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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学在中国的引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文学的引进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英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从来不是纯粹的、中性的学术研究，相反，它是社会改造运动、意识形态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把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即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叶、20世纪晚期和当代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但是在研究模式与思想取向等方面对以往的阶段也有明显的重复。因此，这四个阶段又可以按照西方现代性与反西方现代性、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等价值概念为标准分为两组。正是在这种学科对象和学术兴趣的选择中可以看出英国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一、求新声于异邦：中国早期对英国文学的评论与介绍 对英国文学的汉译与介绍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后。根据现在学者的考证，早在1853年英国传教士宾威廉(1815—1868)与中国人合作将班扬的《天路历程》译成中文，并“屡次刷印，各处分送”。(注：刘树森，《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之外国文学翻译》，《翻译季刊》(香港)，2000年，第16、17期(合刊)，第2—3页。)但是英国文学在中国大规模译介还是在19、20世纪之交。林纾曾译出156种西方文学作品，其中英国文学作品就有93种之多。中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与清朝末年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包括理性、科学、民主、进步等等观念)为中国的文化变革提供了思想上的合法性。英国文学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学术或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形态。英国文学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上的解释，成为所谓反传统的话语，甚至是社会斗争的武器。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类文学作品在中国引进的规模较大，影响也比较深远。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对英国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兴趣相当浓厚，对这两类作品翻译也很多。五四时期几个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杂志——《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都有大量的关于英国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作品翻译和评论发表。另外，《创造月刊》于1923年2月刊出“雪莱纪念号”；《小说月报》也在1924年4月刊出了“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在唯美主义方面，佩特和王尔德的作品都有翻译与评论。虽然对这些英国作家的译介还没有学院化，而且这些评论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氛围使中国作家、评论家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或者说这些英国作品中的什么因素如此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呢?王锦厚在《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中指出，这两类作品“一类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作品，如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篇；一类是富于艺术性的所谓纯文艺作品，如王尔德等人的戏剧”。(注：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71页。)因此，英国文学中那些具有革命性、反叛性的作品和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实际上，这些“反抗精神”较强的作品都是主张自我解放、个人主义至上的作品。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1973)中指出，“五四时期文学对自我的表达与其他活动比较，是相当具有个人主义以及英雄式气概的”，并把五四文学中个人主义高涨的情感成分定义为“浪漫”。而唯美主义关于艺术至上的观点与儒家文艺观也是背道而驰的。儒家文艺观强调文以载道、教化(改造社会)以及知人论世(认识功能)。文艺的审美性只有在社会功能的框架之中才有意义。因此，在中国作家看来，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所谓反抗精神，以及主人公的特立独行和放荡不羁，如《莎乐美》，表现为一种对艺术形式和审美的追求。艺术独立性观念本身体现了极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五四浪漫主义对个人主义、个性的强调发展了一种新的自我观念。这是一种发展中的自我，它要在生活中“实现”自己。李欧梵在分析郭沫若和徐志摩的诗歌中的个人主义观念时指出，这种“自我实现”，是要“建立并提升一个全新的人格”。(注：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47、49页。)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的“新人”；而艺术、文学形式甚至文学批评，都是他们实现自我的手段。如果说浪漫主义代表了这种自我实现和发展的精神，唯美主义和艺术创作则是这种精神的具体操作，是在话语和艺术形式中的实践。如果我们把现代期刊、舞台剧院以及出版机构、文学批评看做是一种公众空间的话，那么不难看出，英国文学以及当时引进的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为这一批“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生存空间。 对于中国现代史上这股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潮，反对之声也是不绝于耳。因为，除了大城市中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外，中国社会的组成毕竟是多样的。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关注自然在文学领域成为热点之一。这也反映在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接受以及评价等各个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茅盾对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论自始至终都是持否定态度。茅盾写过大量的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文章，收集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汉译西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两本集子中，其中有评论莎士比亚、弥尔顿、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司各特、拜伦、萨克雷、狄更斯和王尔德等人作品的文章。从这个名单上可以明显看出，茅盾的主要兴趣是具有写实因素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说茅盾认为拜伦的人物形象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有应该否定的一面的话，那么在评论王尔德的《莎乐美》时，他的批判性就锋芒毕露了。他认为“唯美主义是上流贵族者和放债吃利息者一流的寄生阶层的文艺样式”。(注：茅盾，《世界文学名著杂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385页。) 虽然茅盾对唯美主义的批评显得偏激，但是这种“阶级分析”方法无疑预示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批判模式。以阶级观点为基础划分外国文学作品的类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大学普遍使用的方法。