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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变异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一个专题化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在异质文化传播中意义变异的分支。文学变异学下的语言变异研究主要指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它关心的是文学交流中变异现象是如何通过翻译折射出来的,这种变异又反映了什么问题。事实上,比较文学自诞生起就与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在他的《比较文学论》的第七章“媒介”中正式谈论了译本和翻译者问题,开了在比较文学领域里讨论翻译问题的先河。但是,他关注的是译本相对于原文是否“完整”,是否“准确”。译本与“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目,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倡导对译本进行实证性研究,并指出要注意译者“序文”的重要价值,要关注译者的传记、文学生活、社会地位等背景资料,以便更好地把握译者的媒介作用。翻译研究成为了比较文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支,即媒介学或媒介研究。媒介学作为传统影响研究的范畴,“是主要研究不同国家文学之间产生影响联系的方法、途径及其规律的影响研究”。“媒介学方面的研究,同流传学、渊源学的研究一样,都是需要艰巨细致的考证与辨析、深入全面的探究和分析,方能求得有‘事实联系’并令人信服的结论与认识”。但实际上翻译和一般的媒介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翻译作为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时间、空间、文化等的差异,其传递的信息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所以,译文相对于原文,不仅在语言形式上,而且在语言内容上也会表现出变异,而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特点正反映在这种变异上。所以,关注翻译文学中的变异现象,发掘其背后隐藏的深层的原因,对比较文学学者而言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工作。 全球化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创造了一种新的语境。在新语境下,把翻译研究仍归于媒介学———传统影响研究的范畴,运用实证性、科学性的方法考辨文学传播的事实,描绘文学影响实际发生的路线图,这种研究既无法揭示推动文学传播和发展的动力机制,也不利于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深化和扩充。因此,翻译研究必须突破传统的媒介学范式,建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 基于对比较文学中出现的理论困境的思考,比较文学学者曹顺庆教授提出了文学变异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该范式从跨文化的视角,将变异和文学性作为其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探究并揭示出文学事实是如何在流动过程中发生变异以及产生这种变异现象的内在规律性。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研究亟待超越传统的研究范式,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探讨和分析。文学变异学下的翻译研究正体现了这一研究特征和走向,它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走向了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化/文学研究,它在译本变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差异的深入分析,一方面关注文学文本在语际转换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另一方面研究文学文本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和误释问题。它着力关注的不是原文本与译本之间的“同”,而是“异”;不是突显它们之间的“同源性”,而是强调“差异性”。 二 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语言的变异现象并不罕见。如果我们局限于对其进行传统的纯粹语言层面上的研究,势必无法对这种现象做出合理解释。20世纪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兴起并很快波及全世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产生的众多文学理论,给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西方的阐释学和解构主义从根本上为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提供了学理依据,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更进一步揭示出语言变异现象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 英国的乔治·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中提出:翻译即是解释。也就是说,翻译实质上是一个理解和阐释的过程。现代阐释学将时间和历史引入文本阐释之中,关注个人所处的特定的时代氛围和历史文化传统。其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总是摆脱不了“主观的偏见”。“偏见并非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歪曲真理。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包含着词义上所说的偏见。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它是我们经验任何事物的条件———我们遇到的东西通过它们向我们诉说些什么?”伽氏还指出,理解从根本上说是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对话过程。文本的意义是读者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达到“视野融合”之后生成的,所以,文本的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不是静止的、绝对客观的,而是多元的、无限的、不断更新的。这些观点极大地启发了翻译研究。传统翻译研究中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译文与原文何以不能对等”等问题在这里就从阐释学的角度轻松化解了。现代阐释学对“偏见”的积极态度,促使翻译研究承认并关注翻译过程中的变异现象,进而发掘变异现象发生的内在原因。 解构主义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批判和颠覆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忠实”原则的基础。罗兰·巴特认为文本就像一个洋葱头,由许多层构成,里面没有核心,唯有一层层剥下去。这意味着文本没有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意义,因此读者可以对文本做出多种解释,译者可以制造出多种译文。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译文决定的。在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韦努蒂在《重新思考翻译》的前言里指出:“译文是永远不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多少总是有点‘自由’发挥。它的本体从来不确定,总是存在对原文的增减。它也从来不可能是透明的表述,而只能是一种诠释的转化,把外语文本里的多义与歧义显露出来,又带入同样多面、同样分歧的意义。”解构主义者高呼“作者死了”。随着作者的“死去”,读者被解构主义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阐释权。作为原文文本的第一读者的译者,也因此获得构建原作意义的自由,译者变成了与作者一样的创作主体,建立了译者自己的权威性。