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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生平》(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1747—1748)是英国18世纪重要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代表作。这部著名的悲剧小说讲的是美丽娴雅的富家小姐克拉丽莎·哈洛在婚姻上的不幸遭遇。克拉丽莎是一位有名的淑女，不仅美貌惊人、才智出众，品行也堪为女性的楷模。但是她家的长辈们——她的父亲、伯父、叔父，甚至哥哥——出于贪婪，一致逼迫她嫁给一个丑陋而且没有文化的富商。为了逃避这桩强加给她的婚事，克拉丽莎在声称爱她的贵族青年拉夫雷斯的帮助下逃离了家庭。然而落人拉夫雷斯之手后她却发现，他一再使用诡计想得到她的贞操。克拉丽莎最终也未能躲过被拉夫雷斯强暴的厄运，不久伤心去世。这部小说“令人难忘地、戏剧性地展现了父权干预和拥有女性身体的梦魇”。 《克拉丽莎》的艺术成就比理查逊的第一部作品《帕美勒》更高。《帕美勒》被称作是第一本真正的英语小说以及英国小说史上最早的“畅销书”，为英国小说的发展“在题材、风格和形式上指出了新的方向”。而“《克拉丽莎》的成功使英国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悲剧小说”，它也被称作是“‘感伤小说’(novel of sentiment)的源头”。女文人蒙太古夫人被这部小说感动得痛哭流涕，对《帕美勒》大加嘲讽的亨利·莫尔丁也对这部作品表示赞赏。当时的很多女作家都非常欣赏这部作品。夏洛特·伦诺克斯在她的作品《女吉诃德》 (The Female Quixote)中盛赞了这部小说，萨拉·非尔丁热忱地为它辩护，鲁丝·佩里认为，《克拉丽莎》对英国18世纪后半期众多的男女作家都产生了影响，他们的作品在题材和情节上都模仿了理查逊的小说，这一模仿的浪潮直至18世纪90年代才结束。杰里·C·比斯利甚至认为，《克拉丽莎》的成功使其后近半个世纪里英国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未能摆脱克拉丽莎的窠臼。这部小说在欧洲也引起了轰动。据说狄德罗把它称作自己的“试金石”，用以检测他所认识的人的道德水平。受其影响，法国作家也创作出了一批著名的书信小说，比如卢梭的《朱丽，又名新爱洛漪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ise)、拉克洛写的被《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称为杰作的《危险的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萨德写的《阿丽娜和瓦勒古》(Aline et Valcour)等等。 《克拉丽莎》可以说是理查逊的作品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它也一向是评论家们关注得最多的作品。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几乎各种批评理论都先后以该小说为解析文本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很多研究者都发现这部小说异常地引人入胜，并试图用各种理论来探求这种吸引力的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这部小说是悲剧和喜剧巧妙的结合，比如玛格丽特·杜迪和马克·金基德一威克斯在他们的专著中都指出了小说中存在喜剧性成分。但是这还不能完全解释小说的艺术性，因为它不仅仅是眼泪和笑声的糅合。