外国文学研究的系统化和学院化以及阶级观念的确立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精华与糟粕：英国文学研究中批判传统的建立 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提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要批判性地继承：我们对待西方文化要像肠胃消化食物一样，“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942年毛泽东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点。在1949年之后，“批判地继承”西方文化的观点成为中国文艺工作和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而《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则是指导国内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纲领性文件。它们对英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人民性”、“阶级性”诸概念取代艺术独立性概念。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英国文学作品，但是它对文学评论家的立场作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一立场在具体的操作中规定了研究者的视角，因此区分各种作品的类别成为第一步的工作。在1949年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中，阶级划分是评价作品重要根据。英国文学根据作者和内容被划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学，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文学，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等等。而在每一类的作品中，以一分为二的方式把作品中的“进步因素”和“落后、反动因素”区分开来。吴元迈在2000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一文中谈到，在国内1958年发表的关于《简爱》、《呼啸山庄》、《苔丝》的一系列论文中，把作品主人公进行阶级定性成为重要的内容(第6页)。在这样一种分析模式中，苔丝和希思克列夫因为属于劳动者或无产阶级得到充分的价值肯定。 今天看来，阶级分类的方法与西方正统的学院派文学研究相距甚远。此外，把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生活中的人物也是一种十分机械的反映论。但是作为从艺术独立性概念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仍然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尝试。阶级分析的方法显然超越了单纯无保留的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赞美，开始试图表达研究者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并着手建立一套有待完善的批评模式，为批判地研究和介绍英国文学提供了一个社会理论的框架。此外，毛泽东在《讲话》中并没有完全忽视艺术形式的重要性，而是从审美与政治的关系中看待艺术性的作用与意义。毛泽东把这一原则称作“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并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受到批判。 人民性、阶级性等社会学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及对文学的工具性社会功能的大力提倡，使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产生出与英国批评家利维斯的书单完全不同的一批“经典”作品。首先，英国宪章派的诗歌，工人作家的作品，包括鲜为人知的罗伯特·特莱斯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受到批评家的极大关注。杨仁敬在2001年10月19—20日于湖南湘潭师范学院召开的英国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到中国英国文学研究中“人民性”概念的另一来源，即当时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的影响。此书对英国宪章派诗歌的经典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学者对英国文学史的看法。虽然这类作品在艺术性上有极大的欠缺，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仍然获得了与经典作品并列的地位。其次，英国浪漫主义作家被划分为“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两类。前者包括拜伦、雪莱等“革命”诗人，后者包括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等反对法国革命的诗人。从“积极”与“消极”这两个术语本身已经可以看出批评家对两者的褒贬。第三，揭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残酷、黑暗以及描述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如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获得的评价较高，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但同时，批评家也指出了这些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并视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也是评判莎士比亚、勃朗特姐妹、萧伯纳等人作品的主要依据。最后，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T.S.艾略特、叶芝、乔伊斯、劳伦斯、伍尔夫则被视为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是英国文学中的反动派。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当然也在其列。其他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庞德、康拉德、吉普林则被看做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或受到批判，或基本不再提及。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批判的视角是研究英国文学以至整个外国文学的基本模式。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它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的存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欧洲文学史》、《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现代欧美文学》、《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等等著作中，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批判精神仍然随处可见，成为介绍与评判外国文学作品的思维定势。而20世纪80年代英国文学研究的转变首先是这一思维定势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学界抛弃了阶级性概念，构建了审美性概念。这一纯文学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20世纪20—30年代流行的艺术独立性观念的复兴，只是更学院化，更具学术性。 从今天的角度看，批判模式对文学形式的忽略是它无法应对审美批评的缺点。但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完全摒弃这一模式的时候却同样忽视了它曾经有过的积极意义，那就是，中国的学术研究曾一度摆脱了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这一现代性模式在中国的应用有两个根本性的弊端。首先，它承认一种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即现代性由欧洲内部产生，扩展至世界其他落后地区。现在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一种虚构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其次，如果承认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发展模式，那么，作为边缘地区的传统国家，中国只有并入这一世界体系才有出路。