，留存于后人内心深处。 多甫拉托夫继承了果戈理的自嘲、布尔加科夫的调侃、左琴科的讽喻，语言机敏巧妙、口吻轻松幽默，又痴迷于制造强烈的契诃夫式的戏剧效果，行文的“幽默密度”，丝毫不亚于俄国文学史上的幽默大师的力作。他在故事情节中特意安排姨妈玛拉同左琴科路遇的场景，更是直接向前辈幽默大师致敬：处境艰难的作家面对熟稔的编辑，有意侧转身子，擦肩而过。姨妈追上去问他：“您为什么不搭理我？”左琴科无奈地笑笑：“请您原谅。我是在帮助朋友们别搭理我……”这一幕读来令人心头充溢着“带泪的笑”，不免联想到身边荒诞的现实种种，使这本小册子读时尤难忍俊。 好小说的关键不仅停留在阅读快感的获取上，对人性的思考才是品读小说对我的致命诱惑。很难说人和人的共性真的大过彼此间的差异，以至可以把彼此的命运作一番数学加和，并推导出宛若神祗般的集体意志。多甫拉托夫笔下的人物，不是乖乖听从政治学、经济学分类术语的角色，更非扎米亚京笔下字母与数字构成的“号码”。他们有自己的恶癖或爱好、执着或顽固、大义大勇或猥琐滑稽，这些是他们在文学世界中的血和肉，而作者选取它们的最重要标准，是它们都在作者的记忆里深深扎下了根，以致历史潮流虽一波波呼啸而过，家族成员的个性却依然鲜明矗立。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家人》的俄文书名НАШИ其实应当译成《我们》，和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名著《我们》惊人一致。这恐怕是多甫拉托夫对前辈的又一次致敬。扎米亚京《我们》的结尾充满反讽：“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理性的“我们”中间，没有个体的“我”的位置；集体意志背后，还站着一个看不见却无时不被感知到的领导权威。相比之下，《我们一家人》结尾自然随意，如曾经沧海般平静道出个体价值的弥足珍贵：“这就是我的家庭和我的祖国的遭遇。”“我”之于“我们”，其意义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原载：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