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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国家的文学界一样，在俄罗斯，一类作家是畅销的通俗文学的英雄，其作品销售量高居榜首，还有另一类作家，他们被看作是高雅文学的巅峰，为整个文化发展进程定位。图书市场的领军人物一一通俗侦探小说的创作者后面再谈，先从最耀眼的著名文学代表人物谈起，他们就是索尔仁尼琴、利莫诺夫和索罗金。 巨匠、海燕和弄潮儿 当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回国时，受到了圣人般的迎接，与凯旋归来相比，如今这位著名作家形单影只。他在自己的祖国，在莫斯科郊区，却如同生活在美国的佛蒙特，高高而密实的栅栏上安装着监测探头。 一方面是索尔仁尼琴本人性格所致，他习惯孤寂的生活，更愿意安宁独处，不喜欢众目睽睽之下的招摇。此外，他不再年轻，已过85岁的耄耋之年。而这位巨匠与世隔绝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行为方式（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方式）令俄罗斯社会失望，或者说令某些重要人物失望。 俄罗斯曾天真地企盼着这位预言家和救星。索尔仁尼琴当然无法胜任重托。不过作家还是可以在电视上谈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但在车臣战争开始后，他却对这场战争只字不提。这首先令亲西方的自由派失望，90年代他们是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索尔仁尼琴为俄罗斯振兴选择的一个推动力是弘扬农民自治思想，即恢复20世纪初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的地方自治。也许，这种思想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农民阶层早在30年代就被斯大林的政策消灭了，犹如冬雪在俄罗斯土地上消融得无影无踪。那个强大阶层的数千万人已所剩无几，他们未必愿意自治，也未必能够创造经济奇迹。这纯粹是政治。 索尔仁尼琴在当代俄罗斯文化界形单影只，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个人的审美视角。索尔仁尼琴基金会设立的文学奖只支持俄罗斯的乡土派作家，而且是那些早就功成名就的人。乡土派作家通常是指那些崇尚古代农民国家和东正教、在政治和文化中不信任西方和非常保守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基金会选中的人有弗拉基米尔·托波罗夫院士和瓦连京·拉斯普京。索尔仁尼琴还不愿意冒险支持未成名作家，不久他的文学奖就找不到人选了，于是在获奖名单上出现已故作家，例如，军事题材作家康斯坦丁·沃罗比约夫，他的卓越才能在生前没有得到赏识。 俄罗斯久久地期盼着索尔仁尼琴写出新书来，这多少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如此长时间地沉默和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新书终于问世了——两卷本的《两百年在一起》，讲述的是犹太人在俄罗斯的沙皇时代和在苏维埃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 这本书并未引起文坛轰动，却将读者分成两个不可调和的政治阵营。乡土派作家接受这本书，而自由派认为它是公然的反犹主义作品。著名记者马克·杰伊奇特别冲动，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大文豪索尔仁尼琴犹如排外主义的一面镜子》。 当然，不能说索尔仁尼琴是排外分子，是反犹分子。无论他的年龄和学识都不足以驾驭这样一个大题目。此外，由索尔仁尼琴来充当法官审判一个民族，也不可能公正。 索尔仁尼琴从一个反对当局的英雄变成了讽刺剧中的主角，成为笑料，甚至成为流言的中心。