解构主义的实质是“存异”,而不是“求同”。解构主义视阈内的翻译研究为我们探究文学中语言变异的原因打开了一扇窗口。 三 在西方文学理论中,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我们研究文学变异学下的语言变异现象带来了极大的启示。“由于它的著作的跨学科性质,每一种学术性学科……都能从它那里得到某种启发。”在福柯眼里,权力是一种控制力和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动态的权力关系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福柯的“话语”内涵早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语言学概念,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与话语不可分割。福柯相信,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有特定的“权力话语”,它如同一个缜密的网,控制、驾驭着人们的思维和活动。翻译作为人文活动的一个方面,自然也摆脱不了权力话语的制约,也被权力话语所建构。对于译者而言,他本人的知识连同他的话语(译作)也必然受到“当下”的权力话语的操控和制约,因而翻译活动势必留有“权力话语”的烙印。以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由于受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对原著进行了“改造”,删掉了保尔加入“工人反对派”以及与两个女友间的爱情故事等在当时认为有损保尔崇高形象的情节。90年代该书的全译本面世,较之以前的译本,全译本篇幅的增补内容竟达4万字左右。 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将它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进行了结合。在实践中,女性主义者公开地干预文本,使语言发生变异,使文本陌生化。她们大胆尝试使用新的词语、新的拼写、新的语法结构、新的意向和比喻、以及一些“文字游戏”,旨在超越父权语言的陈规,突出女性的身份特点和人们对女性的习惯认识。例如阿伍德对丽兹·高文的《她人的信》所做的女性主义化的翻译———作者在她的文本里使用的是全称阳性词,译者给予了“纠正”,在译文借用法语形式的地方予以避免,在原作热衷于使用“Quebecois”的所有地方,译作一律替之以“Quebecois-e-s”。阿伍德在她的前言里解释说:“我的翻译实践是一种让语言为女性说话的政治活动,如果一部翻译作品有我的书名,就说明我已采用了一切翻译手段让语言女性化。”这种翻译无疑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 作为文化理论的一支,后殖民理论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突破了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局限性,为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研究策略。它揭示出译文变异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例如,从后殖民视角来看,在西方翻译的东方文本中,彼得神父翻译的《可兰经》在中世纪的时候广为流传,可是其中有九个章节竟然是彼得自作主张加上去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变异。这里翻译的过程是一场权力之争,译者以征服者的姿态施展他们的权力,随心所欲地对待、处置弱势文化中的文本。 强势文化在把弱势文化的文本翻译到西方的时候,归化的翻译方法是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策略。但是,如果对弱势文化中的翻译文学进行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文化上处于弱势的国家,例如爱尔兰,也会采用极端归化的手法,来保护自己的文化,特别是自己的语言。因为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爱尔兰文化几乎一度被英国文化所同化,爱尔兰语也曾到了灭绝的边缘,很少有人使用,有逐渐被人们遗忘的危险。学者们在翻译中故意使用地道的爱尔兰语,使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熟悉自己的民族语言,久而久之,就起到了挽救民族语的作用。由此可见,翻译中的变异不仅可以颠覆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而且可以壮大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是一种建立文化间平等对话关系的积极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翻译远远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其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中介,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原文在新的语境下如何变异从而产生新的事物。 四 迄今为止,从文学变异学的角度对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还很不够。其实,如果我们把译本中的语言变异现象与那些因为译者能力不足或粗制滥造而导致的错译区分开来,把变异现象作为一个既成事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待,就不难发现,研究变异现象确有其独特的、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意义。 综观中外翻译史,文学翻译中的变异对跨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1981年商务印书馆在推出“林译小说丛书”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的变迁,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 类似的翻译史实在西方译史上也不胜枚举。美国诗人艾迷·罗威尔翻译的杨贵妃的《赠张云容舞》诗曾被吕叔湘先生赞扬为:“这首诗译得很好……原诗只是用词语形容舞态,译诗兼用声音来象征……所以结果比原诗更出色。” 这种变异促成了诗歌语言形式上的创新。19世纪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在翻译法国诗人帕尔尼的诗歌时,把帕尔尼平庸的即兴诗歌变异成赞美青春生机的动人颂歌,而且文笔流畅自然,大大提升了原诗的美感和艺术价值。另外,在新的民族文学形式出现的时候,翻译会被视为扭转权威的历史关系的途径。例如,拉封丹的《寓言》在19世纪被翻译为海地的克里奥尔式法语;莎士比亚在20世纪披上了魁北克英国化了的城市俚语那大咧咧的风格外衣。这种对高雅的写作形式的戏仿变成了文化调整的工具。读者受到激发,被迫去衡量传统的高雅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新生形式之间的差距。巴西的现代主义作家则利用翻译中的创造性的变异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如巴西的坎泼斯兄弟引入翻译中的“摄食”理论以及由此而实行的翻译实践,彰显了巴西人自己的“多元文化”,拒斥原来作为欧洲文化的“附庸”角色,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异质性文化/文学的交流是在充满碰撞与张力的文化关系网络中发生的行为,不同文化/文学之间的碰撞必然会发生冲突,从而使变异成为必然。所以,传统的忠实观念应当重新加以诠释。我们不仅要关注原文与译本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还应更多地关注作为行为的语言变异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层的内因。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在变异学的视阈下重新认识语言的变异现象,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武器和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比较文学反思和重新定位学科的目标,有助于发掘文学新质的生成机制以及探讨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重新构建的有益推动和新的尝试,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当代文坛》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