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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下午一点（斯德哥尔摩时间）之前，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会不约而同地做一个游戏———猜测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但结果，常常在人们的意料之外。比如，拉什迪、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在读者中呼声一直不低，但始终在门外徘徊，不能登堂入室；再比如，从1984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出版起，法籍捷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就连年获得提名，却每每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到了世纪之交这几年，他离斯德哥尔摩领奖台似乎越来越远了： 1999年，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获奖。笔者曾撰文《昆德拉：离诺贝尔奖有多远》，拿这两位多方面相似的作家做了一番比较，得出一个结论：昆德拉缺少的似乎不是实力，而是运气。 2001年，英国作家比迪亚达尔·奈保尔获奖。这位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个印度裔家庭、少年起便学习工作生活于英国的移民作家的获奖，再次使世纪之交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今人们对“移民文学”、“身份认同”等全球性文化话题连在了一起，也再次拉长了昆德拉这位移民作家与诺贝尔奖的距离。 2002年，在德国工作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赢得殊荣，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与奥斯维辛大屠杀主题相联系，也让与当年获奖者同龄的昆德拉再一次空等。 200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南非小说家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这位拥有计算机合成语言博士学位的开普敦大学教师，在其出版的八部小说中，一以贯之地把前南非种族分离状况当成小说叙述的主旨。在某种意义上，种族分离是当今世界全球性的苦难主题之一，库切对它的描写，既应和了对话和解的时代主题，也相承了诺贝尔的理想情结与苦难精神。 2004年，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位女性、一位诗人：奥地利的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这位父辈有捷克犹太血统的德语作家，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尤其对音乐造诣颇深，自传体小说《钢琴教师》拍成电影后传遍全球。她还关注政治，常通过作品探讨女性的社会地位：“用超凡的语言以及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音乐动感，显示了社会的荒谬以及它们使人屈服的奇异力量”。这个评语如果加在昆德拉头上，也是合适的。 2005年，英国作家哈罗德·品特意料地获奖，使读书界看到荒诞派艺术的回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对品特的评语是：他小说里的人物揭示闲聊中的深刻，带人们进入压抑的空间。品特的犹太裔背景再次使人将荒诞艺术与大屠杀主题联系在一起。 看得出来，世纪之交的几位获奖者，其作品的内在基调多少都与迫害与挣扎有关，且基本上都有流散经历与多元文化背景，这些恰是昆德拉的擅场。有人说，昆德拉一次次错失诺贝尔奖，是因为其作品的政治色彩太强了。这是个悖论———有多少获奖作品与政治话题完全不相干呢？可能是昆德拉没把握好那个“度”吧。还有人说，昆德拉最佳的得奖时机是1980年代中期，那时他才思敏捷，新作迭出，风头正旺，整个儿是一个“诉苦者”的角色；如今时过境迁，过去迫害他的政权都不存在了，也鲜有人再去关注他的自说自话了。还有人说，昆德拉对小说形式的“复调”探求与革命性创新，多少已背离了小说的本意，这种形式探索超出了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接受程度。更有人说，瑞典文学院那帮老头老太太，偏偏不会将文学奖颁给呼声最高的那几位，本身就有与公众博弈的奇妙心理。 唉，可怜而背运的昆德拉！ 流亡、漂泊、身份、遗忘，是移民艺术家不老的主题。