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蝴蝶夫人》海报
 《蝴蝶 夫人》第一幕布景 以彼埃尔·洛帝（Pierre Loti，1850-1923）作为笔名的法国作家路易-玛丽-朱利安·维奥原是一名海军。他先是在海军学校受训，1881年升任海军上尉，1906年又升为舰长。喜欢观察事物的天性使洛蒂每次出海归来之后，都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写成简朴的散文，随后依此为素材创作小说，最后成为一位作品具有异国情调特色的小说家。他的代表作、1887年的小说《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就是他1885年起在中国海域服役期间的收获。 这是一部带有作家自传性质的日记体小说。作品写的是一位法国海军上尉在19世纪初随舰来到日本长崎时，按当地的风俗接纳日本少女菊子为“临时妻子”的两个多月里的生活。《菊子夫人》细腻地表现了欧洲人眼中的日本，处处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法国人是一副高昂的殖民者姿态，日本人则处处显得拘谨、卑微。小说描写这对夫妻的最后离别，菊子“以一个老兑换商的灵巧和技能，抚摸、翻弄”这位法国军官按协议付给她的钱，“一面唱着不知什么鸟儿的浪漫曲”；主人公“我”，也就是上尉则是“喜欢这次婚姻如它开始时一样，像闹着玩似的结束”。（艾珉译） 小说发表后，受到激烈的批评，包括访问日本、同情日本的外国人的批评。作家费利克斯·雷加梅（Félix Régamey）在189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菊子夫人的粉红色本子》（Lecahuerrosede Madame Chrysanthème），通过菊子夫人的日记，对洛蒂小说中的情节作了颠覆性的诠解，显示洛蒂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感觉迟钝、感情冷漠的人。更有意思的是法国作曲家安德烈·梅萨热（André Messager）和他的词作者们1897年的喜歌剧《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在原来的情节上加了一个尾声：海军上尉接到被他遗弃的艺妓的一封哀婉动人的信，感到无比悔恨。而《蝴蝶夫人》同样也是对洛蒂故事强烈的逆反。 《蝴蝶夫人》：从话剧到歌剧 美国的约翰·卢瑟·朗（John Luther Long，1861-1927）是一位商务律师，与妻子玛丽居住费拉德尔菲亚。他又是一位作家，出版了九本书，还创作了几部话剧和两部歌剧。其中《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是最有名的。《蝴蝶夫人》是朗据他的姐妹科雷尔夫人（Mrs.Correll）回忆自己与她的传教士丈夫在日本时的见闻创作的。小说最初在1897年的《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上连载。 《蝴蝶夫人》的故事产生了很大的效应，使朗一下子成为一位名作家。这激励他挑选曾经当过演员和经理的戏剧演出人和剧作家大卫·贝拉斯科（David Belasco，1853-1931）与他一起将作品改编成话剧，先是1900年5月5日在纽约上演，不久又在伦敦上演。 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为参加歌剧《托斯卡》（La Tosca）的首演式，正巧在伦敦待了六个星期。在此期间，他参观了约克公爵剧院（Duke of York’s Theatre）。在这里，他看了英国剧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的《霍布斯小姐》（Jerome K.Jerome：MissHobbs），还有贝拉斯科的《蝴蝶夫人》，尤其是蝴蝶给了他深深的震动。 在此之前，一直有多个题材在普契尼的脑际里酝酿：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意大利剧作家卡洛·哥尔多尼的《在基奥亚的争吵》和《女店主》、法国剧作家爱德蒙·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俄国小说家费德尔·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还有法国小说家阿尔方斯·都德的《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德国剧作家盖哈尔特·霍普特曼的《织工》，他甚至想将大诗人但丁的《神曲》改编成《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的歌剧，等等。但是《蝴蝶夫人》像一道闪亮的光掠过他的眼前，把这一切都遮盖住了。 不错，“普契尼不懂英语，”意大利鲁卡的“普契尼研究中心主任”朱利安·巴登在他2002年出版的《普契尼传》（Julian Budden： Puccini His Life and Works）中说，“而且就是懂，也会对戏剧对白中富有含义的大量不纯粹的英语感到失望。但是对他来说，重要的总是视觉的刺激，贝拉斯科自然主义的演出仅是通过眼睛就够吸引他的了。” 在演出的幕布刚一落下，他就急急冲进贝拉斯科的化妆间，恳求贝拉斯科答应他将他的话剧改变为歌剧。