在政论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新书《索尔仁尼琴——一个神话的破灭》中，指责这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克格勃的奸细，他不朽的《古拉格群岛》是根据国家安全机关的指示写的。 人们只是草率而肤浅地认识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以及那独特的语言，他也因此永远成为历史。俄罗斯崇拜偶像，但对偶像有时又很不公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作家就是先知，它期待先知能够效仿耶稣，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 还有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人——爱德华·利莫诺夫。他才华横溢，在圈内被看作是诗人——我们时代的大抒情诗人。但在大众看来，他是个惹是生非的极端主义政治家。莫斯科州法院不久前决定取缔国家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的领袖就是作家兼诗人利莫诺夫。 我绝对相信，与当局的这场战争将成为利莫诺夫创作的新源泉。他属于很少有的那类作家，每一次困境都能成为狂热创作的动力。 不久前，他在狱中两年半的时间里竟然写出七本书，其中一些激情澎湃，如《似水年华的故事》一书。 任何一股风都能鼓起他创作的风帆。暴风雨越猛烈，诗人就飞得越高。实际上，利莫诺夫就是高尔基讴歌的俄罗斯革命的最后一只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高尔基抛弃了自己平庸的姓氏佩什科夫，选择了一个响亮的笔名——高尔基（在俄语中为苦味的意思），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是痛苦真相的揭示者，利莫诺夫模仿高尔基，放弃了自己的姓氏萨文科，选择了利莫诺夫（柠檬的意思），从而宣布他所揭示的真相更为酸楚。同时柠檬喻意着手雷，我们通常把球状的带有小棱角的手雷称作柠檬，这是恐怖分子喜欢使用的一种武器。 利莫诺夫没拿起武器，而是把社会乖张行为当作武器，与其说是政治挑战，不如说是来自诗歌的挑战。他为激情所驱使，极端主义情绪犹如柔韧的葡萄藤蔓爬满了他的诗歌园地。 如果说，利莫诺夫只是莱蒙托夫笔下决斗者中或维庸笔下的法国被抛弃的人中的一位抒情诗人，那么他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不过是马雅可夫斯基笔下年轻的未来主义者身上的黄色短衫，它颜色鲜艳得令人害怕。在自己的《解析英雄》中他写下了类似政治遗嘱的东西，指示同志们如何将他埋葬。在河边用橡树木架起火堆，用酒精作为燃料，把他安放在木板台上，鸣枪致敬（利莫诺夫特别说明，要在不影响作战行动的情况下）。在最后一刻，他的党内继承人应当用砖头砸开他的头颅，让死者的灵魂自由飞向天空。利莫诺夫像流星似的在天空飞过，而他的那些作家同行们像昏昏欲睡的蜗牛趴在葡萄叶上。他不太走运，出生得太迟了。实际上他属于上个世纪初在意大利、德国和俄罗斯争夺权力的那群“美学奇人”中的一员。我们来回忆一下：尼古拉·布哈林对流血、对维尔哈伦的诗歌的崇拜，或是关于年轻斯大林的诗歌（早在斯大林成为领袖前，这些诗就编入了格鲁吉亚诗集），或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对小市民的肆无忌惮的嘲讽，或是意大利法西斯之父邓南遮的狂妄举动，他甚至会倒在舞厅的地板上狂呼：我想吃，我想吃，我想吃！还有希特勒，他亲自为强击机、旗帜和徽标画草图。利莫诺夫也是这类人。但是为所欲为的时代过去了。如今盛行的是遭到高尔基唾弃的企鹅的价值观。 利莫诺夫像一只孤鸟，无望地去追赶已经消失在历史地平线上的暴风雨。 他是那渐渐退去的暴风雨中的最后一块乌云。 当代俄罗斯文学中还有另一个人。他与政治完全无关。他刚在文学上崭露头角就触犯众怒。 2001年已经走红的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在莫斯科的Ad marginem出版社出版了小说《蓝脂》，2004年突然引起了一场风波，在俄罗斯取消书刊检查后，第一次正式指控一位当代作家散布色情淫秽的作品，这是首都检察院的新闻处宣布的。作家有可能被判处两年监禁，或被处以巨额罚款。事情最终没有闹到法院去。 