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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波斯文学中最突出地表现出波斯民族的悲剧意识的作品是菲多尔西（公元940年—1020年）的长篇史诗《列王纪》（又译《王书》）。这部史诗长度为六万双行。该史诗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的时间跨度很长，它描写了波斯民族从传说中的开天辟地时代到公元651 年阿拉伯人灭掉了波斯萨珊王朝时止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年限约在4600年以上。中世纪时期的波斯诗人撰写《列王纪》不是一时的个人的冲动，而是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民族自觉意识。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波斯民族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性和民族自尊心。在菲多尔西生活的年代，阿拉伯人委任波斯人管理波斯的地方政权。因此，在以巴格达为统治中心的阿拉伯帝国四周，这些地方政权拥有相对的独立性。波斯的地方政权表面臣服于阿拉伯帝国政权，实际上各自为政，尽量削弱帝国统治者的影响。在文化思想上，波斯人宣扬波斯文化优越论，尽力激发波斯的民族自尊心，煽动对阿拉伯人的歧视和仇视情绪。在菲而多西生活的当时，就出现了反对阿拉伯统治者的“舒毕思潮”。“舒毕思潮”的实质在于借《古兰经》所宣扬的“各民族及部族一律平等”、“普天下的人皆兄弟”的思想，来反抗阿拉伯帝国统治者的等级统治。在这些思潮的推动下，波斯人抵制使用阿拉伯语，坚持把波斯语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语言。这种斗争的结果产生出一种新的波斯语言，即“达里波斯语”（近代波斯语）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在中世纪时期，不少波斯作家都以搜集、整理和写作古代波斯的英雄故事、古代神话、传说、古代历史故事和伟大历史人物的事迹来激发民族情绪，振奋民族精神。一时间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写作古代列王故事和英雄传奇故事的浪潮。 在菲尔多西以前，就有波斯总督霍拉桑组织门人所写的散文体《王书》。此外，波斯北部萨曼王朝的宫廷诗人塔吉尔曾受王命作《王书》，但只写了一千行，便被仆人杀害。塔吉尔的遗作被菲尔多西收录进自己的作品之中以表示对诗人的纪念。可以说，菲尔多西这部《列王记》的创作是“舒毕思潮”的直接产物。这部史诗既是记录本民族伟大的历史业绩的著作，又是宣扬反抗异族统治、激发民族抗争精神的作品。 菲尔多西创作这部史诗用了30年。他在史诗中说：“30年岁月，我日夜辛苦备尝，我用波斯语拯救了伊朗”。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分三大部分：第一，神话传说；第二，英雄故事；第三，历史故事。其中，英雄故事的篇幅最长，约占全书的一半。《列王纪》中有大小精彩故事约20余个，其中有四个悲剧故事。它们是“王子伊拉治的悲剧”；“少年英雄苏赫拉布的悲剧”；“王子夏沃什的悲剧”；“王子埃斯凡迪亚尔的悲剧”。中文版的《列王纪》仅仅翻译了这部史诗中的“英雄故事”部分中的悲剧英雄的故事。这部分也是全书最精彩动人之处。这四个悲剧故事集中地反映出了古代波斯民族的悲剧意识。 此外，在菲尔多西之后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波斯诗人内扎米（本名阿里亚斯1141年—1209年）。他所创作的著名爱情悲剧——长诗《蕾莉与马杰农》同样深刻地表达了波斯民族的悲剧观念。我们探讨古代波斯民族的悲剧意识，就以这五个悲剧故事为对象。 一、《列王纪》的悲剧意识 从总体上看，《列王纪选》中的四个悲剧都是描写古代英雄的悲剧。这四个悲剧人物都是青年将军，都是地位显赫的王子或贵族。