从杜迪和约翰·艾伦·史蒂文森小说人物的性格及其所体现的世界观人手，发现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具有复杂的两重性。他们用信奉神秘直觉说的诺斯替教派(Gnostics)的教义来阐释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因为诺斯替教义表达了基督教思想中最古老的矛盾和冲突，而欧洲正统的宗教观不能涵盖作品所反映出的基本理念。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可以从“狂欢化”的角度来分析这部小说的魅力，尝试用米哈伊尔·巴赫金关于狂欢化文学作品的理论分析小说中包含的笑与嘲讽的成分，这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这部作品对欧洲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狂欢化文学作品的一个特点是把种种“矛盾”、“对立”结合起来。在狂欢化的作品中，悲剧性和喜剧性也始终如影随形。在《克拉丽莎》悲剧性的结构之中暗藏着“笑”和“嘲讽”的要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狂欢式的诙谐立场，仿佛是对着阴郁的现实扮鬼脸。这种诙谐经常体现在男主人公拉夫雷斯身上。拉夫雷斯虽然是一个惯于玩弄妇女的浪子，但确实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的性格体现了狂欢精神，具有深刻的矛盾性。他表现得狂放不羁，“既迷人又危险，风度翩翩而又手段高明；聪明狡猾，完全让人不可琢磨。”拉夫雷斯声称“笑”是他的生活态度，而诙谐也确实被认为是一种人生态度。巴赫金认为，“诙谐具有深刻的世界观意义，这是关于整体世界、关于历史、关于人的真理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这是一种特殊的、包罗万象的看待世界的观点，以另一种方式看世界。” 这种特殊的看待世界的观点表现为对待生活的特殊态度，比如说，用笑来对待痛苦。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酒神节是一个狂欢节，酒神的精神之中带有狂欢的特征。尼采认为，酒神精神要使人们相信生存的永恒快乐。人们知道生存中的痛苦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需要面对一切“存在”的悲惨的没落和毁灭，酒神的精神让人们不要对生存的恐怖麻木不仁，而是以热烈的生存欲望和快慰超脱于痛苦之上。拉夫雷斯对待痛苦的“笑”的态度就带着酒神式的特点。他说自己具有“与生俱来的欢快”(信453.1309页)。他的笑并不总是简单的轻浮，有时候也是苦中作乐，是他的生命哲学。他有一长段话为自己的欢乐辩护： 确实，我的欢快要归因于这深深的忧 虑：因为我挣扎再挣扎，试着在这些念头 浮现的时候把它们压下去，而当我做不到 的时候，就像我常说的，我迫使自己笑， 这样以免哭出来，因为这两者我必得做一 样：一个人能克服我有时候所感到的灵魂 的狂乱，在最痛苦的时候还能挤出一阵傻 笑，这不是达到了最高境地的哲学吗? 那个塞内加(Seneca)、那个埃皮克 提图(Epictetus)、还有斯多葛学派剩下的 家伙们，哪怕用上他们所有的关于漠然的 胡说，也做不到这样。他们能容忍嘲讽， 似乎也能忍受肢体的痛苦，这就是全部 了，但他们不能对自己备受打击的灵魂的 苦痛一笑了之，虽然他们能嘲笑别人的愚 蠢。他们严肃地批评别人，但他们是严肃 的。这高度的哲学，即在最折磨灵魂的悲 哀之中、在心弦就要进裂开来的时候欢笑 快乐，只有你的拉夫雷斯能够做到。 (信453，1309—10页) 拉夫雷斯认为笑对痛苦比苦着脸忍耐痛苦要强。他看不起那些“严肃的”“关于漠然的胡说”。这种态度符合狂欢的欢乐哲学，即用笑面对生存的痛苦和人生中无可奈何的悲哀，通过笑“摆脱面临情势的严肃性和郑重性”，或可称作“是对严肃性的欢乐地摆脱”。