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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小说史上，对小说诗学的思考不只是理论家们的工作，而且也是有创意的小说家们的爱好。有些小说家甚至将他们的诗学思考直接插入小说文本。在20世纪，许多作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是他们也另外著文专门讨论小说诗学。这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因此，当我们探讨欧洲小说诗学时，就不能不关注小说家们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索。 作为小说家，米兰·昆德拉（1929— ）自其写作生涯之始，即不断地对自己的小说写作、对小说诗学进行反思。昆德拉的小说中常常有他对小说诗学的思考，有他关于音乐、诗歌、造型艺术等的长篇大论。在他的第一本小说《玩笑》（1967）中，他将沉思和反思看作是最愉悦的事之一。1960年，他写了一本他自谦地称为“小学生的习作”的论文集。虽然是讨论捷克作家万库拉（Vladislav Vanura，1891—1942），他却将其命名为《小说的艺术》，由此可见当时年轻气盛的昆德拉的雄心壮志。在他后来的一系列文章和访谈录中，他都致力于对小说诗学的思考。1986年，其中的七篇以《小说的艺术》（L'art du roman）（注：日文译者名之为《小说的精神》，比多个中文本都用的《小说的艺术》译名更能传神。）之名结集出版。从这书名可以看见他不减的理论雄心和他对自己早年理论习作的难忘之情。1993年，另外九篇以《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之名出版。 虽然昆德拉自谦地称这些文章和访谈录是“一个没有哪怕是一丁点理论雄心的实践者的自白”（注：Milan Kundera，L' art du roman，Paris：Gallimard，1995，p.7.（以下注文中均使用简称《艺术》，与此书有关的页码均为此版本。）），它们却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昆德拉的思考对当代小说诗学的贡献有多大，当然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的诗学思考虽然不成体系，但却有不少真知灼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小说，理解现代西方小说史，而且对于我们的小说诗学的探讨，也是大有裨益的。 昆德拉很执着地将自己的小说定义为“欧洲小说”（roman européen）传统的清醒延续。“欧洲小说”并非昆德拉独创。但他对这一概念的持续强调，却引起了西方的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研究者们对于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小说源流和特征的认真反思。对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来说，对于“欧洲小说”这一概念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小说和广义的“现代小说”的源流和脉络，正确理解并合理评价昆德拉小说写作的文学价值、文化蕴含和历史意义。 昆德拉的“欧洲小说”观 昆德拉将自己的思考定位于所谓的“欧洲小说”。 使用地理学的概念来将文学分为洲别文学和国别文学，是近代以来文学史家们惯用的方法。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同一个地理环境中的共同体（communauté/community，大可到一个洲，小可到一个部落、村落或者现代城市中的社团）中的人们，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形成一种共同意识（当然是在演进中的传统），而这种意识使他们的自我身份得以确立和确认。文学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字表达，传达和承载着共同体的意识。 一个民族（nation）通过艺术完成其自我认知（self-recognition）、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和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在文学中，一个种族（race）——这里是指一个语言共同体（linguistic community）——面对（confronts）自己的雄心与绝望（its own aspirations and despairs）。我们会从中发现它与自己的谈话，它与它者们（others）的争执（quarrel），它的内在思想（inner thoughts）和外在经验（outer experience），它的隐私思想（private meditations）和它的公开言论（public utterances）。（注：Pat Rogers，ed.，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London：Guild Publishing，1987，p.V.） 