他们陷入悲剧的原因并非是由于性格上的欠缺或者自身犯有重大的过失，而是因为他们是阴谋的受害者，这是自身的宿命，他们是命定中的悲剧人物。 1.伊拉治王子的悲剧： 国王法里东养育了三个儿子：萨勒姆、土尔、伊拉治。国王最喜爱小王子伊拉治。法里东把自己的国土一分为三：把遥远的罗马封给大儿子萨勒姆；把富饶的土兰和中国（指波斯的西北部）封给二儿子土尔；把波斯封给了小王子伊拉治。还在多年前国王法里东为三个儿子赐名时，就预先请星象家给他们看过命相：“从命星上完全可以看穿，伊拉治命中主凶必逢灾难。……他前途多难，命星不强。国王也知道这是天意安排，伊拉治遭逢厄运排解不开。”[1]（P125 ）大哥萨勒姆贪恋王权，有极强的权力欲。他对国王的分封极为不满，他满含怨恨地说：“分封时，父王看我们年纪尚轻，因此欺我们不谙世事办事不公”，“如若说我最年长也最聪明，那就应由我把江山继承。”萨勒姆指责国王：“这是他亲手栽种下一棵毒树，这树结出鲜血之果又涩又苦。”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萨勒姆开始了罪恶的阴谋，并很快地把阴谋变为具体的行动。萨勒姆勾结土尔，结成了反对国王的同盟。国王向小王子说明了争权夺利的冲突的尖锐性和残酷性：“常言道你应为对手灭亡而举行庆宴，否则，对手将摆宴把你祭奠，”并指示他准备打仗，以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伊拉治早就参悟透了人生世相，他对权力和争斗都淡然待之，对国王说：“大地见识过的人已不可数计，多少帝王将相都已长眠地底。”“真主教人不应与人为仇作对。这世界使你们充满幻想，但它使贾姆席德落个什么下场。他最终还是两手空空离开人间，抛下他的宝座也未带走王冠。我与你将来也是一样，生活一世谁也免不了如此下场。”因此，“我本无意于王位江山”。伊拉治打算只身前往两位哥哥那里，以真情消解他们因贪欲而生起的仇恨。但是，老国王法里东还是警告小王子：“蛇口弄险你可应保持清醒，接近毒蛇定然会被它咬伤，毒蛇有毒生来就是这样。孩子呵，你既然心中如此善良，也要预备选好后退的地方。”伊拉治独自赴两个兄长处并说明了自己的思想：“我虽然被封为波斯的国君，但在我眼中江山社稷不值一文。我愿把王冠印信奉送给你们，只求你们对我不要心怀仇恨。我与你们没有厮杀争斗的缘由。……我愿从此远遁山林把日月度过。”但是，两个凶恶的兄长还是把他杀死了。伊拉治生有一女儿，这女儿长大之后又生下一子，这表明伊拉治的生命依然在延续。 通常讲，悲剧冲突的性质是指冲突的双方各自都以消灭掉、否定掉对方的精神思想、意志、利益乃至生命为目的；冲突的双方各自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所以绝不退让和妥协；因此，悲剧冲突是尖锐的、残酷的、你死我活的否定性冲突。伊拉治的悲剧是宫廷权力之争所引起的。但是，这个悲剧冲突的双方并不构成真正实质性的、势均力敌的冲突。仅仅是冲突的一方具有否定对方的目的，而另一方则是避免冲突，主动退让，这就消解了悲剧冲突，而衍化为以恶凌善、以强欺弱的悲剧。波斯诗人面对以恶凌善，以强欺弱的恶行，表示了鲜明的情感倾向性。他们同情善良的人，谴责恶强的丑恶行径。表现出了波斯传统的善恶美丑观念。这种以强凌弱，以恶欺善而导致的悲剧，在审美上给人以痛苦哀伤的感受。它缺乏激扬高蹈的抗争精神，缺乏生命的力度的表现。这与作者思想意识中深深的宿命论观念有紧密的联系，或者说，这种悲剧形式是宿命论悲剧的必然形态。正是宿命论的原因，这个悲剧也就摆脱了传统悲剧之后的复仇形式。它没有善方面的复仇，也没有恶人因恶行遭受到恶报的结局。因为，伊拉治的横死是命定了的，死亡的结局早已在命相中得到了显示。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列维·布留尔所指出来的，它是原始思维的一种表现：不直接从事件本身寻找悲剧的原因，而是在事件之外来寻找结论或说明。 2.少年将军苏赫拉布的悲剧： 波斯伟大的英雄鲁斯塔姆在外出打猎时，他的骏马被土兰人误捉，他为了追寻骏马来到了萨曼冈国。鲁斯塔姆受到国王和民众的热烈欢迎。欢宴之后，鲁斯塔姆处于困乏的醉梦中。这时，萨曼冈国王的女儿、美丽的公主塔赫米娜悄悄来到了鲁斯塔姆的宾馆。塔赫米娜内心仰慕鲁斯塔姆，主动表示了爱慕之情。鲁斯塔姆随即就向国王求婚并得到应允。