拉夫雷斯的观点与这种精神相吻合，颇有些庄子鼓盆而歌的洒脱。 巴赫金认为，狂欢的根本特点在于它的“非官方性”，与专横、片面的严肃性不能共融。它反对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相敌对的”。不仅如此，“笑，是对现实的一种确定的但却无法译成逻辑语言的审美态度，亦即艺术地观察和把握现实的一种确定的方法，……狂欢式的两重性的笑……是在更替转变的过程中捕捉和认识现象，在现象中找出不断更替、除旧布新的两极……狂欢式的笑，不让这种更替中的任何一方，片面地成为严肃的现象而绝对化、凝固化。”拉夫雷斯的笑也经常是要打破严肃性，比如他爱讽刺天下的病人和医生。庸医经常是讽刺作品嘲笑的对象，巴赫金提到的12世纪的讽刺长诗《傻瓜的镜子》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拉夫雷斯也认为病人们都是自作自受，医生全是自欺欺人： 神经质的人永远是病秧子。只要说到一种 病，他们马上就得上了。永远要去接 种。——是行医人的奶牛——一个神经质 的或者抑郁的病人是医生们的小提琴，他 们永远在摆弄。真的给他们奏出了美妙的 音乐呢。他们所有的困难，除了极特别的 情况，不过是在他们的病人滔滔不绝地控 诉自己的时候绷住脸——听完了以后，开 始惩罚——开药就该叫惩罚。他们干嘛不 呢，既然犯人已经认了罪?——于是他们 通常都变本加厉地惩罚。 (信203，659页) 拉夫雷斯接下去又嘲笑医生们：既然明知自己治不好病，不如给病人们一点甜头，把美酒当作补药开给他们算了，那岂不皆大欢喜!这也是狂欢中酒神的做法：用酒和欢乐的宴饮来对付痛苦，在痛饮之中表达对疾病和死亡的蔑视和挑战。 拉夫雷斯对医生和医术的态度中暗含着对“权威”和生活中种种规则的质疑和蔑视。而打破权威和教条也是狂欢的精神。信不信医生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医生的信仰反映着对神的信仰，也反映着对生命的态度。拉夫雷斯认定了病人们多半是没病找病，医生们都是骗子。他对待医生的态度和小说中虔诚老实的克拉丽莎截然相反。克拉丽莎尊敬医生，认为“上帝造了医生”(信211，678页)。意思是医生是上帝派来的，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介。这一点是拉夫雷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意识到“那些蔑视行医者的人通常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更高的权威”(信212，679页)。即蔑视医生的人也会蔑视上帝。这似乎是17、18世纪欧洲人的一种普遍看法。经典的浪子唐璜也是一个嘲笑医生、不信医术的人。在莫里哀的剧作中，由唐璜不相信医生而引出了他没有信仰。在唐璜骗了女人逃跑的过程中，他的仆人扮成了医生并且给人胡开药方，唐璜便顺势嘲讽天下的医生，说他们并不比他的仆人更懂医术，不过是故弄玄虚，全凭着运气骗钱。他说“整个医道不过是鬼混”(第三幕第一场，48页)，认为医术是“人类最大的错误之一”。他的仆人对他不相信医药表示诧异，随即表示想彻底地了解他的思想，问他是否相信天堂、地狱、魔鬼和死后还有一个世界，唐璜的回答分别是：“再说吧……哼……得了，得了……哈!哈!哈!”仆人问，那他到底还相信点什么?唐璜说，他只相信“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17世纪的法国——是极为猖狂和叛逆的。唐璜还像魔鬼一样拿出金币诱惑穷人咒骂上帝。他的仆人称他为“一个魔鬼，一个土耳其人，一个异教徒”。(第一幕第一场，6—7页) 拉夫雷斯也说自己是个“土耳其人”(信219，704页)。洛伊丝·E·比勒认为拉夫雷斯虽然没有公开地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在行动上却表现得不信上帝，而且他确实“只是”一个“行动上的”无神论者，因为他只有行动——不断装扮的角色和使用诡计，他的道德生活是一片空虚。