因此，从这种地理人类学的共同体中产生的作品，在表达人类普遍意识（如钱锺书先生简洁描述的那样：“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注：钱锺书：《谈艺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增订版第1版，第1页。））的同时，就带上了各个共同体的色彩。 欧洲各国家的历史不尽相同，欧洲人也是由许多来源不同的民族组成的。然而，由于中世纪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和文艺复兴以来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共同自觉继承，欧洲人形成了一个超越国家、民族和语言的文化共同体。（注：类似的例子是以中国文化为纽带形成的在历史上超越中华帝国的“中国世界”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所形成的“伊斯兰世界”。） 昆德拉使用“欧洲小说”这一术语，不仅是为了与中国小说、日本小说等加以区别，更是为了强调“欧洲小说”所承载的特性：“我所谓的欧洲小说，在现代之初形成于欧洲南部，自成历史，并在随后扩展它的空间到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之外（尤其是南北美洲）。”（注：《艺术》，第176，13—14，14，14，14，15，17，15，176，176页。） 在欧洲这个文化共同体中，小说的演进史，在昆德拉看来就好像是一场接力跑： 先是意大利和博迦丘，这位欧洲小说的先驱者；随后是拉伯雷的法国；接着是塞万提斯和流浪汉小说的西班牙；在18世纪，是伟大的英国小说；在这一世纪末，歌德的德国加入进来；19世纪完全属于法国，但在这一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俄罗斯小说加入，而斯堪的纳维亚小说紧随其后。到了20世纪，是中欧和卡夫卡、穆齐尔（Musil）、布洛赫（Broch）和贡布洛维奇（Gombrowicz）一起的冒险。（注：Milan Kundera，Les testaments trahis，Paris：Gallimard，1995，p.42，p.43，p.41，p.42，p.42。（以下注文中均使用简称《遗嘱》，与此书有关的页码均为此版本。）） 在这一历史演进中，欧洲不同的地区一个一个渐次醒来，在各自的独特性中自我肯定，并融入到共同的欧洲意识中去。（注：Milan Kundera，Les testaments trahis，Paris：Gallimard，1995，p.42，p.43，p.41，p.42，p.42。（以下注文中均使用简称《遗嘱》，与此书有关的页码均为此版本。）） 西方小说（roman/novel），兴起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欧洲各国都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与中世纪的罗曼司（romance）相比，其功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从前它不过是人们在茶余饭后进行的满足想象力和情感的轻松消遣物，但现在它却表达从前由史诗、编年史、道德文章、圣书和部分诗歌表达的各种愿望、责任和不安。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由于它的发行量极大，它就成了面向各种阶层的人的最重要的文学传播手段。（注：R.M.Albérès，Histoire du roman moderne，nouvelle édition，Paris：Albin Michel，1963，p.7.） 与此相关，小说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 在小说中，西方人找得到一切：所有他所发明的，和所有超越于他的，即他的命运。小说为每一个精神家族都提供它的精选营养：为实证精神，它提供了社会研究——今天正在嬗变中的国家使社会研究仍然令人感兴趣；为敏感的心灵，它提供了残酷而细腻的心理分析游戏——20世纪的精神分析以其沉潜到心理深渊深层的实践更新了这个游戏；它为论战者们提供了介入现状的契机；为有命运感的人，它提供了对人类的处境或者世界的非人道性不断的考问；并且，它也为所有人提供了曲折故事、冒险经历和童话里可享受的孩子般的乐趣。小说充当了许多的角色：听忏神甫、政委、保姆、时事新闻记者、术士、密教士。（注：R.M.Albérès，Histoire du roman moderne，nouvelle édition，Paris：Albin Michel，1963，p.7.） “欧洲小说”的特质 昆德拉特别声明，他的“欧洲小说”概念并不是出于地理因素的考虑，而且他心目中的“欧洲小说”，并不简单等同于“欧洲人写的小说”。而且，他的“欧洲小说”也不包括欧洲在希腊、罗马时代和中世纪一千五百年间的散文性叙事作品（即古代小说）。它指的是“作为进入现代（les Temps modernes/the Modern Times）以来的欧洲历史之组成部分的小说”。（注：Milan Kundera，Les testaments trahis，Paris：Gallimard，1995，p.42，p.43，p.41，p.42，p.42。（以下注文中均使用简称《遗嘱》，与此书有关的页码均为此版本。）） 西方进入现代史的标志性事件，或者说关键性事件，是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随着西欧各国的殖民扩张，世界其它地区渐次被拖入了现代阶段。 