这短短的婚期之后，鲁斯塔姆就返回了祖国。临行前，鲁斯塔姆把祖传的玉符留给未来的子女。他对公主说，如果生的是姑娘就把玉符佩带在发辫上；如果生的是儿子就把玉符系在手臂上；让祖先遗留的传家之宝——玉符保佑子女的平安。九个月之后，塔赫米娜生下了儿子苏赫拉布。鲁斯塔姆闻讯之后，派人给儿子送来了三颗宝石三袋黄金，祝贺儿子的降生。当时，萨曼冈王国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它的邻国是强大的土兰国。萨曼冈相当于土兰王国的属国，而土兰国是波斯王国的死敌，鲁斯塔姆曾多次打败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因此，他们之间积怨很深。鲁斯塔姆担心自己的儿子的安全，便嘱附公主不要暴露苏赫拉布是鲁斯塔姆的儿子这一秘密，鲁斯塔姆担心土兰人会借机伤害幼小的儿子。苏赫拉布长到14岁时少年英俊，力大无穷，持勇自负。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是鲁斯塔姆时，便对母亲说，他想带领一支军队进攻波斯。苏赫拉布恳求外祖父即萨曼冈的老国王说：“我要出兵波斯请求恩准，我要去寻找我的英雄的父亲。”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听到苏赫拉布将出征波斯，心里暗自高兴，他打算坐收渔人之利。[1]（P177）战争爆发了。 苏赫拉布挥师前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波斯国王卡乌斯不得不派封疆之王、居住在扎别尔斯坦的英雄鲁斯塔姆率军抗击。鲁斯塔姆听说敌军的统帅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少年将军，他万万没想到这位敌军统帅就是自己的儿子。在后来的战争中，儿子苏赫拉布逢人便打听自己父亲鲁斯塔姆的消息，希望能有人告诉他，在敌方阵前的将军中谁是鲁斯塔姆。但是，由于战争形势和彼此的利益需要，被俘的波斯将军和自己一方的土兰将军怎么样都不把谁是鲁斯塔姆指点给苏赫拉布。最后，鲁斯塔姆同苏赫拉布终于在彼此不知晓对方身分的情况下进行生死决战。在战斗中，鲁斯塔姆曾数次要求苏赫拉布停战谈判，双方撤兵，享有和平。但是，苏赫拉布少年气盛，拒绝和平。这场生死之战悲剧性地延续下去。战斗中，鲁斯塔姆几次倒地，都差一点被杀。但是，他冷静而有智谋，他运用激将法刺激少年将军，反而使自己在苏赫拉布的刀下逃生。但最后上天的天枰倾向了鲁斯塔姆一边，命运之星使鲁斯塔姆避过了扑来的死神，而把死神推向了自己的儿子。在搏斗中，苏赫拉布意外失手，被鲁斯塔姆打倒在地，鲁斯塔姆迅速而果断地抽出匕首刺向苏赫拉布。苏赫拉布被自己的父亲鲁斯塔姆杀死了。鲁斯塔姆解开敌人的铠甲，才发现了自己送给儿子的护身玉符。鲁斯塔姆陷入了极度的悲痛和绝望之中。诗人吟咏道：“如若命运不把他置于死地，他们父子还能够生活在一起。如若命中注定他命丧身亡，……不论戴着头盔还是头戴王冠，你我都是猎物到时无一幸免。大限一到人人都要离开人世，离开以后一切情况便一无所知。……我们是同路人不论路短路长，一时结伴，分手后各奔他乡。”[1]（P272） 就苏赫拉布的悲剧性故事而言，可以看出诗人对悲剧冲突的深刻感受和理解。诗人把血融于水的父子亲情放置在两个敌对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之中，使亲情同民族仇恨对立、交织起来。这就使双方之间的否定性更加明显而坚决，悲剧性结局不可避免。因此，史诗构想的这一冲突显得非常尖锐和残酷。悲剧冲突的否定性和尖锐性正是构成真正的悲剧的重要因素。伟大的歌德正基于此而说：“悲剧的关键在于有冲突而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的。”[2]（P122 ）就史诗中的苏赫拉布悲剧而言，其中包含着两种自然基础，其一是父子亲情；其二是民族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这两种情感都是自然的、有自身产生的合理性的，之所以构成了悲剧，正是这两种自然感情发生了冲突与对立。就人物陷入悲剧的方式而言，他们都是因“动机与结果的完全悖反”而毁灭、而痛苦。