汤姆·基莫尔指出，“Libertine”这个词本来就不仅指生活放荡的人，也有“逾越法律、不信宗教”的人这层更深的含义。浪子拉夫雷斯在小说一开始就引用诗句说：“让我的灵魂沦落吧，但我确实爱她!”(信31，146页)，表示要不择手段得到克拉丽莎。此后他无数次在发假誓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抵押上了自己的灵魂(信225，726页；信314，1011页；信315，1013页；信336，1070页)。 拉夫雷斯对医生的讥讽是弱化了的笑，虽然没有直接对上帝表示不敬，但是包含着他一贯的对于习俗和权威的讽刺。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上的笑是针对崇高事物的，指向权力和真理的交替。当狂欢节的形象和狂欢节的笑声转移到文学中来的时候，它们或多或少要发生一些变化，有时笑声弱化了，“我们好像看到了笑的痕迹，但却听不到笑声”。“在18、19世纪的狂欢化文学中，一般说笑声都减弱了，弱化到了讽刺、幽默以及其他微弱的形式。”拉夫雷斯就经常以笑来讽刺，他讽刺的不仅仅是医生，也嘲笑被一切世人奉为神圣、尊贵的东西。比如，拉夫雷斯嘲讽虔诚道德的生活方式。他对克拉丽莎的克己大不以为然，说：“她做的每件事必是好的，我做的必是坏的——为什么呢?因为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哄着这愚蠢的不公正的世界，像女人那样；而我一直挑战、鄙视世人的责难，像个男人那样。”(信449，1302页)他知道克拉丽莎被强暴之后仍然会一如既往规规矩矩地生活下去，他这样设想她的生活： 她和她的老保姆，一个老车夫，一对拉车 的老马，两、三个老女仆，也许还有一、 两个很老的跟班(她周围的一切都会是老 旧的、以苦行赎罪似的)可以很舒服地住 在一起，读着老布道书和老祈祷文，救济 老男人和老女人，就新的和旧的事情给附 近的小姐们以旧的经验和旧的警告，这样 一直过到老年，在她这一辈子里言传身教 地做很多好事。 (信253，869页) 虽然拉夫雷斯嘲讽正经人的做法未必值得赞同，但他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好人在生活中自律以至于寒简、枯燥、墨守成规的特点，使这种生活的可怜、可笑因而“可鄙”显得格外突出。“通过赢得我们的笑声并使我们愉悦，拉夫雷斯破坏了克拉丽莎想让我们用来看事情、了解和下判断的真理和价值的体系。”事实上，克拉丽莎在被强奸、逃离了拉夫雷斯的控制之后确实过着如他所预言的那种“以苦行赎罪似的”生活，变卖旧衣服、节俭度日，经常斋戒。而拉夫雷斯在克拉丽莎去世后仍然与朋友们聚会、吃喝、玩笑，四处游历，出入舞会和娱乐场所。 拉夫雷斯用同样不屑的口吻谈起过他“祖先的端正的老路”(信193，617页)。他的讥讽表现了他对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叛逆和挑衅。他把循规蹈矩的婚姻生活称为“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的生活”，因为“妻子什么都不相信，终生都把男人束缚起来，要求他表现良好，除了她强加给他的义务，还要用上教堂和国家的制裁。”(信350，1108页)这就是婚姻在拉夫雷斯眼中的意义，他经常这样“以另一种方式看世界”。他随心所欲地嬉笑怒骂，嘲弄、贬低一切权威，要显示自以为非凡的才能和无拘无束的自由意志，“决意要把自己从日常生活的奴役中、从规范每个人举止的规则中解放出来”。 不论拉夫雷斯的“笑声”是大是小，是嘲笑、讥讽、还是挖苦，他的笑都与狂欢化的笑有很多相近之处。狂欢化之笑的一个“决定性的表现”是在发笑者“最终的立场上”，如上文提到的，这一立场拒绝“任何单一的教条主义的严肃性，不让任何一种观点、不让生活和思想的任何一个极端”成为绝对的、不可质疑、不可取笑的神圣之物。