弗拉基米尔·索罗金（1957年—）在苏联时期作为一名秘密画家起步。起初写小说不是为了广大读者，只是为了给朋友们看。70年代中期索罗金与诗人德米特里·普利戈夫以及散文家维克托·叶罗菲耶夫成立了“叶普索”小组（这个缩略语在俄语中是个骂人的词）。起初在这个小组中，与那两个饶舌的同伴相比，索罗金相当低调，但逐渐地走到前台，因为写的东西胆子越来越大。当时他主要写短篇小说。在改革时代，让他扬名的起先是西方，主要是德国，后来他的名气才回到祖国。小说很快引起了争论。 小说的情节令传统的苏联读者感到震惊。例如在长篇小说《玛丽娜的第十三次爱情》中，持不同政见者玛丽娜第一次获得想要的性高潮竟然是在委身于工厂党小组长后，而且是在奏着苏联国歌的一间工具仓库里。 只有经验丰富的读者才会在字里行间发现这活脱脱是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的翻版。只有很挑剔的文学行家才会评价这往往在故事结尾处爆发的疯狂举动。 索罗金不指望有大量的读者。他的写作不是为了荣誉，也不是为了金钱。他是地下文化的绝对唯美主义者，是讽刺地模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语言的艺术家，是慢慢玩味一个大党作风消逝的作家——一个剖析苏联人的作家。索罗金是俄罗斯的奥斯本——在舞台上啃着青蛙头，并往大厅里随便吐着被咬下的头骨。索罗金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来不考虑读者，我只为自己写作。我对社会没有兴趣。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无所谓。我根本不关心政治，谁当政都一样”。 请相信，这不是故作姿态。这是作家的信念。 如果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之前，索罗金嘲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么，在新时代，他贪婪地慢慢咀嚼着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躯体，把屠格涅夫、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的风格砍得支离破碎，从而确立自己独特的地位，以后呢…… 奇怪的是，这个著名小说家和媒体的宠儿在文学圈子内却被视作“贱民”，并被驱逐出当代文学进程。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不刊登他的作品（在俄罗斯大型文学刊物的作用一直很大），评论家从来不写他，即使提到他，也都是讽刺挖苦。只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他从未获得任何一个知名文学奖，尽管得到过俄罗斯布克文学奖的提名。 再回到色情问题上。长期以来，俄罗斯古典文学从来不写，更确切说是不刊登有关性关系的描写。尽管普希金写过色情长诗《加甫利里亚德》，诗中天使长米哈伊尔勾引圣母，但从来没有出版过。沙俄时期书刊检查非常严格，苏联时期书刊检查更严厉，简直是草木皆兵。当时有个舞台演出很受欢迎，说的是这种检查制度如何毁了儿童诗歌《苍蝇—措科图胡》，因为苍蝇有黄肚皮，成人叔叔就认定这是淫秽，会使小孩们走上歧途。 五年前俄罗斯取消了书刊检查，报纸、电视、书籍被这个刺激的题材铺天盖地地淹没。听到有关索罗金是色情作家的议论觉得很奇怪，因为书店的橱窗里、黄色报刊上、地铁通道里到处都是五光十色的裸体和裸胸的画面、脱衣酒吧的邀请，盗版影碟充斥着大超市，那里有专售“色情片”的柜台。一个作家却突然成了俄罗斯的头号色情制造者，其书发行量仅有5000册。 索罗金成为一个孤独的反英雄，在象牙塔中固执地写着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体现着他的审美的文学游戏和独树一帜的策略。语言晦涩和情节复杂使广大读者根本无法看懂。 索罗金在作品中一次次地证明，任何社会都无法改变人的本性。他比别人更多地体验着恶心和反感，他用文字天才地营造着极度厌恶感，令人难以忍受。他的确制造出了这种效果。少先队员、退休者和“同路人”青年组织中的共青团员对索罗金的书进行讨伐，先是把它们装进垃圾袋，然后当众将其塞入马桶（马桶放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大剧院前），最后他们一起在文化部门前的胡同里用脚踩踏作家的书籍。 