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02-1988)同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虽然与老子、庄子相距二千多年,是中西不同时代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和人格都闪现着中国古代道家的智慧和思想,这或许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汇的结晶。
酷爱东方哲学的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直接或间接地从老庄那里汲取了营养。据梭罗的传记作者桑伯恩的记载,梭罗于1837年认识爱默生时,爱默生就将东方典籍推荐给了梭罗,不久梭罗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些古书是多么动人心魄,荷马、孔子的情趣是多么高贵!”[1] 1843年梭罗为《日晷》杂志编辑“伦理典籍”栏目时,分别在四月和十月两期中对中国古籍进行专栏介绍;而在《在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瓦尔登湖》等作品里,梭罗还经常引用这些典籍,所以林语堂说:“就其整个人生观来说,梭罗在所有美国作家中最具中国情趣。作为中国人,我感到与梭罗心心相通。”[2] 同样,深受五四文学影响的沈从文,其作品也无不体现了西方浪漫主义的思想。“在整体倾向上,沈从文的创作带着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对美——‘生命’自由的炽热追求与对人间远景凝眸的幻想情绪,不仅笼罩在他的以乡土为题材创作的主体画幅上,甚至涵盖着他的全部创作。”[3] 沈从文自己也说要“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4] 同时生长在湘西楚地的沈从文又深受老庄诗学的影响,“真正从传统道家文化中汲取、开掘可资利用的资源以作为新国民性之建构的,则当属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5]所以本文拟从道家美学的角度来比较沈从文与梭罗的人文思想及其对他们创作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基本精神。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而人是自然界的万物之一,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沈从文、梭罗热爱自然,崇尚人的自然天性,这与道家所推崇的“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致的。梭罗曾说:“我更愿将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栖息者,或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意别人把他看成社会的一分子。”[7] 他认为自己居住在瓦尔登湖也是“按照了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8] 这一点谁也无法动摇他的信念,他自豪地引用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语录勉励自己回到自然怀抱的决心。而沈从文提出“人应当象个生物,尽手足勤劳贴近土地”[9],并且他发现“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下一个空壳……生命已被‘时间’和‘人事’剥蚀快尽了,生存俨然只是烦琐连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10] 所以他一直称自己为“乡下人”,他的一颗心永远属于美丽的湘西世界: 梭罗笔下的湖水也同沈从文一样异曲同工,无不具有了人性美。“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13] 这湖,就象是梭罗眼中的一位纯洁美丽的少女。“泛舟湖上,四处眺望倒影,我发现了一种无可比拟、不能描述的淡蓝色,像浸水的或变色的丝绸,还像青锋宝剑,比之天空还更接近天蓝色,它和那波光的另一面原来的深绿色轮番地闪现。”[14] “它们(湖)比起我们的生命来,不知美了多少,比起我们的性格来,不知透明了多少!我们从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瑕疵。”[15] 瓦尔登湖的鱼,是梭罗心中最高洁的隐士:“赤脚踏水时,你看到在水面下许多英尺的地方有成群的鲈鱼和银鱼,大约只一英寸长,连前者的横行的花纹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你会觉得这种鱼也是不愿意沾染红尘,才到这里来生存的。”[16] “他们有一种异常焰目、超乎自然的美……像花,像宝石,像珠子,是瓦尔登湖水中的动物化了的核或晶体。它们自然是彻头彻尾的瓦尔登。”[17] 而从小生长在水边的翠翠,更是自然的精灵、美的化身!“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有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18] 沈从文与梭罗在对自然讴歌的同时,批判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物欲而破坏自然,提倡简朴的生活方式,这正好体现了老庄减少贪欲、返朴归真的主张。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20]人们对外在的物欲越多,越强烈,精神也就越为之所牵累。所以老子主张一种恬淡简朴的生活,心灵永远保持一份自然、宁静,他说:“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21] 随着近代工业化革命的深入,不断膨胀的物欲使人们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在发展的幌子下为所欲为,人们肆虐破坏生态环境,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人类的精神家园几乎毁于一旦。对此梭罗敏锐而深刻地指出:“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葬掉了。”[22] 于是他向沉醉在物欲世界的人们大声呼吁:让“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23] 在梭罗看来大部分的奢侈品,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有妨碍。一旦人们继承了农场、住宅、牲畜和农具,他们就成了土地的奴隶,成了自己财产的财产,工具的工具。看到西方的人们整日沉湎在物欲世界里,梭罗大声疾呼:“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24] 他在《瓦尔登湖》的题词中写道:“我并不想为沮丧写一首颂歌,倒是要像站在自己的栖所抱晓的雄鸡,劲头十足地夸耀”,只为唤醒在物欲世界里沉睡麻木的“邻居们”,倡导人们要生活得“简单,简单,简单啊!”[25]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军阀各自为政,后来更有外强的入侵,即使是湘西那个相对封闭美丽的世界也正在被外力所摧毁,对此沈从文不无痛心地写道:“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26] 而在物欲不断膨胀的世界里,“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控制”[27]。 沈从文认为这种人生便与动物无区别,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面对着这样一个“神”已解体、经济进步和道德退化的时代,沈从文和梭罗都深切体会到美好人性不断失落的危机感。“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的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28] 于是,人成为物的奴隶,导致人性的扭曲。 