这也是拉夫雷斯的“笑”最根本的特点之一。他多次嘲讽社会秩序中重要的一环——正统的婚姻生活，其中形象最为生动的一段如下： 她[克拉丽莎]打好了漂亮主意，有一个 她自己感化的回头浪子追随在身边，穿过 鼓着掌的邻居们去教堂，看上去够多迷人 呢。而且，他们的家庭扩大了以后，领着 他们的儿女到那儿去，浩浩荡荡地，炫耀 着他们的诚实意愿——就像我的好主教大 人在他颁发的结婚证书里说的——的成 果。啊，那该多么赏心悦目呀，这些人都 跪在一排长凳上，按照长幼次序，就像我 们在某个古老雕塑上看到的一家人的肖像 那样，诚实的骑士披甲跪着，双手上举， 半打子呆头呆脑、垂头丧气的男孩子在他 的身后，按照年龄和个头的大小依次排 开，全都是一副姿势——面对着他虔诚的 夫人，她的脖子上系着硬领，同样多的脸 色苍白的女孩子们跪在她后面：他们中间 是一座圣坛，上面一本打开的书，他们头 上半月形的光芒从镀金的云朵里射出来。 (信294，970页) 拉夫雷斯忍受不了这种规规矩矩的生活之刻板，就像那夫人脖子上围的硬领一样僵硬，看似体面，却未必舒适。他两次强调“按照长幼次序”、“按照年龄和个头的大小依次排开”，说明这种生活是多么地有秩序。这样的婚姻一直被认为是体面的、光彩夺目的，“射出了半月形的光芒”。然而这样生活的人流露出的表情却丝毫也不吸引人：“呆头呆脑、垂头丧气的”，“脸色苍白的”。这种表面的庄严和当事人流露出的感受之间存在的反差暗示着这种“制式”生活的虚伪和荒谬。所以拉夫雷斯认为这种庄重体面的背后必定隐藏着不可外扬的矛盾和争吵。当然，拉夫雷斯更不能忍受克拉丽莎“利用”他赢得好名声，他，一个“英勇无畏的大男人”，怎么能服服帖帖地被一个女人所左右呢?拉夫雷斯以嘲讽的口吻、用这样形象的一幅画面把世人都顶礼膜拜的道德秩序描绘得魅力全无。浪子们就是要通过“偷香窃玉、勾引处女、给一些家庭带来耻辱、辱及别人的丈夫和父亲”，“违反联姻法则”，从而颠覆西方社会两套庞大的法规体系——联姻法律和性欲秩序。拉夫雷斯“视统治制度和统治思想为一时的衰老垂死之物而施以辛辣的嘲弄”。 拉夫雷斯嘲讽的本领是出色的。他的好友贝尔福德目睹了他们的酒肉朋友贝尔顿的惨死，决心改过自新、作个好人，并且打算赔偿自己过去胡作非为给别人造成的伤害，拉夫雷斯也同样用“似笑非笑”的态度嘲讽他： ……他艰难的死很可能对你是个很好 的警告。如果这件事起了你说它会起到的 作用，它将会预防多少坏事呀!会起多少 好作用!多少可怜虫会为此(如果他们知 道的话)而高兴?不管这事本身多么凄 惨，却会给他们以前不得不忍气吞声的伤 害带来些补偿。可是，杰克，虽然你伯父 的死使你成了个阔佬，你肯定兑现这样的 诺言不会令你彻底破产吗? 你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笑你。我不 会的，杰克：我没把这当成一个可笑的题 目，我对我们失去可怜的贝尔顿深感悲 痛，……[以后]我可能会严肃地和你谈 论这些话题；如果你没有在悔改的路上领 先我太多，我会和你手拉手一起走。如果 你早已领先了，你要让我还能看到你，因 为这是上坡路，我出发的时候就能远远地 看见你，但是你是个比我沉重得多、笨拙 得多的家伙，我希望不用喘气流汗，只要 一路小跑，就能超过你了。 (信425，1244页) 这是一种“两重性的狂欢式的笑，笑声里不可分地结合了戏谑和欢呼，赞扬和辱骂”。一方面，拉夫雷斯开玩笑地嘲笑贝尔福德罪孽太多，难以偿清。他强调“对你是个警告”的言外之意是贝尔顿的死对他并无触动，他不打算收敛自己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他在嘲笑贝尔福德“罪过多”而又“笨拙”的同时又说自己没有嘲笑他，不失严肃认真地肯定了贝尔福德走的是正路，甚至表示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追随他踏上这条路。否定的讥笑中含着肯定的意味。这是一个“弱化的笑表现为讽刺模拟的两重性的语调，两重性的夸赞”的例子。 