“我立即同意，”几年后，贝拉斯科回忆说，“并且告诉他，合同他要怎么订……都可以；因为要跟一个眼里噙着泪水、双臂抱着你脖子的感情冲动的意大利人讨论如何改编，那是不可能的。” 8月，普契尼回到意大利位于他家乡鲁卡18公里的风景秀丽的托雷德拉戈（Torredel Lago）。普契尼先是让作家朱塞佩·贾科萨（Giuseppe Giacosa）和卢吉·伊利卡（Luigi Illica）两人执笔改写剧本。他们一直是他的合作者，普契尼以前的《曼侬·莱斯科》、《波希米亚人》、《托斯卡》剧本创作，他们有时一人，有时两人同时参加。直到1902年初，普契尼才拿到伊利卡写散文、贾科萨写韵文的《蝴蝶夫人》脚本，开始谱曲的工作。 在此期间，普契尼多次得到驻意大利的日本大山大使夫人的帮助，她向普契尼提供了许多日本的音乐，如日本的国歌《君之代》，民歌《樱花》、《江户日本桥》、《我的王子》、《日本古乐》等等，使未来歌剧的剧情具有特定的背景和民族风格。与此同时，普契尼还访问了正在米兰巡回演出的著名日本女演员佐田·亚科（Sada Yacco）。此外，他还就日本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与比利时音乐研究家古斯塔夫·诺斯普（Gustav Knosp）通信。 但是1903年2月25日深夜的一次车祸，不但将作曲家所驾驶的车撞得差不多成为废品，他自己的身体也多处受伤；加上治疗不当，做了两次手术，使他的创作拖延了半年多。这甚至让作曲家一度十分消沉，以致在一封给伊利卡的信中深深叹息说：“再见了，所有的一切；再见了，蝴蝶；再见了，我的生命！”直到八九月，情况有了好转，身体得到了恢复，普契尼才又精力充沛地重新投入工作，并于1903年12月27日完成了《蝴蝶夫人》的创作。 演出：从出人意料的失败到成功 首演的地点确定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La Scala）。在首演幕布拉开的前几个小时，普契尼甚至满怀信心地给扮演巧-巧-桑的罗西娜写了这么一个便条：“亲爱的罗西娜，不论多美好的祝愿都实属多余。您的演唱这么真实感人，一定会征服所有的观众！我希望，有您的精彩演出，我们一定能获得成功！今晚，我会带着一颗从容不迫的心和我全部的爱慕，最亲爱的朋友！”一切都表明对演出的胜利具有充分的可信度，至少普契尼自己是这样感觉的。但是…… 事实是，这次首演被认为是歌剧史上最大的一次惨败。惨败的原因当然不是歌剧本身的关系。普契尼的传记作者克莱门斯·霍斯林格尔认为事情也许和一个出于嫉妒而“反对作曲家的小集团有关”。传记作者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演出一开始，坏蛋们就蠢蠢欲动。随着演出的进行，吵闹、嘲笑、嘘声和口哨声愈演愈烈，震耳欲聋，还不时传来‘旧货’的叫骂声。她们攻击的首要目标是斯托尔基奥，她与托斯卡尼尼的关系很亲密。辱骂、叫骂使斯托尔基奥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因愤怒和伤心而精神崩溃、失声痛哭。”（杨宏芹译）目睹这场闹剧的剧院经理朱利奥·加蒂-卡萨扎（Giulio Gatti-Casazza）补充说：“第二幕里，观众对蝴蝶夫人和军官的二重唱以及‘花之歌’二重唱报以友好的掌声，但其余都是灾难。”当演出的大幕落下时，剧院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一丁点儿的欢呼声，没有一丝响声。什么都没有！《蝴蝶夫人》死了，被埋葬了。” 这极大地打击了普契尼的情绪。他“拉长着脸，愁容满面，吃惊地望着眼前出人意料的这一切”，不明白那帮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甚至好多天之后都不能从这次惨败中振作起来。不过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作品还是怀有信心的。在1904年2月22日给罗西娜·斯托尔奇奥的信中，普契尼一方面歉疚地说：“我的蝴蝶，多情的小姑娘，将要离开我了。你的离别好像带走了我作品中最美好、最富有诗意的那一部分，我想《蝴蝶夫人》没有了罗西娜就好像没有了灵魂，多么可惜啊！你经过了多次的兴奋和紧张，贡献出那么卓越的才智，却得到粗鲁的报答。这是多么令人不快啊……”同时表示：“但我深信这些可怕的印象会很快地从我们的脑子里消逝……” 普契尼毕竟不会被失败击倒。他听从了指挥托斯卡尼尼的劝告，将歌剧过长的第二幕分为两场，并加入间奏；同时对一些地方作了进一步的润色。修改本于三个月后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布雷西亚的大剧院（Teatro Grande,Brescia）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05年7月7日在伦敦科文特加登剧院上演时，许多观众都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有几位妇女甚至当场昏厥过去。《蝴蝶夫人》几乎占领了伦敦的整个演出季。此后，歌剧先后在巴黎、维也纳、布拉格、柏林、布鲁塞尔、纽约等地上演，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功。《蝴蝶夫人》被认为是普契尼创作的顶峰之作，公认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部歌剧。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