他们期待着健康人性的复归,追求一种自然的人性,所以沈从文说:“金钱对‘生活’虽好象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29] 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儒教以群体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诸子道法自然,“贵己”、“为我”的思想闪耀着个体主义的光辉。道家个体主义的核心是追求人的自由与独立。沈从文同梭罗都崇尚个人自由,反对强权政治,这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的主张同出一辙。老子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32] 他认为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统治者过分干预人民生活所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33] 因此老子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 [34] 的主张,他认为最好的统治者是让百姓安居乐业,感受不到他的存在,感受不到他的威望和影响,即“太上,不知有之”。[35] 梭罗是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政府只是极少数人的一种工具,它并非依照人民的意愿来运转,因此他呼吁人们“拒绝效忠”不道德、非正义的政府,对其采取“不服从”、不合作的态度;他认为社会应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使人人都有机会按自己的良知行事,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我们必须首先是人,然后才能当臣民。”[36] “我诚心诚意地接受这句座右铭,‘最好的政府是管的最少的政府’。我愿将这句话改为‘最好的政府是什么也不管的政府’……我有权利承担的惟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37] 梭罗还曾因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在政治上沈从文也表现出不介入的中立态度和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我愿意别人莫把我蛮列在什么系什么派,或者什么主义之下,我还不曾想到我真能为某类人认为‘台柱’、‘权威’或‘小卒’。”[38] 他甚至明确声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39] 沈从文坚守着自然本真的人性,坚决反对扭曲的异化的人生形式。“这世界或有在沙漠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造小地作基石,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里供奉的是‘人性’。”[40] 沈从文的写作生涯中,他走着一条既不同于左翼作家,又不与国民党反动文人同流合污的路,面对当时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附庸的现象他曾疾声大呼:“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己经受了什么报应。”[41] 然而这呼声却同当时的大局格格不入,最后导致他不得不放下手中曾视如生命的笔,告别了他所钟爱的文学事业。 老庄美学主张自然人性,反对外物对其进行约束。庄子曾说:“天在内,人在外。……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42] 庄子坚决反对络马首,穿牛鼻这种人为行为,认为这样只会残害自然本性,有违天道,导致事物天性之异化。因此他对人为失真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纵观世界文学历史的长河,正是对自然本真人性的坚守和独立不羁、不趋势媚俗的人格,成就沈从文与梭罗这两位中西作家不朽艺术的源泉。
四 为了认识宇宙,了解自然以得“道”,老子特别强调“静”:“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43]。他认为生命的源头是以静态为根基的,因此老子要求人们致虚、守静,以恢复心灵空明宁静的状态。同老子一样,庄子也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之说。他认为如果自然天道以沉默为其本真,那么,一种近“道”的生活必然是对这种沉默的学习和摹仿,因而他提出“坐忘”与“心斋”的修身之法。 老庄的这种观点在沈从文和梭罗的思想及其作品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沈从文曾多次强调“静”对于他写作的意义:“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44] 沈从文认为只有完全融入自然,“失去自我”后,方可认识“神”,也即“道”:“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花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就都若有了神性……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生物所不能少的。然而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却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45] [1]A·克利斯迪,超验主义中的东方[M],纽约,1932年版,第187页。 [2]林语堂,生活的重要性[M],纽约,1962年版,第122页。 [4][27][30][39][45]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散文(第二集)[C],范桥等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39,131,160,153页。 [5]刘保昌,沈从文与道家文化[J],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三期,第113页。 [7][36] Thoreau,H. D.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Volume V)[M],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6:539,208. [8][13][14][15][16][17][22][23][24][25][31][46][47]亨利·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75,168,188,168,266,5,90,309,85,155,106,91-92页。 [19] 庄子,齐物论·庄子[M],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9页。 [37] Thoreau, H. D. Walden andOther Writings [C]. Bantam Books, New York. 1981:85-86. [42] 庄子,秋水·庄子[M],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6-257页。 [44]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散文第一集[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页。 [48] 沈从文,沉默·沈从文散文第一集[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289页。 [50] 沈从文,从文家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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