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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对于航海与旅行的兴趣，对于遥远国家或民族的关注。因此，关于航海探险方面的著作的翻译、编辑和出版异常活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哈克里特（Richard Hakluyt，C.1552-1616）的《英国航海、旅行和地理发现全书》（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1589-1590）。编译者哈克里特出生于伦敦一个皮革商家庭，1570年入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在随后的若干年中，他结识了两位欧陆著名的地理学家，并与他们保持通信并得到指点。1583年他作为英国驻法使团的随团牧师到达法国。在法国的5年间，他通过访谈、通信、跟踪有关当时英国航海家海外探险信息并收集各种航海旅行材料，为他最终的作品做了大量的准备。1588年，他回到英国，即投入到“全书”的编辑之中。该书第一版在英国皇家海军歼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次年开始出版，篇幅为70万字，按地域分三大部分，即东方、东方与东北方、西方。编辑宗旨是记录英国的海外探险成就，因此哈克里特尽可能地避免收入非英国人的作品。入选的篇章大多为目击者的陈述和真实的商业信函，采用薄古厚今的策略。当时英国探险家的活动区域主要在美洲一带，因此“西方”部分比其他两个部分要大得多。关于中国则所涉有限，仅有全文选录的《曼德维尔游记》和“仅包括中国省份的一个名单”的《摘自1588年由托马斯·坎德什带回的中国大地图的某些笔记或引文》。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覆灭后，英国从一个海上强国逐渐地向大英帝国演变。英国舰队可以基本无所顾忌地在此前葡萄牙、西班牙垄断的一些东方航线上航行。于是，哈克里特也获得了关于东印度贸易的一些航海日志、价格记录和其他的有用信息。以上材料的获得使“航海全书”第二版的篇幅得到很大扩充，是第一版的近三倍，共三大卷，时间跨度也从原来的1500年扩大到1600年；尤其得到加强的是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内容。与第一版基本拒绝国外旅行者材料不同的是，在第二版的第三卷“书信体献词”中哈克里特说他采用了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编辑原则：“虽然我的著作还是以‘英国旅行’为标题，但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不足的地方，我就精心地提供国外的最佳最主要的旅行记。”这就为第二版撤下虚构的曼德维尔游记后如何填补该选集关于中国的信息找到了出路。 哈克里特在这篇“献词”里还说：“因为我们的主要想法是为我们这个地区的自然商品——毛料找到足够大的市场，我发现为达此目的的最合适地方是日本诸岛和中国的北部地区，以及与之相连的鞑靼地区。因此，我在本卷插入了有关上述国家的一些论述，其中一篇是1590年在中国的一个城市澳门用中国纸印刷的拉丁文本，两年后在圣母号大型武装商船上被截获……” 其实，哈克里特所谓被截获的拉丁文本是由桑德（Duarte Sande）撰写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有趣对话，标题是《关于中国及其财富、政府的一篇优秀的记述》（c.1590），被收入“南部与东南部”部分。据美国著名学者劳瑞纳（Donald F.Lach,1917-2000）研究，其最初来源是利玛窦及其他曾深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的报告。该文对中国涉猎广泛，举凡国土面积、城市、人口、财政状况、农业生产、物产资源、瓷器制造及其他工艺、医药、语言、教育、宗教、习俗等等方面无所不谈。尽管作者对中国给予诸多赞美，但对某些方面他还是有所保留甚至批评的。如该文虽说中国的土地肥沃程度超过了东方所有的其他王国，但也同时指出无法与欧洲的富庶和多产相提并论；还说葡萄牙人高估了中国的商品丰富，因为他们的结论仅仅得自于广州一地，而广州也许是整个王国最大的市场。作者对中国宗教的评价亦不高，说儒教犯了偶像崇拜的“罪”等等。由此可见，欧洲人至少在物质文明尤其是宗教信仰方面从16世纪开始即非常自信，不管他们如何赞美中国，中国的优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非是地域性的，而欧洲文明的伟大总是占据主导地位。 这篇关于中国的报道与两个世纪前的《曼德维尔爵士旅行记》（The Voyage and Travel of Sir John Mandeville）中的有关描写已有本质的不同，即关于中国的描述已从中世纪关于“契丹国”的神奇故事进化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较客观写实。