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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也不应该导致文化上的“一体化”。在文学研究这个界面，相对于“全球化”的“拟象”，真正要面对的乃是“跨文化”的“实况”。在“跨文化”视界中，要关注“同中有异”，也要关注“异中有同”。在时兴谈差异、流行找差异、“差异论”大行其道的当下，有必要追问：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的文学的发育运行，除了差异，还有没有相通相近的情形？进而，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发育运行的文学理论，除了差异，还有没有相通相近的情形？一个不必争议的事实———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然在“跨文化”。一个不容置疑的通识———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具有“跨文化”的视界。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现代国外文论，就应当既要关注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也要关注其互动性与共通性。所谓国外文论，想必不仅仅是“西方文论”。所谓“西方文论”，想必也不等于“欧美文论”；所谓“欧美文论”，想必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理应有“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夫文论”的区别，或“西欧文论”、“东欧文论”、“北美文论”之分别。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求我们应努力面对理论的“复数”形态，应尽力倾听理论的“多声部”奏鸣，应极力取得“多方位”参照。多方位的借鉴，多元素的吸纳，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偏食与偏执的覆辙，才有可能在经受“言必称希腊”的练历之后不再来一个“言必称罗马”。现代斯拉夫文论，拥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塔尔图符号学派这样一些深刻影响现代文论百年进程的重大学派，拥有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米哈伊尔·巴赫金、尤里·洛特曼、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罗曼·雅各布森这样一些饮誉世界的文论大家。现代斯拉夫文论这些学派的建树，现代斯拉夫文论这些大家的著述，是20世纪外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斯拉夫文论思想的原创性、学说的丰富性、理论的辐射力，丝毫不逊于现代欧陆文论与现代英美文论。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全面考察，不仅是我们反思现代文学理论的行程这样的学术史研究中一个自有价值的课题，也是我们深入探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与现代文明社会与当代文化运行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个案。一30年前，荷兰学者佛克玛在其《20世纪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当前欧洲每一种文学理论几乎都从俄国形式主义那里得到启示。这句话，可能让有些人觉到有点夸大其辞。然而，今天我们来回顾现代文学理论的第二个“黄金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不得不承认：无论你从中取出什么论题，几乎所有的一切，也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就实质而言，都不过是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经为斯拉夫文论涉猎到的那些主题、课题、探讨、解答的延续与变异。法国结构主义，尽管有其全部的精致，尽管它不愿承认先驱，它的存在不仅应归功于索绪尔的思想，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恐怕还得归功于布拉格学派的思想，首先是特鲁别茨柯依与雅各布森在20世纪30年代所构建的音位学原理。叙事学，尽管有其种种变体与批判性反思（列维 斯特劳斯，格雷马斯，布莱蒙），毕竟不曾扯断其与普罗普的遗产相联的脐带，普氏的《故事形态学》早在1928年就问世了。德国接受美学———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接受理论”的一条主脉———的一些重要理念，在布拉格学派的著作中，在费利克思·沃迪奇卡的著作中，就已经被先行构想出来了。继承了穆卡若夫斯基的思想又借鉴了英加登的理论的沃迪奇卡断言：在阅读过程与社会化把握过程中对文学作品加以“具体化”，乃是读者本性中固有的需求。一如重读者接受的“康斯坦茨学派”吸收了布拉格学派和英加登的文学作品理论，重主体意识的“日内瓦学派”也借鉴了英加登的现象学文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俄罗斯形式主义”在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中获得了第二青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来，有学者在考察“俄罗斯形式主义”与“读者反应批评”的关系。至于“俄罗斯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早已成为学者们比较研究的课题。“俄罗斯形式主义”已被公认为是现代文论的“第一个驿站”，布拉格的结构主义已被公认为结构主义运动的起点。现代斯拉夫文论行进在“结构—功能”的航道上。现代斯拉夫文论对形式———结构—符号—功能的倾心，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文论的学科化进程。二从现代文论的生成方式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更是一个极好的案例。现代文论生成的一条路径，在于一些哲学视角美学视角符号学视角的蜕化与裂变。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孕生而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就发生的。一些哲学范式美学范式实实在在地被改造了，以便构建出一些能更为专门地运用于文学研究的理论视角。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米哈伊尔·巴赫金首先是哲学家、美学家、符号学家，他们都是从哲学视角美学视角符号学视角进入文学理论的。罗曼·英加登是在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反思中，来建构其文学作品理论的，是运用现象学哲学与现象学美学来研究“艺术的文学作品”的。现代文论生成的另一条路径，在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集体的努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俄罗斯和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文学理论，是以自己的方式发育的。它多半是反映了对那种以实证主义视角看待科学之日益增长的不满，以及那种对于文学创作之新鲜的、革命性的样式（在俄罗斯，它们形成于未来派文学，在捷克斯洛伐克，它们形成于先锋派，首先是超现实主义流派）加以考察、穷究其实质而予以支持的需求。