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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晓约翰·班维尔的名字，是借了早两年他以小说《海》拿到布克奖的东风。我们对这位大作家的其他作品浑然不知，包括1976年荣获布莱克纪念奖的《哥白尼》。在那本书中，班维尔着力描写了哥白尼和开普勒这两位天文学史上同时代齐名的大家；可惜我们只能在翻开《布拉格:一座城市的幽暗记忆》细读时，才能知道这位作家对15——17世纪欧洲天文学“地震”历史的熟稔。 班维尔在“诗人与城市”系列中选择写布拉格，或许正是出于这一点知识积累带来的底气:布拉格，在他眼里，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见证了天文学史上的一次伟大握手——1600年，开普勒在这里见到了当时的天文学界巨擘，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第谷·布拉厄，从而得以利用后者积累的大量宝贵资料。除此之外，班维尔对捷克历史的简单了解是通过下载网上资料取得的，他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好像生怕读者轻率地佩服他的博闻广记——这简直是任何人开读此书后的第一印象。 作家与作家间的共鸣永远是让人折服的:班维尔不出意外地提到了《审判》。巨人卡夫卡把他的忧郁得能杀人的眼神永久地注入了这座城市的气质之中，约瑟夫·K的结局，卡夫卡说得明白:“反抗是毫无用处的。他即使反抗，给他的同行者制造些困难，靠搏斗来夺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称不上是英雄。”带着K的记忆，班维尔见到了在那座城市迎接他的朋友们，谈话始终笼罩着忧郁的氛围，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布拉格还处在“七七宪章”运动后的恐怖时期，盘踞在宝座上的胡萨克更加凶悍了。一切都让人想起卡夫卡，想起布拉格一波三折、一唱三叹的历史:14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辖下的“北罗马”，15世纪迎来了扬·胡斯战争，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二世把他的抑郁症写入布拉格城志，1620年，缘起于新教革命的宗教战争爆发，布拉格血流成河，连开普勒安静的书桌都被掀翻了，直到瑞典军队千里迢迢杀到城里。20世纪以后的事就不用多说了，在欧洲这个大覆巢下，捷克、波兰这些东欧国家一直处于遭罪最深的“完卵”之列。 可是巴黎呢？班维尔莫非没读过波德莱尔，不知道巴黎也是“忧郁”的么？然而忧郁和忧郁是如此不同，在班维尔眼里，巴黎是盛行表面文章的地方，巴黎人从没有过过密探横行道路以目的日子。他不无讽刺地回忆道:“60年代……在巴黎的花神或双叟咖啡馆，我也只看到了大量美国游客，从未发现萨特和波伏瓦在咖啡馆里埋头工作的影儿。当年那个囊中羞涩的爱尔兰小伙子在首次巴黎之行中，居然敢在它貌似温柔的昂贵之地冒险来去，想想真是不可思议。”而布拉格呢？著名的斯拉维亚咖啡馆里还弥漫着里尔克和卡夫卡留下的气息，塞弗尔特是这里的常客，哈维尔总统亲自过问咖啡馆的经营。“斯拉维亚的主顾们都不太像文学人士，不是衣着不够光鲜也不可爱的年轻人，就是衣衫褴褛的中年人。我觉得，惟有在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当中，还可以辨认出一缕残存不灭的智慧之光。”言下之意，布拉格不尚名气，不搞帮派；捷克的黑暗时代没有产出若干发传单、搞讲座、写社论、时不时常应邀去西方做个报告的思想领袖(显然催生萨特的法国还不够“黑暗”)，只有千百万普通捷克百姓(如“有文化的小老太太们”)在交谈、阅读、思考、等待。他们的文化偶像是塞弗尔特，一个未老先衰，下肢残疾，连出趟家门都多有不便的抒情诗人。 这是班维尔的布拉格，她那带有强烈宿命感的历史注出了“自由”二字的浓度。而巴黎的自由是闲逛者的自由，她的忧郁留给美国人埃德蒙·怀特去体味才合适:这个同性恋者在巴黎待了20年，吃透了那由波德莱尔首倡，经瓦尔特·本雅明阐释后，成了欲识巴黎者必取不可的“闲逛”精神。“波德莱尔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位表演艺术家……他的理想是成为有钱有闲的男子，甚至是玩腻了的纨绔子弟”，这个大活宝不知道什么叫政治的高压，跟梅毒和自找的贫困肉搏了一辈子。在波德莱尔死后，巴黎，这个曾经鄙视过他的“欧洲之都”带着他文字里的喧嚣、唯美走进了现代，到20世纪用文化思想的驳杂纷呈勾搭世界的目光，以至现在，正如怀特所提到的，走进萨特之后无大家、福柯之后无大哲的窘境。 对作家而言，一座城市之“有味道”，根本上源于与其本人的气质之契合，在这之间，他所熟谙的文化或历史名人则充作了桥梁，也把作家与普通的观光者的距离拉开了。19世纪的佛罗伦萨也和巴黎一样自由，因为市民不文明、市容肮脏而享有“臭都”之名，但她的强项不在开放，而在自恋，故而吸引了戴维·李维特这样艺术敏感度超强的作家，他打捞出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的故事，给这座城市的精致作注脚。彼得·凯瑞的悉尼似乎是找不出什么数得出来的作家了，所以，他的记忆中满是森林野火的烟味，是把屋顶掀进大海的西风，是既壮美又阴森难测的峡谷，吸引欧洲流放犯的后代去保存自己的野性。然而，代表悉尼文化的粗犷、狂野也并非完全健康。白人拓荒者们曾有两年颗粒无收；悉尼湾只适合土著人生存，这令后来的种族压迫更加残酷暴虐。凯瑞从解剖城市特性入手，进而忧虑于民族性中的暗斑:澳洲的习俗里没有感恩节，“这绝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些作家都在各自的城市里找到了居住下去的理由:气质相投，故土难离，或者像巴西人鲁伊·卡斯特罗那样，觉得里约热内卢诱惑太多，魅力太巨，或者像爱尔兰人班维尔那样，作为一个外国人，体会到与布拉格深沉的共命感。不熟悉其历史也不要紧，布拉格有扬·聂鲁达，有卡夫卡，有塞弗尔特，有瓦茨拉夫·哈维尔——一流的文化人一定会在这些人的作品中找到进入城市的方法，而且用最短的时间触摸到城市的“幽暗”。 (“作家与城市”系列，包括约翰·班维尔的《布拉格》、鲁伊·卡斯特罗的《里约热内卢》、彼得·凯瑞的《悉尼》、戴维·李维特的《佛罗伦萨》、埃德蒙·怀特的《巴黎》5种，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版) 原载：《文学报》2007-11-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