因此，在文化上与西方认同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早期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只停留在利维斯书单的水平上，没有任何创造性发挥。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批评家主体性的丧失。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缺乏与西方不同的视角、立场和观点，缺少原创性。如果说这种研究具有某种文化殖民化倾向，也许并不过分。因为这种模式迫使人们以西方人的观点看待世界，包括看待文学。这样的文学批评，无论具有多么浓厚的本土色彩，都必然是西方文化触角的延伸。 因此，1949年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中的批判模式应该视之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非殖民化的文化运动。虽然这一模式所采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本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说明他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但是毕竟，外国文学研究由启蒙主义的角度转换为阶级性、人民性的角度，形成了下层人民的立场与观点。虽然这一运动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但它为中国批评主体的建立留下了创造的空间。当然有关中国式的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今天看来颇有争议，但是把西方经典吸纳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框架之中，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而这种改造、选择、评判，使中国学术体系得以建立，不再重复西方学者已经建立起来的趣味、标准和价值体系，因而也第一次有了一种原创性。 三、审美的复归：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文学研究 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审美和艺术独立性的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界重新登场。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审美主义等一系列西方价值观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与此同时，西方的商品特别是家用电器，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发了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政治理性让人厌倦，消费文化受到追捧。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工具理性观念，如为政治服务、文学的社会功能等等，被人们嗤之以鼻。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使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审美感性也因之得到全面解放。艺术的独立性，这个在中国湮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陈旧话题被当做是最时髦的观点提出，审美批评成为众望所归的研究模式。美学一时成为人文学科的显学。 这时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不限于对古典英国文学作品的再评价。当时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与介绍。在英国文学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对叶芝、艾略特、劳伦斯、康拉德、伍尔夫、乔伊斯、戈尔丁等英国现代主义经典作家进行评论和研究。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对外国现代派作品已有介绍，到80年代，这类作品有了系统的翻译出版。当时有影响的涉及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论著就有陈ｋūｎ＠①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1981)，何望贤编《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文集》上下册(1984)，袁可嘉的《现代派论、现代诗论》(1985)，以及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1985)等。这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还涉及各个现代流派和文学思潮，包括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意象派、荒诞派等现代文学流派。这些著作中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评价与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教材已经完全不同，理解、赞扬的成分居多。到20世纪90年代，系统的20世纪英国文学教材和研究著作开始出现，展示了对现代主义以及20世纪英国文学广泛而全面的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这个阶段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规模和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其理论、方法论、研究方式与同时期西方学院中的研究也不断接近。这可以从材料的收集、文本的分析、批评方法的选择诸方面见出。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一阶段英国文学研究的批判性却远不如20世纪50—70年代。20世纪80年代学者大多数接受了西方学者的选择、趣味和观点。在学术研究繁荣的背后，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观点正在漫延，具体说就是理论上重视审美艺术性，方法上重视作品的文本结构分析，从诸多方面我们都看到了向20世纪20—30年代那个阶段的复归。 当然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复归。这一时期的学者拥有了20世纪20—30年代批评家不曾有过的理论工具。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不论自觉与不自觉，很大程度上都带有英美新批评派文学批评实践的色彩。在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派一举成为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学批评流派之一。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1984)，此书关于文学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使文本批评成为超越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方法。特别是韦勒克关于文学作品结构分层理论为审美与文本细读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批评改变了《讲话》以来人们对文学的看法。社会批评让位于文本和审美批评。在这样一个理论背景下，就不难理解重视形式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广泛流行了。像劳伦斯、康拉德、乔伊斯已经成为被评论最多的英国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中的形式因素成为吸引人们注意的焦点。 纵观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批评家对西方学术权威的广泛认同。这时的英国文学研究已不再是20世纪20—30年代那种印象式的批评和粗略的介绍，而是有大量学术引证的正规论文。西方学者的观点往往被用以支持批评家自己的观点或加以详细讨论。虽然这种研究已经十分规范化，但是其批判性较之上一时期却大大降低。无论是对作品还是对引证的批评资料，赞扬之声远远高于批评之声。其次，这时的形式主义者、审美批评家大多数是现代性、现代化和启蒙主义价值体系的拥戴者。他们思想上追随西方启蒙主义价值观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文艺观上高扬作家的主体性，在方法论上提倡情感表现，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热衷于审美结构分析。 显然，审美批评和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并非纯粹中性的学术研究。