贝尔福德不在乎拉夫雷斯既鼓励又嘲笑的态度，告诉他自己见到了克拉丽莎纯洁的品行、美好的榜样之后就更想改过了：“……每次我见到她，我越来越认为她是一个有福的精灵。上天派她来把我拉出我久陷其中的泥泞深渊。随你怎么笑我吧……”(信440，1275页)这又给了拉夫雷斯拿他开心的机会，他说贝尔福德的志向让他想起了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一尊拙劣的塑像：一位夫人扬着头抓着一个石头丘比特的手，一只粗笨的脚抬着好像准备升天，但是那姿态看上去好像是抬眼看着死神一样。丘比特也被“牢牢地钉在了地上，像你一样不能自拔(你所说的陷在其中)，根本不可能把自己挣脱开”。两个人好像在争斗，大个的似乎想揪住小个的耳朵把他拽下来，那“丰满圆胖的小坏蛋”只长着蝴蝶翅膀大小的双翼，却指着“容不下他们任何一个的大脚趾大小”的天堂，好像想把比它大四倍的夫人拉上去(信449，1302页)。拉夫雷斯的意思是克拉丽莎“不可能拉得动一个有那么多需要忏悔和弥补的沉重的家伙”，他还笑话贝尔福德说：即使这样，“把你比作这尊石头的夫人像是给你赏了光，从质地到形体来说都是，因为你从头到脚都是木头的”。(信449，1302—3页)拉夫雷斯对贝尔福德的悔过自新一点也不在意，因为他自诩比贝尔福德聪明得多。对他来说，贝尔福德是一个笨人的代表，他的诚恳只是给拉夫雷斯添了些笑料罢了。 拉夫雷斯的嘲笑有时是这样明目张胆的取笑，有时是愤世嫉俗的嗤笑。在克拉丽莎最后的日子里，贝尔福德在帮助她的过程中认识了和她同住一店的寡妇洛维克太太。贝尔福德说这位太太虔诚善良，拉夫雷斯立刻想到可以让贝尔福德利用她为他们服务，因为像贝尔福德这样一个皈依正路的人对“好人有很大的影响：这样的人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神，他们会像对自己种的一棵植物那样给他浇水、培育、爱护，而这是出于纯粹的精神上的骄傲!”(信350，1108页)拉夫雷斯尖刻的嘲讽总在字里行间闪烁着点点寒光，经常包含着对人性弱点的嘲笑。贝尔福德夸奖克拉丽莎“足以给最尊贵的人带来荣耀”，这也引起了拉夫雷斯犀利的嘲讽：“尊贵!样子货!——最尊贵!你这白痴!你，这么了解我的，也被貂皮袍子和金银绸缎迷住了吗?”(信171，558页)这是对权贵和财富公然的呵斥和蔑视。当诙谐“被弱化到最低限度”的时候就成为这样“赤裸裸的嘲笑”。 拉夫雷斯最经常嘲笑的是人的虚伪。朋友对拉夫雷斯欺骗克拉丽莎这样的好姑娘表示遗憾，拉夫雷斯嘲笑他：“一个同情别人的家伙!他的同情如此可笑，就像那些蠢人一样，他们死也不愿意杀死一只无辜的鸡，但是别人杀了送到他们手上，他们总是吃得最贪婪。”(信203，659页)他嘲讽人特别是女人的做作：“习俗真令人惊叹。人们告诉妇人们脸红使她们显得多么优雅，她们就练习起来：她们对这种娇羞收放自如，一如她们的眼泪，哈，就是这样!而我们男人，认为脸红表示着有愧或者怯懦，同样卖力地压制这种表现。”(信226，728页)拉夫雷斯的笑有时是对朋友不含恶意的嘲笑，有时则是这样辛辣的讽刺。他的笑表明他要质疑、反对、颠覆一切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思维和价值观。 难能可贵的是拉夫雷斯在嘲笑世人的同时也能嘲笑自己，正像在“充满自由、欢快的游戏的广场特殊气氛中”，“民间的吹嘘总是反讽性的，总是在多多少少地自我嘲笑”。比如，拉夫雷斯用诙谐的笔调向贝尔福德描述自己穿上了华贵的衣服去拜访克拉丽莎时的情景，在这一段中自嘲的口气是很突出的。他从自己预备结婚时穿的衣服里挑了一套，“我那么喜欢自己的样子，开始和你一样觉得我的外表是我最好的部分”(信416，1209页)。他嘲笑着自己的虚荣，也嘲笑世人的势利——普通百姓对他非常敬畏，仆人威尔也表现出了狗仗人势的样子：“轿夫们在那儿放下了他们欢快鲜亮的负担(指他自己)，脱下了他们的帽子，威尔穿着一套新制服在一边伺候，高昂着头；阁下我冲了出来，柜台后的女人慌作一团——尊敬和恐惧使她的表情非常庄重，而她的膝盖，我毫不怀疑，在柜台里面哆嗦个不停。”女人的丈夫出来了以后，“对着我华美的衣服鞠了一躬”(信416，1210页)。