这样，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发育就使我们看出，现代文学理论变革的动力乃植根于：其一，哲学美学符号学内在的发展，对文学研究之传统的方法论的不满，那些方法论在那年代已然不可逆转地陈腐过时了。 其二，先锋派文学之新颖的艺术实践。易言之，现代文学理论的发育处于对哲学、美学、符号学之直接的依赖，哲学、美学、符号学的话语建构致力于征服文学理论；但现代文学理论在同样程度上也从文学本身的那些变化中汲取养分。三现代斯拉夫文论与文学理论的跨文化。能超越区域性的封闭性与单语性，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这两个学术社团存在的重要条件。好几年里，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活动是在高强度的流动性———与俄罗斯本土文化与侨民文化的思想之积极的交流氛围中展开的；最有才干的“使者”是柏林时期的什克洛夫斯基与捷克时期的雅各布森。同样重要的是，形式论学派之根基乃是那样一些学者打下的，他们（许多人有犹太血统）受过的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好几种文化传统的熏陶，而在帝俄的圣 彼得堡与莫斯科之有机的多民族文化的南腔北调杂语多声中颇为自在。我们只消举出几个：法国籍波兰语言学家波杜恩·德·库尔泰奈，鲍里斯·艾亨包姆，奥西普·勃里克，尤其是罗曼·雅各布森。后者可谓最具典型性的例子。罗曼·雅各布森后来在布拉格的侨居，他与彼得·鲍加兑廖夫的合作、他与已然在维也纳安顿下来的流亡学者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的合作，他与虽然人在列宁格勒但参与自己的布拉格同行的工作的尤里·蒂尼亚诺夫的合作，为布拉格学派获得真正的国际性学者集群的品位，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样，不论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还是布拉格学派，其存在都得归功于伴随着跨越民族界限而有的“智力交流”，在大多数情形下是迫不得已的迁徙———“放逐、流亡、侨居”———状态中的“智力交流”。从现代斯拉夫文论家的命运，正可以探讨“放逐、流亡、侨居”对于现代文论的意义。雅各布森、特鲁别茨柯依、鲍加兑廖夫与什克洛夫斯基，稍晚一些则有威勒克这些学者的生平，都在迫使我们思索：“放逐、流亡、侨居”对于现代文论具有怎样的意义。“放逐、流亡、侨居”，此乃错位与异位、异声与杂语之极端的表现；“放逐、流亡、侨居”的原因是剧烈的社会变动与历史变迁。“放逐、流亡、侨居”的后果则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心灵创伤，必须离开故土家园离开久居之地所导致的心灵创伤，另一方面则是创作上富有成果的“悬置状态”，那种要求一个人去习得好几种语言好几种文化且运用它们操作它们驾驭它们的“悬置状态”。这一富有生产性的规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发生作用，战后文学理论思想的中心在50 70年代渐渐转移到法国。在法国，有犹太血统的罗马尼亚籍哲学家与文学社会学家卢西恩·戈德曼（1913～1970）、立陶宛籍的阿里吉尔达斯·格雷马斯（1917～1992）与又一个侨民浪潮中涌现而来法国的保加尼亚人茨维坦·托多罗夫（1939～）、朱丽叶·克里斯蒂娃（1941～），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符号学文论、叙事学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精神分析文论、女性主义文论与后结构主义文论。正是法国学者托多罗夫和克里斯蒂娃对“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与巴赫金文论的“发现”与“传播”，正是他们这样的“法国理论家”在北美高校的执教或讲学，推动了“俄国理论”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营造出当代世界“理论旅行”的一道十分别致的风景。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放逐、流亡、侨居”在其文化品位上还是有别于二战后与之类似的经验。新出道的巴黎知识分子（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克里斯蒂娃），作为群体，都是在法国的大学里获得博士学位；相反，那些其积极的学术活动展开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一代人中最著名的活动家，在离开故土而侨居异国之前，已完成高等教育而在其故土就已然是成熟学者。还有一点不同：如果说，谈论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克里斯蒂娃之际（在较小程度上，戈德曼也是），可以言之有据地说他们在文化上是被同化了，而当年正年富力强的鲍加兑廖夫与特鲁别茨柯依，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雅各布森，终究不曾完全接受其栖居地文化。他们宁可说是被放逐者，而不是在新地方安顿下来的移民，他们一个个都是在真正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受煎熬受磨练，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智力活动水平上他们原则上竭力守持真正的双语生存。一些现代文论家的“放逐、流亡、侨居”，富于戏剧性甚或悲剧性。雅各布森、英伽登、穆卡若夫斯基、巴赫金这样一些杰出的斯拉夫文论家的命运际遇，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不同文化与不同语言之互相渗透与互相印染，又是一些现代文论学派得以产生的土壤。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都十分关注德国与俄罗斯的科学与哲学，但都将其置于实用的界面。这三国在享用德、俄人文科学之成果的同时也享受对之加以创造性反思的自由。这份自由，源自他们的“旁观者”立场，那种既不将自己等同于德国文化又不将自己等同于俄罗斯文化的独特立场。这一独一无二也是得天独厚的中间地位乃意味着，在这三国里发生的不同文化之相互印染乃是某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它们全都将自己定位于距德国文化（距俄罗斯文化）既不太近也不太远。这一定位，为现代斯拉夫文论新思想新学派的孕生与培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通过用另一种语言对母语文学加以分析，或是透过另一种文化之棱镜的折射，来使母语文学的“自然性”得到“奇特化”，这种可能对于现代斯拉夫文论跨文化品格的培育，是极为重要的。罗曼·雅各布森还在1934年发表的《论布拉格语言学学派的前提》一文中就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处于好几种文化的交汇点，在历史上其独具的文化特征就在于对那些源头分散在广袤空间的好几条河流之创造性融汇。捷克的艺术与社会思想在其历史上最富有成果时期的巨大魅力，乃源生于对各种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流派之精湛的杂交融合。现代斯拉夫文论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发育起来的，也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展开其“理论之旅”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堪称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的一个信息丰富十分生动的“标本”，也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很有积淀颇有价值的课题。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12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