作为移居法国近三十年的一位捷克裔小说家，新世纪的昆德拉却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存在困境：一方面，他一直延续着多年来关注的“遗忘”主题，从不同侧面反复奏响这一写作的主调；另一方面，他自身的写作却面临着被世界“遗忘”的命运———不再有那么多的人聆听他充满苦涩冷笑的倾诉，他似乎成了一张旧时代的老唱片，只是供人们在偶尔怀旧时听上一两遍。自身对遗忘的关注与自身被世界的遗忘，就这样构成了一个绝大的反讽，一个充满了文化挣扎意蕴的现代寓言。 事实上，昆德拉对“遗忘”的关注，在他小说创作之初就开始了。他最著名的短篇《搭车游戏》，讲述的正是一则关于遗忘与自我认同的故事。早年的这个短篇，奠定了昆德拉几十年来创作的基本主题：灵肉冲突与调和、精神沦丧与救赎、媚俗的拒斥、异化与回归、遗忘与永恒。这从他作品充满哲学味的标题也可以大致看得出来，如《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慢》、《身份》、《无知》、《帷幕》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对故国政治题材的淡化，以及自我“文化身份”的西方化，昆德拉的笔调更加虚幻轻灵，其作品哲思化倾向也更为明显。《慢》、《身份》、《无知》，这三本被法国读书界称为“遗忘三部曲”的近作，正是较为集中地显示了他创作上的这一新流向。 尽管面临着被“遗忘”的命运，但作为健在的文坛巨擘，昆德拉每有新作，依然能引起世界文坛一阵轰动。在西方，书脊只要打上昆德拉的名字，销量一定不会太低。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对昆德拉其人其作的钟爱，甚至已内化为不少读书人的“昆德拉情结”。从1987年的第一个中译本算起，米兰·昆德拉作品在中国已“旅行”了近二十年。此间，各种译本层出不穷，研究篇什数以百计，各界学者纷纷撰文对话。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早期译介始，中国翻译界先后翻译了昆德拉近二百万字作品，就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三地总体而言，几乎所有作品都有重译，有些甚至有多个译本。每个译本，印数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昆德拉作品的发行量，仅在中国大陆就已超过五十万，若加上港台印行的版本，则不低于百万之巨（还不包括盗版盗印本！），这恐怕算得上新时期文学翻译的一个纪录了。昆德拉，一个东欧小国的移民作家，创造了20世纪末中国文学译介和阅读的一个神话。 2002年夏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斯洛伐克学者Gálik教授曾问笔者为何中国人特别钟爱昆德拉。我给出了几个原因：一是前捷克乃至东欧各国社会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表征与中国（改革开放前）有着巨大的相似性,这就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与捷克历史经验教训相参照、相汲取的基本可能；二是昆德拉在处理作品两大基本题材———政治与性爱时，能以一个哲人的睿智将之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加以考虑，不仅完成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思考，而且完成了对人性的批判，而如何成功把握政治与性爱这两个敏感领域正是困扰大多数中国作家的一个高难度命题；三是昆氏以自己的创作去实践了他的艺术雄心：对小说艺术的革新、对小说使命的探求，其以“幽默”与“复调”为基本特征的小说风格不论对中国读者还是作家，无疑均有极大启迪意义。 “书籍自有命运”，这是昆德拉自嘲作品被读者曲解时常说的话。对于这样一位有着世界影响的大作家而言，误读自不可免，但有意的误读往往激起作家本人的怨恨。世界文坛对昆德拉的误读，大致分为捷克的、西方的、第三世界的三种情形（当然包括中国的）：在早期捷克人眼中，昆德拉是“怯懦的逃避者”；西方人则把他视为“勇敢的斗士”；而第三世界的人们似乎更愿意把他当成反思民族遭际的有效话语资源与参照物。这一思想动机决定了中国知识界近二十年来读解与鉴取昆德拉的基本立场：认同昆德拉的反思勇气，赞肯他“跳出圈子看清事”的批判态度。在读书界对昆德拉一致的好感与认同中，也有批判与反思的声音：在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关于昆德拉与哈维尔“谁更有勇气”的争论中，昆德拉就被指责为懦夫、逃避者、奉行狡猾的犬儒主义。这场论争从昆德拉小说中的一次抗议签名事件说起，围绕着昆德拉与哈维尔谁更有责任意识与牺牲精神而展开，事实上是一场涉及文化变动中知识分子承担与选择、身份与使命、乐观与悲观等思想话题的隐喻性讨论。尽管观点对立，但讨论最终落实到人类理性与情感孰轻孰重的抽象话题上，显示出中国知识界在世纪之交对于自身思想使命的种种思考。遗憾的是，这一有意义的文化论争持续时间不长，就迅速归于沉寂，从而弱化了其思想生发意义。而这场争论参与者“有意的误读”则更为耐人寻味。 是谁误读了昆德拉？