这里面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英国文学，对西方学术权威的认同和引证，对文本不加任何批判的审美分析，代表了某种理想主义。这一理想主义把审美当做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活动，把某些学术的准则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把人道主义等同于世界主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审美从来就不是普遍和中性的心理活动。在西方，从18世纪美学诞生之日起，它就成为资产阶级扩展自己生存空间的有力手段。伊格尔顿在《审美的意识形态》(1990)一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分析。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为什么无视审美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反而对它趋之若鹜呢? 实际上，这里涉及的仍是对现代性认同的问题。对现代性的认可不仅是承认一系列启蒙主义思想价值，还需要承认现代性由西方内部产生这样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承认现代/传统、进步/落后、西方/东方这一系列二元对立。这必将对中国学者的文化身份产生问题或危机。而将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普世化则是克服这一身份危机的方式。把审美、形式结构作为普世原则，掩盖了它的历史。使这些原则中性化、世界化，则是通向一种文化理想的途径。因此，在审美和独立的艺术形式中，人们无法看出现代性这一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所代表的是东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审美分析正是抹杀这一系列不平等二元对立的有效方式。对于审美与艺术性的追求实际上克服了边缘化国家成员自身的文化矛盾。因而审美普世化也就象征性地解决了中国知识分子认同西方所产生的身份危机。 四、非殖民化：当前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批评、文本分析、人文价值、启蒙主义所代表的普遍主义理想就具有相当浓厚的殖民化色彩。这种殖民化倾向已经不再表现于作品内容之中。20世纪50—60年代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是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化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观点显然是简单化的。从内容评判一部作品的价值无法回应审美批评的挑战。但是如果把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审美诉求本身看做是某种阿尔都塞式的症候或无意识，看做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真实生存状态的掩饰，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普世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结构，而这一点正是近年来英国文学研究者开始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全面译介评论外国文学中存在着殖民化倾向。易丹在《超越殖民主义文学的文化困境》(1994)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对外国文学经典和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全面接受是“缺乏独立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缺乏主动的批判精神所致”。在这种对“强大文明”积极认同的研究格局中，“外国文学研究在我们的文学乃至文化领域内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从本质上看与那些外国传教士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上讲话，将会是十分荒谬的”。(注：易丹，《超越殖民主义文学的文化困境》，《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第112—113页。) 易丹的文章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但由于提出的问题尖锐重大，而文章本身限于篇幅对这一观点的理论表述和历史论证相对而言显得薄弱，因此当时肯定者少，批评者多。随后发表的一系列回应文章对易丹的观点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如黄宝生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张弘的《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赵炎秋的《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吴元迈的《也谈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4期，1995年第2、4期)。但事隔多年之后，随着全球化问题日渐突出，以及有关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思索，易丹当年提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立场问题再次进入学界的视野。王腊宝在《阅读视角、经典形成与非殖民化》(2000)一文中持有与易丹类似的看法。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建构的外国文学经典反映了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认同。具体地说就是英国文学(以及美国文学)有着高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英语国家文学的地位。在现行的中国大学体制里，英美文学成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最重要的学科。把外国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英美文学，忽略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厚此薄彼的现象”使“庞杂的世界文学发展史被清理简化成一个以西方列强文学为主线、以东欧和亚非拉文学为点缀的文学体系”。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这一崇高地位，“使不少人失去了应有的批判力，不知不觉中，他们被一种殖民心态禁锢了起来，对这两国文学就只剩下了完全的认同”。(注：王腊宝，《阅读视角、经典形成与非殖民化》，《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20—21页。)的确，倡导文学性、审美性和文本结构并非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研究对象的筛选意味着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把文学中某些因素当做普遍有效的法则，其结果往往是按照某种强势文化的标准审视文学现象，认可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 随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引起争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外国文学领域也在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对文学研究殖民化问题的讨论，以及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入侵，必然使英国文学研究的面貌发生改变。新的英国文学研究将会更加注重社会文本，更加注重文学的文化性质，更加强调研究者的立场。当然，对研究者立场的自觉并不是对过去阶级立场的简单重复。阶级概念需要更新，注入民族文化和东西方权力关系的内涵。关于当代文化研究中阶级观念向民族观念的转换，这里不能详细论述。伊格尔顿《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1995)一书提供了具体研究范例。伊格尔顿对爱尔兰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对文学关系而非文学实体的研究和探讨，显示了对处于霸权地位的英国文化的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建立一种新的、基于非西方立场的批判模式，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有所创新的前提条件。 原载：《译林》2002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