对于鲁斯塔姆来说：“谁像我如此不幸遭此厄运，垂暮之年亲手杀死骨肉亲人。”[1]（P276 ）“天下风传着这一幕惨剧：亲生儿子竟死在父亲手里。”[1]（P284—285）对于苏赫拉布的悲剧而言：“你勇冠三军率兵千里寻父，寻父不成等待你的竟是一座坟墓。”“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是悲剧主人公陷入悲剧之中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就思想方式而言，悲剧人物对外界形势的分析和判断都是一厢情愿的、或者是片面的；其性格大多具有轻信、任信的特点。许多经典悲剧的主人公都是因此陷入悲剧之中的。例如，俄狄浦斯、得伊阿涅拉、李尔、奥赛罗、马克白斯等人都属于这类悲剧人物。主体的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现象是一种反因果律、反逻辑的现象，主体对于自身陷于悲剧之中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这类型悲剧就具有“自我伤害”的性质，所以就特别地显得哀伤。通过对苏赫拉布悲剧的描写，显示出了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对悲剧美学特征的了解和把握。 3.夏沃什王子的悲剧： 夏沃什是波斯国王卡乌斯的王子。夏沃什的母亲原本是突厥国的公主。她美丽绝伦，因此，王子夏沃什也长得美丽英俊。在王子出生时，国王卡乌斯就曾请星相家为他占卜算命。“术士细察星相发现命中主凶，不禁心中犯难默不作声。他见此子一生顺境不多逆境难免，只有靠真主保佑赐他事事平安。”[1]（P298）为了王子的安全和幸福， 国王便把保护他和培养他成长的任务交给了鲁斯塔姆。夏沃什就成了鲁斯塔姆的养子。光阴荏苒，当夏沃什长大成人后，奉命回到了父王卡乌斯的身旁，国王对他无比喜爱，委任夏沃什帮助自己处理国家大事。但是，灾祸来临了：有一天在宫中，父子俩正在谈话，国王特别宠爱的王妃苏达贝看见了英俊的夏沃什。“苏达贝一见夏沃什的模样，不由自主顿时心神飘荡。她一霎时心乱如麻千头万绪，又如冰块儿烤火，水珠下滴。”[ 1]（P305）王妃利用国王对她的宠爱，便设计让国王命令夏沃什王子经常到后宫里去看他的妹妹们。这样，王妃苏达贝就可以经常见到王子并有机会同他相处。然而，夏沃什非常聪明敏锐。他知道，作为王子经常进出后宫于礼仪伦常皆不相容，而且将会给自己带来大的灾难。因此，他极力摆脱王妃苏达贝的纠缠。王妃借口为王子遴选一位姊妹做妻子，令王子再次进后宫。王子听到父王的命令，但他“仍然怀疑居心叵测的苏达贝，担心她从中破坏充满戒备。他知道这一切全是她的主意，担心她一步步把自己逼入绝地。”[1]（P314）后来，在苏达贝的操纵下， 一方面，把苏达贝亲生的女儿指定为夏沃什的未婚妻，另一方面，苏达贝对夏沃什说：“我这里物色一个美女派到你身边，让她晨夕伺候服侍你茶饭。但现在你在此就要对天明誓，对我要言听计从永不背叛，当国王一旦辞世寿终正寝，你我便成好事正式成亲。……苏达贝的要求遭到王子的拒绝和斥责。苏达贝非常恼火，她自己撕破衣裳，抓破脸颊，大叫大哭，四处奔走，哭诉王子夏沃什企图污辱她。国王卡乌斯半信半疑，但是，他在夏沃什身上没有嗅到任何王妃的香水气味，“看不到他与她接触的迹象。”于是，国王认定是王妃诬陷王子。当国王将严惩王妃时，王子夏沃什又向国王求情。夏沃什知道，国王宠爱王妃，如果杀了王妃，今后国王一旦后悔，他依然要怨恨王子。正在这时，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率军进犯波斯。夏沃什立即主动请缨，代父出征，以摆脱宫中的争斗冲突。在战场上，夏沃什勇敢战斗，大败土兰敌军。土兰国王提出讲和，夏沃什立即同意并上报国王。但是国王卡乌斯坚决不同意议和，反而命令夏沃什赶快进攻，逼他再战。王子夏沃什不愿失信于天下，也不愿多杀伤众生，他处于“两难”的境况之中。最后，夏沃什只好脱离自己的军队，流落异乡为民。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对此非常感动，便把公主法兰吉斯嫁给了夏沃什并分封他们在遥远的边疆定居。