加着重号的部分尤其体现了他玩笑的口吻和嘲讽的立场。他有意取笑“尊称”，模仿“阁下”(your honour)创造出了“阁下我”(my honour)这个用法。这是他对自己的无足轻重和世人的愚蠢的讽刺。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段话的基调，并不是冷冷的挖苦或者尖酸的刻薄，而是以拉夫雷斯一贯的欢快语气表现出了昂然的兴致，也带出了喜剧的滑稽和热闹，正像巴赫金多次指出的，狂欢节的笑是双重性的，“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这种诙谐同时也针对取笑者本身。 总之，狂欢化作品中笑的因素有时是相当响亮的，有时是弱化低沉的。拉夫雷斯的笑声也是这样，有时是响亮的，但更多地表现为弱化了的嘲讽。他要用笑来摆脱生活的严肃性，推翻既定的正统秩序，在笑声中宣告对“束缚、压迫人意识的道德恐惧”的胜利，宣告“对神和人的权力的恐惧”、“对专横的戒律和禁令的恐惧、对死亡和死前的惩罚的恐惧”以及“对地狱、对比人世间更可怕的一切的恐惧的胜利”。他的笑驱散了悲剧的阴沉，给读者带来了欣赏喜剧的快乐。而且这快乐实际上并不肤浅，它具有另一种份量。悲剧主人公甘心忍耐一切痛苦和灾难，严肃地接受不幸的命运，哪怕面对自身的毁灭也毫无惧色。而狂欢化的笑也是直面人生的态度，也建立在一种“无畏”的人生感悟之上。它要对着苦痛发笑、要嘲讽人性的虚伪和种种弱点、要挑战规范着每一个个体的强大规则。这是挑战上帝的撒旦的立场，这种挑战的态度几乎可以和悲剧人物的悲壮相媲美。 在小说中，克拉丽莎树立了高度宗教性的虔诚和宽容的正面形象，而拉夫雷斯是小说中笑与嘲讽的主角。他是这部小说中最成功的形象，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掩卷之后，他的叙述往往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片断。这和他经常采取诙谐的立场有关，这种立场使他在作为当事人的同时又仿佛是一个旁观者，不无嘲讽地看着自己和自己的走狗们可怜可笑地在一场场闹剧中喧噪。诙谐的立场一贯被认为是和基督教的立场相对立的。“早期基督教(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谴责了诙谐”，认为“玩笑和诙谐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魔鬼；基督徒只应当始终不渝，一本正经，为自己的罪孽悔过和悲伤”。在15世纪，人们也把“滑稽举止和愚蠢，即诙谐”与“基督教祭祀和世界观的死板的严肃性相对立”。这种“来自于魔鬼”的诙谐立场与基督教立场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来比喻拉夫雷斯和克拉丽莎人生态度的对立。 虽然拉夫雷斯的叙述经常带着浮靡的调子，他的语言中却总是潜藏着一股激情和力量，时不时地要冲破一切语言的规则、礼貌的规范和道德的约束迸发出来。这使人联想到狂欢式的自由。狂欢是喧闹的节庆活动，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让思想欢乐地漫游。“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一种坦率和自由，不承认交往者之间的任何距离，摆脱了日常(非狂欢节)的礼仪规范的形式”。这是狂欢的根本精神。而诙谐也是“与精神自由、与言论自由”相联系的，也正是这种自由给小说沉郁的主色调中增添了些许亮色。通过对拉夫雷斯这个人物的狂欢化特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悲剧故事《克拉丽莎》的复调性质，从而更深刻地认识这部18世纪英国小说巨著的厚重。 原载：《国外文学》 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