这场闹剧的结局是：一个叫阿尔杰姆·马古尼扬茨的人，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向法院起诉作家写“淫书”，请注意，专家的鉴定是：《蓝脂》一书对社会是危险的，检察院马上按刑事案件起诉索罗金。 为什么这样做？显然，是为了给这个新的青年组织做广告，借销毁作家的书来扬名。 奇怪的是：作为在职业作家圈内被抛弃的人，索罗金对于黄色报刊和电视却是一盘可以炒作的佳肴。让他扬名的不是评论家，而是那些小报。索罗金是坦诚的，一种赤裸裸的坦诚。小报最看中的是越轨行为。这位多产作家辛勤地耕耘着，收获着。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排队》、《准则》、《小说》、《冰》，还有一些剧本，其中一些已经上演，例如话剧《饺子》，当然是人肉饺子。根据他的剧本改编的歌剧在大剧院上演，两个电影剧本不久前拍成影片《莫斯科》和《戈比》。后者讲述的是国产第一辆“日古利”轿车的命运，行家却能看出这个剧本与托尔斯泰的《假息票》何其相似，不过不断转手的不是息票，而是一辆旧汽车。 索罗金把各种风格搅和在一起。《蓝脂》是用不同风格写的信件，他讽刺地模仿各种文学风格，顺便也嘲讽了从屠格涅夫到布罗茨基这些叙述风格的创造者。长篇小说《冰》也是这样，通过一块落到西伯利亚的巨大冰陨石的故事全面讽刺了当代的俄罗斯。作家抨击的对象是政治性语言，民主化似乎通过政治性语言就能建立新的俄罗斯。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阴暗的精神乌托邦，使作家感兴趣的只是语言的侵略性。外表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性玩偶活动的色情场景实际上与性没有任何关系。索罗金只是利用性俚语的攻击性，总之，他继续生活在象牙塔中。 最近索罗金经常表示，与自己过去的形象一刀两断，写人文视角的文学。他的长篇小说《冰》就少了以往的尖刻，很像是有关天使般的“冰”人的浪漫故事。 但是没人听作家那孤零零的声音。谁都不需要新的索罗金。 作家与金钱专政 90年代初，苏联作家失去最后一块立足之地。俄共自身难保，不再关心文学。苏联作家协会的大量财产转到了私人手中，现在作家甚至不能在莫斯科文学之家的餐厅吃顿午饭。一顿饭钱相当于普通作家半年的收入。甚至连作家门诊部也变成私人诊所，无法再免费看牙了。在过去的文学圈子中已经无法生存。 寄生虫式的生存方式驱使作家从事服务性的创作，作品貌似经典，使用的是过去的叙事方式。当个御用文人过得挺舒坦。 新现实首先取消了这种服务的实际意义。苏联文学崩溃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90年代初另一些名字走红，地下文学的“海盗”来了。这群激情四射的人手中有许多在苏联时期无法发表的作品，他们创作不是为了得到承认和金钱，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像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维克多·佩列文、弗拉基米尔·沙罗夫和德米特里·加尔科夫斯基这些昨天尚属无名之辈的作家手中就有大量的现成作品。加尔科夫斯基抛出大部头的评论小说《没有尽头的死胡同》由公众评说。 所有这些作品很快就被杂志和出版社采用了，大量的地下文学作品推出了一批新人。文学代表人物的更新换代使过去的文学评论走入死胡同。像列夫·安宁斯基或阿拉·马尔琴科这些受尊敬的评论大师无法对新小说做出应有的评价，一味地质疑、讽刺和指责，无法令社会满意。读者希望客观地评论新文学。于是评论界也大换班，一批相当年轻的评论家脱颖而出，他们是亚历山大·阿格耶夫、维克多利娅·绍欣娜和安德烈·涅姆泽尔，加入其中还有过去解冻时期的独立评论家弗拉基米尔·诺维科夫、谢尔盖·丘普里宁和纳塔利娅·伊万诺娃。 一批有影响力的人支持着90年代初的激进文学。这一时期，对激进文学的批评是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而对激进文学的支持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取得了成效。 