由于夏沃什把自己的领地管理得很好，政声很高，引起了国王的疑虑和猜忌，加之奸佞之人向国王挑拨离间，说夏沃什有投奔波斯的打算，因此，国王领兵进攻夏沃什，并杀害了他。诗人感叹道：“一个人循规蹈矩一生善良，但却遭灾罹难得不到好的下场。人世不永，它从不佑助世人，过去的已然过去何必悲痛伤心？福祸顺逆你都应处之泰然，事过之后一切烟消云散。”[1]（P506 ）这个波斯悲剧同著名的希腊悲剧《希波吕托斯》、印度佛经《阿育王经卷第四·鸠那罗因缘品第四》的题材和情节非常相似。以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著名悲剧作家拉辛受希借悲剧《希波吕托斯》的影响创作了同类题材的悲剧《费德尔》，这一悲剧在欧洲家喻户晓，并且同《希波吕托斯》一样，成为了欧洲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剧作家曹禺受《希波吕托斯》和《费德尔》的影响，创作了著名的悲剧《雷雨》。从这一角度看，这类悲剧的题材具有原型母题的性质。 从美学悲剧性来看，菲尔多西在描写夏沃什悲剧时，首先揭示出了他所面临的悲剧冲突的尖锐性和残酷性。王妃苏达贝是一个勇敢的超越者，是恶的象征和体现。她不顾礼仪和伦常，并敢于超越和违犯它们。她具有烈火一样的性格，敢爱敢恨，态度决绝，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就她的行为来讲，具有反伦常、反传统观念的性质，她在自身内心的情欲和伦理的冲突中，选择了情欲，并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敢于作恶。夏沃什是善良的、坚守伦理原则的人。他宁可忍辱负重也不愿违背伦理规范。在王妃阴谋的算计之下，他差一点被蒙上违犯伦理道德的罪名，经过自己的辩白和国王的明察，终于逃脱了美人关，摆脱了死亡的威胁。但是，夏沃什又一次陷入了敌我战争的陷井之中。夏沃什也就再一次陷入了“两难”绝境之中。悲剧性的“两难”是指人物因外部冲突等原因，而使自己陷入了无从选择的境况之中，任何一种选择都将直接导致苦难、毁灭。在“两难”绝境的状态之中的悲剧人物，最具有悲剧性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悲剧主人公无论怎样挣扎，他的结局只能是苦难或毁灭，因此，“两难”的悲剧人物最富于悲剧意味。夏沃什正是这样的悲剧人物。如果同王妃乱伦，就是违反传统伦理规范，将受到严惩；如果拒绝王妃的情欲，必然遭到其无情的报复或诬告。同样，在后来的战场上，如果按照国王的命令继续打仗，就违反了对和约的承诺，将受到天下人的耻笑；而坚持停战，则违背了国王的命令，使自己于叛逆的地位。夏沃什悲剧性的命运和其结局的必然性都深刻而清晰地表现出来。 其次，在对悲剧人物性格特征的表现上，显示出了菲尔多西对悲剧人物性格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天才把握。悲剧人物不同于普通人物之处在于，他们一般都具有性格的坚定性。他们往往按照自己对生活和人生的理解去行动，即便命运使他陷入了苦难或毁灭的境地，他们也敢于拼死抗争，表现出强烈的悲剧精神。夏沃什的悲剧中，苏达贝作为悲剧冲突的一方，是恶的力量的代表。她显示出了人性中邪恶势力的坚定性、顽强性和破坏性。而夏沃什也以自己的胆识和性格的坚定，以及理性的思维能力表现出了鲜明的性格特征。夏沃什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绝不轻信盲从。他以坚毅的性格面对种种厄运。直到死，也不怨天尤人，敢于直面这苦难的人生和悲惨的结局。所以，史诗所描写的夏沃什的悲剧，标志着菲尔多西悲剧美学思想的成熟。 4.王子埃斯凡迪亚尔的悲剧： 波斯国王卡什塔斯帕曾命令王子埃斯凡迪亚尔东征西讨，并许诺说，待天下太平时便把王位传给他。现在天下已太平，但是王子一等再等，国王并没有传位给他的意思。王子埃斯凡迪亚尔向父王提出继承王权的要求。国王命星相术士预测王子的命运。相士在占星之后说，王子“他注定要在扎别尔斯坦丧生，达斯坦扎尔之子结果他的性命。” [ 1] （P511）知道王子命中的这个可怕的结局之后，国王却寻找借口说，鲁斯塔姆恃强一方，对国王不够尊敬。国王为了自己政治权力的稳定，为了削弱外藩势力对自己的潜在的威胁，因此又命王子去把鲁斯塔姆制服并活捉来。