在《小说的艺术》开篇文章《塞万提斯的遗产》中，昆德拉特别提到著名哲学家胡塞尔1935年分别在维也纳和布拉格所作的关于欧洲人文危机的著名的学术报告。“危机的根源，他相信是在现代之初，已经潜藏在伽里略和笛卡尔的思想中，潜藏在表现为具有单向主义特点的欧洲科学中——它将世界缩减为数学和技术研究的简单对象，将他所说的活生生的世界从视野中逐出去。”（注：《艺术》，第176，13—14，14，14，14，15，17，15，176，176页。）和许多现代思想家一样，昆德拉批评“科学的突飞猛进将人推进了专门学科的隧道中。专业知识越多，人越看不清楚世界整体，也看不清自己。”（注：《艺术》，第176，13—14，14，14，14，15，17，15，176，176页。）他由此联想到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的“漂亮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表达式：“是的被遗忘”（l'oubli de l'être）。（注：《艺术》，第176，13—14，14，14，14，15，17，15，176，176页。） 昆德拉对于“是的被遗忘”作了如此的解释： 在笛卡尔思想的影响下，作为“大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人对于那些诸如技术的、政治的、历史（Histoire）的力量而言，变成一个简单的物，并被这些力量超越和占有。对于这些力量而言，人的具体的存在，他的“活生生的世界”不再具有任何价值，不再引起任何兴趣：人隐没了，在（现代）开初即被遗忘了。（注：《艺术》，第176，13—14，14，14，14，15，17，15，176，176页。） 笛卡尔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及其它著作为现代哲学和科学提供了新的逻辑和方法，因此，他被看作现代思想的奠基人。然而昆德拉指出，现代的奠基人不仅是笛卡尔，还应加上塞万提斯。“如果说哲学和科学确实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随着塞万提斯，一个伟大的欧洲艺术形成了，而它恰恰就是对于这被遗忘的存在的探索。”（注：《艺术》，第176，13—14，14，14，14，15，17，15，176，176页。）“因此，现代世界诞生了，而作为它的写照和模型的小说和它一起诞生。”（注：《艺术》，第176，13—14，14，14，14，15，17，15，176，176页。）昆德拉认为，自从现代之始，小说就一直忠实地伴随着人，捍卫着具体的生活，免得它落入“是的被遗忘”状态。因此，欧洲小说的演进被他看作是对于现代性（modernité/modernity）所引起的“是的被遗忘”的一场持续的斗争。昆德拉指出，海德格尔在其名著《是与时》（Sein und Zeit/Being and Time，1927）（注：熊伟等将Sein und Zeit译为《存在与时间》，不准确。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西方语言中既是系动词又是哲学核心词的“是”字之汉译问题，有许多讨论。）中所分析的所有存在的主题，其实都已经被四百年来的欧洲小说揭示和启示了： 一个接一个，小说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与塞万提斯的同代人一起，它质询什么是冒险；与萨缪尔·理查生一起，它开始考察‘内心活动’，揭示隐秘的感情生活；和巴尔扎克一起，它发现人和历史（Histoire）的根本关联；和福楼拜一起，它的探索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未知之地中；和托尔斯泰一起，它趋向于探索非理性对人的决定和行为的影响。它探讨时间：和马塞尔·普鲁斯特一起，它探讨无法捕捉的过去；和詹姆斯·乔伊斯一起，它探讨无法捕捉的现在。和托马斯·曼一起，它探讨来自远古但却遥领我们现在的脚步的神话如何发生作用。等等。（注：《艺术》，第176，13—14，14，14，14，15，17，15，176，176页。） 对于现代西方人来说，小说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人。 真正的创造者不是为了无意义的描画乐趣而去描画。无论他是否愿意，他是否知晓，当他在他创造的人物中寻找时，他所作的，就是在笼罩着所有人的阴翳中投下一些微光；就是让他笔下分散、陌生、迷失的生灵们忏悔，而如果没有他的话他们将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邪恶；就是给他们展示在他们灵魂里蠕动的阴暗的兽，以便他们在被搅得不安、恐惧的同时，也许“最终看见自己的真面目”并自思。（……）真正的小说是些隐秘的问卷。（注：Charles Plisnier，Roman，Paris：Grasset，1954；in M.-A.Baudiouy et R.Moussay éd.，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nouvelle édition 1976，Paris：Hatier，1980，p.146.） 所以，小说甚至被看作是现代欧洲人文化身份的载体：“小说给了欧洲人的探寻以最有力和最丰富的文化表达。可以从中找到一切，它是一种对自由的练习，而欧洲人借以产生和维护自己的身份。”