这些作者显然对中国已有相当的了解，他们不仅熟悉先前旅行记作者常常报道的物质层面或表面的现象，而且还关注到了语言、教育、宗教、典籍以及体制这些一般旅行者难以直接观察到的更深层次的内容。 《英国航海、旅行、贸易和地理发现全书》（第二版）除了上述的长篇对话外，还收入了其他几篇涉及到中国的游记。例如，《一位英国人大约在1243年旅行到鞑靼，然后从那儿进入波兰和匈牙利》、《柏朗嘉宾教士在大约1246年进行的漫长而神奇的旅行》、《卢卜鲁克的威廉大约撰于1253年的旅行日记》、《里查德·约翰逊收集的笔记和观察记：从俄国到契丹国几条陆路路线》、《鄂多力克教士关于小亚细亚、阿美尼亚、迦勒底、波斯、印度、中国及其它遥远地区的旅行记》、《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等等。显然，这些篇章的作者即旅行者既有英国人，也有欧陆人，时间跨度是从13世纪的中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其中《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1577年英译本）篇幅最大，是威利斯翻译葡萄牙商人佩雷拉的中国旅行记。佩雷拉虽曾是中国的囚犯，死里逃生，但其关于中国（南部）的描写却是赞誉有加。除此之外，本书还收录了英国人对开辟通往契丹国即中国的西北航道的诸多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的信，以及若干为了开辟抵达“契丹国”航线而撰写的“命令”、“记录”一类文字。“英国航海全书”第二版一直未能得到重印，直至20世纪初英国才出了两个重排版本。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到了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还有人称其为“我们现代英国的散文体史诗”。 如果要举出一位17世纪初期在向欧洲传播关于亚洲乃至中国知识方面做出最突出贡献的英国人，那无疑是珀切斯（Samuel Purchas,1575?-1626）。这位英国牧师兼旅行记收藏家在1613年出版了《珀切斯的朝圣，或从开天辟地到目前在所有时代和所有被发现的土地上观察到的世界与宗教记述》（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of Religious Observedinall Agesand Places Discovered,from the Creation unto this Present,1613）。劳端纳曾介绍说：“本书包含了大量的关于地理、文化、历史信息，显示了作者对当时欧洲拥有的关于亚洲的材料了如指掌。……《珀切斯的朝圣》比17世纪初叶的任何一部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关于亚洲的游记都更流行。1626年前共有4个版本。”笔者未能亲眼见到此书，也未见到其他学者关于该书里有关中国内容的介绍和研究。但对于旅行记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无疑是其1625年出版的4卷本《续哈克里特或珀切斯的朝圣》（Hakluytus Posthumusor Purchas His Pilgrimes），据说该著在当时是有史以来篇幅最大的英文出版物。 珀切斯把更多英国之外的关于中国的记述节选到了《续哈克里特或珀切斯的朝圣》里，除了中世纪卢卜鲁克、马可波罗、曼德维尔等的作品外，还有葡萄牙神父克鲁斯、葡萄牙商人、传教士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1509-1583）、佩雷拉、金尼阁，以及许多来华耶稣会士如利玛窦、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1565-1655)、庞迪我（Diegode Pantoja,1571-1618）等神父发自中国的书信。珀切斯像哈克里特那样，是英国向海外扩张的热情鼓吹者，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予高度赞扬，把此书编成之前公司的历次航海记录均予以选录，有的一次航行还选入多人多种航海记。在翻译与重印的部分，还有阿诺德·布朗（Arnold Brown）的日记节选。此人在1617-1623年间曾在万丹、帕坦尼、日本、菲律宾、中国沿海等地旅行，日记中有关于1622年荷兰进攻澳门被击退的描写。根据俄国人的记述，珀切斯撰写了俄国人首次关于中国的目击记，即1618年俄国使团访问中国朝廷的情况。其中除了有关于中国总体印象及万里长城的描写外，还有关于鞑靼地区自西而东的地理划分、物产和宗教。 英国16、17世纪之间30余年内出版的这两部游记文学巨著，为18世纪英国游记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同时其中国记述也为1637年之后英国旅行者踏上中华大地进行直接的商贸、外交与文化交流开辟了先河。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