之后，再把王位传给他。王子埃斯凡迪亚尔便再一次率军出征。王子自恃金刚不朽之身，刀枪箭矢都伤害不了身体，因此，在同鲁斯塔姆战斗时，气焰张狂，多次击败年老的鲁斯塔姆。王子提出要求，让鲁斯塔姆自缚双手，表示投降。然后乖乖地让军队押送回京。老英雄鲁斯塔姆坚决不愿受此污辱，决心打败王子埃斯凡迪亚尔，灭掉他的气焰。鲁斯塔姆精心策划，认真准备。最后，在战场上鲁斯塔姆用双箭射瞎了王子的双眼，并杀死了王子埃斯凡迪亚尔。埃斯凡迪亚尔的悲剧在于他充当了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他一再被自己的父王所利用。最终陷入了毁灭的命运之中。埃斯凡迪亚尔因为年轻，所以他有着年轻人的缺点。例如，轻信、浮躁、轻敌。他陷入悲剧的方式是“动机和结果完全悖反”。这是菲多尔西塑造的一个具有性格上的弱点的悲剧人物。 二、《蕾莉与马杰农》的悲剧意识 波斯诗人内扎米（1141年—1209年）原名叫阿里亚斯，内扎米是他的笔名，意思是“把珍珠穿在一起”或“有韵律的语调”。内扎米是天才的多产的诗人。他一生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抒情诗和五部长篇叙事诗，后人把这五部长诗合称为《五诗集》。它们是《秘密宝库》（1174年）；《霍斯陆与西琳》（1180年）；《蕾莉与马杰农》（1188年）；《七美人》（1196年）；《亚历山大的故事》（1200年）。在这五部长篇叙事诗中，影响最大的则是《蕾莉与马杰农》。长诗《蕾莉与马杰农》是一部脍炙人口的著名悲剧作品。它早已在波斯民间中以咏唱诗的形式流行，内扎米在其原来的非常成熟的形式上进行了再创造。这是内扎米的再创造之所以成功的基础。这部长诗的故事梗概如下： 小伙子凯伊斯出生阿拉伯部族，他父亲是部落首领，凯伊斯长得非常的英俊漂亮。在他读书的学校中，他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小伙子。与凯伊斯同班的有一个美丽迷人的小姑娘。她的惊人之美，就像星星、月亮都同时涌现在黑夜的天空之上那样地光彩照人，因此，人们称她为“蕾莉”（黑夜）。“凯伊斯一看见她立即心飞神移，他甘愿把心奉献给她作为聘礼。”[3]（P45—46）他们从此相爱。别的同学都在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他们却一直在做着爱情的迷迷糊糊的昏梦。但是，他们只是爱在心里，只是单相思，而没有胆量表白。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都在背后议论纷纷，但是他们俩却毫无所知，依然把心思用在暗送秋波，或彼此品味爱情的种种暗示之上。然而，长期的情感压抑必然要产生出可怕的后果：“爱情自己找到一条火焰的道路——冲了出来。凯伊斯啊走上了狂途。……失去神智的狂热将他深深折磨；……要知道心灵是深渊边上的旅人。一个不小心，一失足便成千古恨。”[3]（P50）有人见凯伊斯如此地颠狂迷恋姑娘，就给他取了一个诨名：“马杰农”即疯狂的人。这样，凯伊斯和蕾莉的家长让辍学回家，各自分开。从此，马杰农再也没有清醒过来，永远地在心灵的爱河中漂浮，时而清醒，时而昏梦。他喃喃地吟咏着自己创作的“嘎扎勒”抒情诗。这些诗句深沉感人，美妙无比，可谓构思奇巧，鬼斧神工，动人心魄。马杰农的父亲因为疼爱独生儿子，眼看儿子很难清醒过来，便硬着头皮去蕾莉家求婚。蕾莉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疯子，便推诿说，待将来把他的疯病治好之后再议。一位体面的有权势的阿拉伯人同情马杰农的悲惨遭遇，决心以权势相压，让蕾莉的部族同意把蕾莉嫁给马杰农，并因此而发生了厮杀，但也无济于事。后来，一位富有的青年伊本·萨拉姆发现了蕾莉惊人之美，就向蕾莉家提亲并得到应允，蕾莉的父亲就把女儿嫁给了伊本·萨拉姆。蕾莉没有抗拒，也无法抗拒这门婚姻。但是她心中依然爱着马杰农，她依然在内心中编织着爱情的梦境。她坚决不与丈夫同床，并打算以死相拼。丈夫出于爱情，只好耐心地等待。 以后，马杰农就走向荒野之中，以天为衣，与兽为友，日夜咏唱自己所作的嘎扎勒情歌。马杰农除了心中思念蕾莉之外，人生中的其他一切都排除心外，真是升华到了超尘出世、大彻大悟、无拘无束、放任旷达、自由任运的境界。 