（注：Jacqueline Lévy-Valensi et Alain Fenet（dir.），Le roman et l' Europe，Paris：PUF，1997，p.10.） 昆德拉说：“由于它（欧洲小说）形式的丰富多样，由于它演进的令人目眩的高强度，由于它的社会作用，在其它文明当中，没有任何可以和欧洲小说（以及欧洲音乐）相比拟的。”（注：《艺术》，第176，13—14，14，14，14，15，17，15，176，176页。）这话很容易让非西方读者联想到欧洲中心主义。事实上，正是因为欧洲最先进入“现代”阶段，“现代性”在欧洲和广义的“西方”得到了远比其它地区更为充分的发育和发展，西方作家也比其它地区的作家们更早、更深、更多地注意和思考了“现代社会”的问题。昆德拉的断言是对历史事实的认定，而非出于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 “欧洲小说”即“现代性小说”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于“现代性”这个词语做些解释。“现代”虽然源于对历时性的时间更替所自然造成的时间距离远近的界定，但更多的是着眼于社会形态，尤其是人的精神状态（mentalité/mentality）的迥异。判定一个共同体是否“现代”，最重要的标志在于该共同体的价值观是“传统”（tradition）还是“现代性”（modernité/modernity）占主导地位。具体到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是看其所呈现的价值取向、审美观。英国文学史家弗莱泽说： 在文学中人们叫做“‘现代性’（modernity）的东西，在所有国家的表现都有些共同特点。（……）如果我们把一部作品定性为现代的（modern），我们不只是说它出版于五年前或十年前，五十年前或六十年前，或者是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当我们说一部作品是现代的，我们就赋予了它某些本质（intrinsic qualities），虽然这些本质不是那么很明确。我们可以在卡图卢斯（注：Gaius Valerius Catullus（约前84—约前54），古罗马诗人，其诗作对文艺复兴和后世欧洲抒情诗的发展很有影响。）那里找到一些“现代的”东西，而在维吉尔（注：Publius Vergilius Maro（约前70—约前19），古罗马诗人，以《埃涅阿斯纪》（一译《伊尼特》）而享名于当时和后世。）那里就找不到；在维庸（注：Francois Villon（1431—约146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那里找得到，而在龙萨（注：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法国七星诗社主要代表诗人。）那里找不到；在多恩（注：John Donne（约1572—1631），英国诗人，玄学派诗歌的主要代表。）那里找得到，而在斯宾塞（注：Edmund Spencer（1552—1599），英国诗人，诗体完美，富于音乐性，被称为“斯宾塞体”。）那里找不到；在克拉夫（注：Arthur Hugh Clough（1819—1861），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那里找得到，而在丁尼生（注：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继承浪漫主义传统，诗作技巧娴熟，词藻富丽，语言富音乐性。）那里找不到。 “现代”的发生，源自于西方（基本上是西欧）的历史嬗变。它酝酿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逐渐向邻国扩散。到了1750年，西欧诸国大部分进入了“现代社会”。随着西欧诸国在地理大发现以后的商业和殖民扩张，世界其它地区自足演进的历史进程被打断，被渐次拖进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被动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所以，横向观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在同一时段上，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不尽相同，所经历的社会和经济形态也不完全一致（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经历了马克思从西欧历史归纳出来的演变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然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却已经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嬗变，虽然各自的“传统”之内涵大不相同。 在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集体价值观，审美重视古典，参照系是往昔的历史。而在现代社会里，个人可以甚至必须来决定自己的价值取向，文化重视创新，人们的心态是面向未知的将来。各民族的传统各有不同，但进入了“现代”以后却有着精神特质的相同和相似。 “现代”发端于西欧，并在西欧以及广义的西方获得了充分的发展。