同时作家组织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苏联作家协会仅在莫斯科一地就分裂成了七个小组织，欧洲作家笔会(PEN)这种维权的纯社会团体在莫斯科有很高的威信。由于有极其严格的入会制度（在笔会主席团15名成员的不记名投票中需要有14票赞成），选拔出最有威信的作家，大约有100人，他们努力掌控着文学发展进程，打破了激进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一批60年代成名的作家统领着笔会，他们是安德烈·比托夫、布拉特·奥库扎瓦、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阿纳托利·库尔恰特金。 莫斯科笔会的情况其实很荒唐，因为笔会在欧洲完全是个自愿性组织，任何作家只要同意笔会的主张和交纳一点儿年费就可加入。90年代末这个封闭的“公开俱乐部”就不再起任何作用了。 作家们不得不独自面对市场。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大概在90年代末。当时那些苏联时期不能发表的作品都已经发表，突然发现，这些作品尽管得到了文学评论家的支持，但没有读者，至少没有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原来，读者们在读另一些东西。这时出版社开始坚决介入文学政策。它们关心的是利润，而不是文学作品的质量。出版社有意识地违反欧洲出版通俗读物的规矩，向控制社会阅读取向迈出了重要一步。秘密很简单：把本应是软皮的通俗读物改头换面，装帧成精装硬皮书出售，冒充经典文学作品。 出版社执著地炮制着文化赝品，仅仅两年就大获成功，读者已经把低俗读物当成了一种很体面的作品来阅读。总共三家出版社“ACT”、“埃克斯莫”和“奥尔马—普列斯”控制着近70%的图书市场。 出版社还将外国经验移植到俄罗斯，雇用一批“枪手”模仿当红作家的写作风格并以其名义一本接一本地出书，为出版社挣大钱。主要是制作侦探小说，如马里宁娜和阿库宁的侦探系列丛书。文学价值体系被扭曲，读者放弃阅读严肃文学，转向文化消费，虚幻替代了真实，生活成为事件的调味品，被演绎的历史成为一种奇遇。 同时在广告上大投入，通过电视和广播推出新人，没有一个有关文学和作家的节目是免费的，一切都需要付钱，至少5000美元。只有大出版商出得起钱。五光十色的杂志如《广告》和《星火》夺走了纯文学刊物的领导地位，捧红那些有钱可赚的名字。实际上，五花八门的杂志上介绍人物的文章都是付费的隐性广告。时髦和它的影子——利润成为质量的标准。原来，在文学进程中金钱是比书刊检查更为残酷的调控工具。大型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只剩下区区几千册，已经无法保护严肃文学，严肃文学不再是衡量阅读品味的尺子。 创作通俗读物挣不到几个铜板，目前一部侦探小说的平均稿费仅为500美元。只有神秘的枪手团队可以获取优厚稿酬。 最近出现了一批畅销书作家，他们可以得到数百万美元的稿费，往往是一个团队在创作。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受到指责的有达利娅·顿佐娃、亚历山德拉·马里宁娜、波琳娜·达什科娃、鲍里斯·阿库宁。 严肃的文学批评不认为金钱上的成功是衡量作品质量的尺度。往往相反。 为了扭转出版社铺天盖地的宣传造成的假象，文学界设立了一系列新文学奖，从奖金微薄的安德烈·别雷奖（一瓶干白葡萄酒）到有2.5万美元的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奖，它是新建立的俄罗斯文学院设立的奖项，还有凯旋奖、别尔金奖等等。局面有了一定的改观，严肃文学家出现在获奖者名单中，如甘德列夫斯基和德米特里耶夫……但是同时也有一些畅销书作家进入了高档次文学的行列。 在弄明白文学奖具有号召力之后，出版通俗读物的出版社（如“帕尔米尔”出版社）纷纷设立自己的奖项，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全国畅销书奖，先是（奖项设立当年）严肃的侦探小说作家列昂尼德·尤泽福维奇获奖，后来获奖的是《黑炸药先生》的作者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该书除了销售量高居榜首外，经不起任何认真推敲。 在市场的挤压下，严肃文学举步维艰，如同在苏联专制的书刊检查年代。例如语言大师尼古拉·伊萨耶夫几乎就没有任何成名的机会。