蕾莉的丈夫因爱情上的挫折，精神处于长期抑郁状态，生活的热情慢慢减退，终于在一次慢性疾病的侵犯下死去。“丈夫死去了，蕾莉也流下了眼泪，虽然她的流泪说不出什么道理。……在这悲痛的时刻她没有哭丈夫。她穿起了一身最最隆重的丧服。”[3]（P281 ）以后的两年之中，蕾莉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同任何人往来。蕾莉因听到了人们咏唱的马杰农的情歌而感动不已。还有热心的人为她传递马杰农的情诗和信息。又一个秋天来临了，蕾莉染上了热病死去。马杰农得知蕾莉的死讯，便疯狂地从荒野跑向蕾莉的坟墓。马杰农深情地拥抱着蕾莉的坟莹，一动不动地静静地等待着死亡。他的朋友——野兽群围绕在他身旁，长久不离去。一年之后，直到马杰农的尸体已经腐烂，只剩下白色的骨架时，这些野兽才离去，重回荒野。人们这才敢走近这座坟墓，才得以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人们把这一对生死不逾的情人埋葬在一起，终于满足了这对情人“生不同床死同穴”美好愿望。蕾莉和马杰农的情死，正如中国古典作家冯梦龙所说：“情生爱，爱复生情。情爱相生而不已，则必有死亡灭绝之事。”[4]（P189）“死者生之，而生者死之， 情之能颠倒人一至于此。”[4]（P203）岁月流逝， 后世的情人都来拜谒这座爱情之墓，并借它表明心迹，盟誓作证。 这部爱情悲剧中蕴含着波斯民族独特而深刻的人生哲学思想。它显示了波斯民族对生命本质和人生悲剧的透彻的领悟以及对爱情的独特理解。 首先，这部悲剧的思想基础建立在古代波斯民族的人生哲学之上。作者是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指出人的生命是一个新生与死亡的必然过程。所谓“盛筵必散”正是死亡的必然性给人类日常生活所笼罩的令人感伤的阴影。内扎米在长诗的前言部分说：“在世界上，一代一代的人都是过客。母亲们都要离开人间。在她身后你呼天唤地——全属枉然。但人类的悲哀比一切海洋都深。”“既然长大成人，总要离开这世界，命定为伟大或小人，有什么区别？”[3]（P22—26）这就揭示出了人生本质的悲剧性。任何美好生命都将随风而逝，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阻挡的。那么，人生中最美好的爱情也终将飘逝而去。在蕾莉死去之后，蕾莉的母亲“她用无尽的眼泪为女儿施洗，……可以听到这样一种最后的感叹，仿佛在那儿叹息的是头上的天。……做着女儿吩咐她做的一切事情，就永远永远地把女儿送入夜空，也不再因为女儿的死呼天抢地，……她也不再为这件事惊吓不已。……”[3]（P290 ）蕾莉母亲这种平静而沉稳地对待生与死的态度，正是波斯民族对待死亡必然性的哲理思考的结果。这种哲学家似的平静态度在几百年之后的哈菲斯的诗句中重又响起：“每个来到尘世的人，脸上都刻着两个字：死亡。”[5]（P32）内扎米所表现的爱情悲剧，没有那种呼天抢地、 惊心动魄的情感轰鸣，他所表现出来的悲剧意识，是一种类似大江大河的无声的无波的平静。但是，这种平静却标志着作者对人生悲剧必然性的深刻认识和独特理解。 其次，内扎米是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来看待爱情——这人生中最瑰丽的、最珍贵的东西。他把两性的爱情置于崇高的地位。正如中国古典作家冯梦龙所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4]（P1 ）内扎米也说道：“人们赞扬他敢承受爱情的重担。他拖负着日月，像玫瑰一样鲜艳。从那朵玫瑰上仅仅有一滴露水落到了我的身上，几乎不见痕迹。但是芬芳的气息却在世间荡漾，这种芬芳永不蒸发，与日月共长。”[3]（P75）诗人表现了马杰农在父亲的带领下，去麦加朝圣， 在叩拜白尔克神庙时，他骇世惊俗的祈祷： “人们强迫我忘掉爱情，身心快活。 天哪，这还不如对我说：你不要活！ 爱情养育了我，它使我变得成熟， 爱情永远事先规划好我的道路。 真主啊，我以我的热情向你起誓， 真主啊，我以你的权力向你起誓： 那一股火焰燃烧得越猛烈越大， 它就在我的血里更炽热地融化； 即使有一天，人间死尸全部腐烂， 我的爱情也还将永远留驻人间。 