通过对昆德拉陈述他的“欧洲小说”论的上下文的查考，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他的“欧洲小说”与“现代性小说”同义。证诸“现代”由西欧向周边扩展的历史事实，昆德拉如下的宣称是有道理的：“法国小说、英国小说或者匈牙利小说，并不是在创造它们各自独立自足的历史（histoire autonome），而是参与一个超民族（supranationale）的、共同的历史。只有在这一历史所形成的特别背景中，欧洲小说整体演进的意义和个别作品的价值才能够显示出来。”（注：Milan Kundera，Les testaments trahis，Paris：Gallimard，1995，p.42，p.43，p.41，p.42，p.42。（以下注文中均使用简称《遗嘱》，与此书有关的页码均为此版本。）） “欧洲小说”的超地域性 在《七十三个词》的《（欧洲）小说》词条中，昆德拉指出：“（通常所谓“小说”那样的）小说（统一的和连续的演进）历史并不存在。只有小说的诸种历史：中国小说、希腊—罗马小说、日本小说、中世纪小说、等等。”（注：《艺术》，第176，13—14，14，14，14，15，17，15，176，176页。）就是说，在进入“现代”以前，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小说形态和小说历史，它们基本上是自足的（autonome）。在许多非西方国家都有两个小说史：一个是受到西方小说影响之前的“传统小说”史，一个是受到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现代小说”史。 这样看来，在昆德拉“欧洲小说”的概念中，作为形容词的“欧洲”，并不是单纯地出于地理因素的考虑，因此，它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其内涵的限定性和地理的宽泛性。所以当昆德拉将美洲小说纳入了他的“欧洲小说”的范围之中，他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昆德拉的“欧洲小说”有其特殊含义，许多在欧洲产生的小说其实并不被昆德拉纳入到他的“欧洲小说”的考虑当中，而欧洲之外的小说只有当其符合昆德拉设定的条件以后，才会被他当成他的“欧洲小说”的组成部分，如20世纪20、30年代以来在北美产生的小说，和60年代以来在拉美产生的小说。（注：Milan Kundera，Les testaments trahis，Paris：Gallimard，1995，p.42，p.43，p.41，p.42，p.42。（以下注文中均使用简称《遗嘱》，与此书有关的页码均为此版本。）） 美国小说到20世纪初，还处于向欧洲学习的阶段。德莱赛和辛克莱两位都深受法国自然主义小说的影响。但在一次大战以后，由格特鲁德·斯坦因召集起来的海明威、斯科特·费茨杰拉德、亨利·米勒、理查·赖特等人的作品开始引起欧洲文坛的极大关注。有些评论家甚至说西方文学自此进入了“美国小说的时代”。60年代，拉丁美洲小说在承继“欧洲小说”传统的基础上，自成一格，以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大“爆发”而引起全球注意，不仅丰富了“欧洲小说”的内涵与传统，而且将“欧洲小说”的地理边界推广到广袤的美洲。 由于西方式的现代化在非西方文明地区的推进，使得地理上非西方的国家，也可能产生出来与“欧洲小说”的内涵契合的小说作品。即使有一天昆德拉将非洲小说、中国小说都纳入到这一范畴中去，也不是荒诞无稽的了。事实上，南非、日本、以色列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欧洲小说”（即“现代性小说”或者“现代派小说”）的构成部分。 1986年非洲黑人作家索因卡获诺贝尔文学奖，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奖，都是现代性小说在非西方国家取得可观成就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大江健三郎早期私淑萨特、加缪，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描绘和分析。据大江健三郎研究专家霍士富博士介绍，大江在90年代以来的写作，深受昆德拉影响。 由昆德拉“欧洲小说”的概念，我们也可以明白，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多授予欧美作家的事实，其中固然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出于文学性的考量。大部分获奖作家的小说作品，在今天仍然是公认的杰作，因为它们的探讨，进入到了人类存在的深层。而一直有志于夺得诺贝尔奖的一些中国作家，既缺乏现代意识，又不具备普遍的人类情怀，作品不过是昆德拉所谓的“文学死胎”（oeuvre mort-née）而已。 结论 昆德拉的“欧洲小说”论，既是对于欧洲小说特质的高度把握，又是对欧洲小说向广义的西方和广袤的非西方世界扩展之内在逻辑的精当指陈。昆德拉对“欧洲小说”传统近乎偏执的捍卫，和他在自己写作中对这一传统清醒自觉的承继，提醒我们应认真思考小说的精神。透过对“欧洲小说”这一概念的解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欧洲小说的精髓和演进脉络，更好地理解昆德拉的思想和作品，也更好理解许多其他作家的写作。 原载：《当代外国文学》2005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