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死亡题材作为真实生活的最重要见证逐渐成为新文学的主题。今年一些严肃的图书都与死亡有关，如上面提到过的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的《冰》、维克多·佩列文的《善变人的圣书》、米哈伊尔·希什金的《维纳斯的发丝》、德米特里·普里戈夫的《雷纳特和龙》、尼古拉·科诺诺夫的《一个铁匠的葬礼》、阿纳托利·库尔恰特金的《死亡之快乐》。 东方情结 中国读者可以在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看到俄罗斯人不易发现的东西：文学在多大程度被“欧化”了，在多大程度上还保持着俄罗斯的原汁原味。显然，俄罗斯小说中的多数情节发生在俄罗斯本土和涉及它所遇到的问题。 但是俄罗斯当代文学中有一部分很特殊，它关注的是东方。伟大的东方一直都是苏联文学艺术关注的重要对象。一方面俄罗斯是无山的平原国家，它被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雄浑壮观而吸引，另一方面，卡拉库姆和克孜勒库姆沙漠的无尽黄沙令它惊愕，俄罗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飞得更远，飞向蒙古大草原，飞向中国长城，那边伟大的中国在蓬勃发展。 东方令人害怕，东方有无限魅力。 成吉思汗的剽悍骑兵正是从东方一路驰骋到古罗斯和中世纪欧洲，征服半个世界。200年的汗国统治一直搅动着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神经。马背上的民族骁勇善战，兵士淳朴，军纪严明，善用中国的攻城武器，精于排兵布阵，所有这一切被俄罗斯人看作是用兵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古人教育了俄罗斯军人，将扩张思想传染给莫斯科。为了回击蒙古人的挑战，俄罗斯帝国将疆土扩大到太平洋沿岸。攻城掠地是一回事，而了解被占领土，搞懂被征服的部落和民族则是另一回事。19世纪中叶才最终有了这种需求，任务落到了俄罗斯学者、作家和艺术家身上。 先是普尔热瓦利斯基，尔后是奥布鲁切夫对大戈壁、帕米尔和阿尔泰、蒙古、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进行人文考察，出现了游历文学，然后是历险记和浪漫电影。作家和旅行家阿尔谢尼耶夫成为最耀眼的第一人，他在小说《乌苏里边疆区游记》和《德尔苏·乌扎拉》中描写了东方世界的博大，第一次告诉人们中国近在咫尺，并介绍了它的哲学思想。 作家尽管没有直接与中国人交往，但间接地接触到了东方的精神，并感受到另一个世界近在咫尺。德尔苏·乌扎拉是阿尔谢尼耶夫的朋友、是阿穆尔河的少数民族猎人和郎中，令俄罗斯读者惊叹的是他的聪明才智，他竟然能够在阿穆尔密林中和谐生存，把老虎当作人一般对待。 在阿尔谢尼耶夫之后，作家瓦西里·扬也向往着东方，他的小说《成吉思汗》、《拔都》和《走向“最后的海洋”》描述了大蒙古向中国、向西方进军的历史。在这些全景历史小说中，俄罗斯人第一次知道，蒙古军队是如何产生的，有着严明纪律的骑兵是如何征服亚洲古国的。作家大胆地描述了在对决中俄罗斯的惨烈失败。他对蒙古统帅的智慧给予应有的评价，特别是拔都时代（拔都汗国）的著名将领。读者被成吉思汗吸引，十分钦佩蒙古人。这些小说在苏联时期很受欢迎。俄罗斯越来越了解神奇的东方。 电影制片厂也在反映这个题材，影片《山中哨所》和《幽灵离开顶峰》讲述了苏联东部边境上的边防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奇异的山峰、东方令人惊叹的习俗、伟大的丝绸之路，所有这一切都丰富着俄罗斯观众的想像力。 那些年出版的图书中值得一提的有：格奥尔基·图什坎的浪漫小说《朱拉》，讲述的是帕米尔发生的革命和吉尔吉斯年轻猎手朱拉的命运；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家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布加兹》；院士兼作家弗拉基米尔·奥布鲁切夫的科普小说《中亚密林中》和《从恰克图到伊宁》。 