昆德拉被中国读书界的接受，先是经历了删改的早期译本，接着是各种商业动机的哄抬（表现为盗版盗印之作的层出不穷）；而贯穿始终的，是思想文化界在“意图谬误”导引下的恶意追捧与盲目认同。所缺少的，恰恰是对“昆德拉现象”的语境还原与学理反思。 误读原因种种，由此而形成了误译和删改，也深深地激怒了昆德拉本人，对购买其版权设置了难以满足的条件。但2002年有了转机，上海译文出版社经昆德拉本人授权，编译新的昆德拉作品中文版，重译工作涉及昆德拉自己认可的13种作品，并且都从昆德拉认可的法文“定本”译出，译者队伍由一批知名的法文翻译家组成。而昆德拉本人虽然写作速度不快，但每过几年仍有作品问世。目前手上就在写《小说的艺术》的续集，听说还有一本新的小说。这一报道引发了中国读书界对于昆德拉作品的又一阵热望。 从2003年初开始，市面上就陆续出现了一套全新的昆德拉作品中译本，译本迅速热销于全国大小书店，初期面世的几本，每书初印将近五万，赶上了村上春树中译本的初版印数。在一年多内全部上市的13部作品新译本，上市不久均有重印，总印数早过百万之巨！对于一个已在中国掀起多次阅读热潮的作家来说，这个现象值得思索。甚至像我这样的中国学人，也开始动了请昆德拉到中国走一走的古怪念头。“假如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让我感兴趣的地方，那就是中国。”不管昆德拉这句话是真是假，想来中国读者听起来总是很受用的。昆德拉作品近二十年的中国之旅，终于在新世纪之初来了一场总结，虽然是迟到的。 谁在阅读昆德拉？这种阅读社会学的考察现在看来很有意义，至少它可以把国人的“昆德拉情结”稍加挖掘一番。据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有大学生人手一册昆德拉之说，这也大致描述了昆德拉作品的有效对象群———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这其中的主力军，除了作家、学者，还有更广泛的有知识的文学大众。而在我看来，不管是学人的研究还是大众的阅读，昆德拉始终处在种种被“格式化”的误读命运中。格式化之一种，是将其政治化，这方面东西方有异曲同工之妙：早期的捷克人把昆德拉看成民族文化的背叛者，美国人视之为极权政治的控诉人，中国读者则把他当作反思民族命运的参照系。其二是将昆德拉哲学化，昆德拉无疑是个诗意的“思者”，但他坚持反对将其小说思想哲理化，认为这远离了现代小说质疑的、批判的、嘲讽的、复调的、相对的、开放的、未完成的智慧。有了这两点，就不难理解为何读者们接着将昆德拉神圣化，喜欢拿他当这个时代最大的“文化口红”之一，往自己的知识品位、文化格调之唇上涂抹了。小资与BOBO族在这方面尤其用力（无独有偶，昆德拉出于种种原因，一直用捷克的古称“波希米亚”来指称其祖国，这倒是颇合BOBO族的口味），他们对昆德拉作品的“媚雅”，殊不知正是昆德拉批判的“媚俗”病症之一呢。误读并不奇怪，大作家命运向来如此，这又应了昆德拉的那句名言：“书籍自有命运。” 显然，在欢欣于昆德拉对中国读书界广泛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既往对昆德拉的接受，仍多是关注其人其作的社会价值与思想意义，而忽视了对其作品的文学解读，忽视了对其小说文体革新意义的理解。昆德拉反对将其作品进行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哲学化的、人性论的解读，而宁愿别人将他看作“仅仅是个小说家”。这并非谦词，而是出于对扭曲其文学本意的种种行径的警惕。因为那种泛文化式的解读，使昆德拉表面上离我们越来越近，实际上却愈行愈远。在这方面，文学研究界难辞其咎。 重译自然是一个契机。订正、增补，以“相对全译”的形式为阅读和研究提供可资信赖的版本，当然是重译的题中之义。而这一重译所隐含着的更为重要的信息，则是对更健全的解读语境与研究行为的召唤。几年前我曾编选过一本昆德拉研究资料《对话的灵光》，其中我对十余年间的译介研读情况总结道“成果不少，问题多多”；现在看来，在全球性的“昆德拉热”渐行冷却之后，一种对于热潮的冷阅读似乎有了更大的可能。这种冷静的阅读，理应包含更多学理性的思考。捷克斯洛伐克已在剧变中解体为两个国家，昆德拉也从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中一步步淡出；其作品一直探讨的“遗忘”主题，不幸成了描述他自身在异质文化中写作困境的谶语。处于上述解构语境中的昆德拉，其创作经历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绝妙的文学话题。当然，对昆德拉这位喜欢以作品说话的小说家，最好的解读仍是面对他意蕴丰富的文本。在这方面，中国读书界应当首先破除把昆德拉当作文学神话的偏见，去掉附加在这位小说家身上太多的神圣光环，为其“祛魅”，还其原义。新的译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倘若读书界真能既重视中国的语境，又具备世界的视野，那么即便昆德拉如何阔大、如何深邃，我们仍是可以越走越近的。缘于此，我希望于此次重译的，不仅是同昆德拉在文字上的再次走近，还有对其思想和艺术上更加深刻到位的阅读、理解和接受。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