不管我怎样在缠绵柔情里陶醉， 请把我灌得更醉些吧，直到一死！”[3]（P79） 诗人不仅尊崇爱情激越的力量和能量，而且更赞美精神上的爱情。内扎米就像一个苏菲派哲学家，他以超越肉欲的、以纯净的精神性的态度来看待两性的爱情，他把两性之间的爱情视为类似于宗教信仰活动，视为某种纯粹的精神追求。内扎米不主张禁欲，但是，他尊崇两性爱情活动中的精神契合与情感的真诚。在长诗的卷首，内扎米“对比了连驴子也可以做到的对睡眠和饮食的粗鲁的感官享乐，肯定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最高的价值。”[3]（P4）当马杰农被人叫做疯子的时候， 诗人如此感慨道： “人常说，爱情自生自灭，自己消逝， 既不会触动心灵，也不触动神智。 它来到人间，就为了在人间永驻， 直到人从世界上消失，埋入黄土。 那不是爱情，那只是少年的欢愉。 爱情没有权利消逝了，不留痕迹； 马杰农就因为这种真正的天禀、 完美而不朽的思想受人们赞颂。”[3]（P74） 因此，诗人对于蕾莉和马杰农狂热、真诚和坚定的精神性的爱情给予了高声的讴歌。对于马杰农而言，蕾莉是爱情之神，她仅仅是精神意念中的崇拜对象和炽热信念寄托。当他得知蕾莉死去的消息时，他哭诉着说：“你彻底地去了，从眼前完全消隐，但对我的心来说，你却重又诞生。你的形象应该腐烂，应化为灰烬，好让它在我的幻想里永世长存。”[3]（P293）正因此，他才把自己炽热的爱情和对蕾莉的崇拜、 思念都倾注在自己的歌声和诗篇之中。因此，马杰农如醉如狂、如痴如颠的超常的爱情就具有超尘脱俗的圣洁意味。他为爱情而疯狂、他为爱情而失去理性，这正像过分狂热的宗教徒一样，人们可以惊讶地看待他、可以逗笑他、可以责备他、可以崇敬他、可以同情他，但是，人们绝不会反感他，不会亵渎他，更不会践踏他和蔑视他。同样，蕾莉也是如此。蕾莉对马杰农的爱情也是圣徒对神的爱一样。她只是静静地耐心地等待马杰农，思念马杰农。马杰农对于她，仅仅是心里的春风、是精神上的寄托和慰藉，是能够表达自己心中美妙情感的符号。在蕾莉的丈夫去世之后，她再也没有爱情和婚姻上的障碍和顾虑，她完全可以以偷情的方式，以私奔的方式或其他种种可行的方式同生活在荒野中的马杰农结合。但是，尽管她的思念依旧，但她却没有以任何实际的行动来满足对肉欲的渴望。这正说明蕾莉对爱情的态度。蕾莉与马杰农之间的爱情是纯粹审美的、精神性的爱恋。他们彼此的肉体形象仅仅是精神追求的一种象征符号而已。由于他们的爱情超越了肉欲，超越了功利，超越了世俗的等级界限，超越了一切世俗的庸俗观念，因此，马杰农和蕾莉的爱情之心是自由无拘的，卓然独立的。 综上所述，波斯民族悲剧意识的根本特点是以宿命论的态度看待人生和生命的悲剧必然性；以顺乎自然的随缘任运的态度面对苦难和死亡。在波斯民族的悲剧性文学作品中，已描写了悲剧主体陷入悲剧的两种方式，即主动型的“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类型和被动型的“两难”类型。波斯古典悲剧对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尖锐性和残酷性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表现；由悲剧冲突所导致的悲剧结局，几乎都是一悲到底，以惨烈的死亡或苦难结局，没有印度古典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中经常出现的那种“大团圆”的结局，而这一点，正是波斯悲剧不同于东方其他民族的悲剧之处。 【参考文献】 [1]菲多尔西.列王纪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内扎米.蕾莉与马扎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4]冯梦龙.情史类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4. [5]哈菲斯.哈菲斯抒情诗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原载：《江汉大学学报》200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