俄罗斯人越来越了解中国，对东方的兴趣与日俱增，出现了有关中国民间故事的畅销书和幻灯片、旅行者初次游历中国的随笔（我们暂且不谈在两种文明的对话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东方学）。叶莲娜·丹科写的少儿读物《中国揭秘》在苏联特别受欢迎，该书揭开了中国瓷器神秘的面纱，中国古代工匠的生活点滴以及西方如何获取瓷器制造的秘方。该书再版八次，销量逾千万册。 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和艺术家尼古拉·廖里赫将俄罗斯对东方美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推向顶峰，在俄罗斯大力传播佛教和儒学，创建了研究东方思想的一大学派，他与弟子和家人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度过生命的最后岁月。廖里赫还倡议缔结保护古文化国际公约。 这一切促进着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歌曲《莫斯科—北京》、对中国商品的喜爱、对中国古老曲艺和唐代小说的惊叹，这仅仅是两国人民彼此了解过程中的几个里程碑。突然间一切都坍塌了。 60年代初两个兄弟党之间对理论问题的争吵、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爆发俄中边界珍宝岛的武装冲突。 中国成为被禁话题。两国发生争端仅仅过了30年，随着改革开放，随着俄罗斯彻底地转向资本主义，两国文化重新开始对话。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在莫斯科有数十家中餐馆，近年来北京烤鸭大受欢迎。中国取得的成就引起俄罗斯人对伟大邻国的兴趣。俄罗斯如同欢庆节日一样，欢庆中国第一位宇航员进入太空。 中国题材也同样受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垂青。知名度最高的是圣彼得堡的两位汉学家写的系列小说，他们给自己起了个荷兰人的笔名霍尔姆·范扎伊齐奇克。两人创作了一系列侦探小说（已有六部之多），书中的情节发生在现代，历史背景却是虚构的：曾经统治中国和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帝国一直保存到今天，汗国与罗斯是一个国家，称为汗国罗斯，这个超级大国的首都在汗巴雷克（也许就是北京），疆土从广东到圣彼得堡。小说的惊险程度相当一般，它的魅力在于：在这个杜撰的国家里，中国和俄罗斯的生活和政治文化融为一体。这是一个人们愿意在其中生活的令人着迷的乌托邦。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只有中国通才能心领神会，作者在注释中用汉字来解释一些名称和成语，这些汉字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丝毫不亚于对书中人物的迷恋。 刚刚出版的一部有关丝绸之路和古代中国的小说《唐宫宠猴》有望成为文学界的一个大事。小说作者是俄罗斯人，叫陈大师，大概他是俄罗斯文学圈内使用中文笔名的第一人，他是记者、国际问题专家、中国问题专家，他写的这部军事侦探小说把我们带进中国唐朝时期，情节围绕着唐朝皇帝唐玄宗的妃子杨贵妃与足智多谋的中亚丝绸商人、间谍纳尼达特·马尼阿赫两人扣人心弦的故事展开。 作者没有简单地讲述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杨贵妃在小说中没有像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自尽身亡。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将读者带入那已经消逝的世界，抒情且细腻的描写使这部惊险小说同时具有哲理小说和杜甫诗歌的特征，杜甫也是故事中一个主人公，表现得相当出乎意料。据我们所知，陈大师的这部小说只是关于古老东方的系列惊险小说的头一部。 文学仍将起着坚固桥梁的作用，把静静流淌着的深河两岸的两个伟大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 原载：《俄罗斯文艺》2006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