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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俄罗斯诞生于全球化日益扩展的时代，这个历史背景特点就决定了当代俄罗斯文化语境的主要特征。这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纪，更是一个不同类型文化对话的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点是文化的多元共生。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互融跨越和多元共生，这种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发达国家的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的吸引和同化；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文化的经典和独特成分也成为发达国家文化的新构成。由此，逐渐生成一种多样共生的新型世界文化。世界文化发展的这种特点是由其内在规律决定的，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既着力于自我创新，也常常从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适合的养分，既守望本原，又杂融他山。在全球化语境中，借助现代科技和经济模式的影响，多元传统的文化获得了复兴和融合的更新更广的活跃空间。因此，新俄罗斯文化的构建或俄罗斯文化的重建也不会外在于这一规律和过程。全球化进程进一步促进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互动。在21世纪，俄罗斯文化这种跨越共生的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为俄罗斯文化发展提供了扩展视野的窗口，同时也为俄国文化搭建了充分展示自我特色的宽广平台。 文化生长繁荣的必要前提是兼容并包。回顾历史，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历程反复证明这一演进规律。俄罗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构成，它在自己千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步融合了东斯拉夫人的多神教文化、北欧早期文化、拜占庭文化、蒙古鞑靼文化和近代欧美文化。而近现代文化流派在俄罗斯的传播与演化，也是如此。比如西欧近代文艺思潮，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在被引入俄国后都渗透了俄罗斯民族自己的特色。“强力集团”音乐带来的俄国交响乐音乐民族化浪潮，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就与古罗斯的建筑传统相融合，圣彼得堡的城市建筑就是意大利和荷兰的巴洛克风格与诺夫戈罗德的建筑传统杂糅的产物。17～18世纪俄罗斯传统建筑和西欧建筑的融合等均是这种发展过程的典型现象。 俄罗斯是一个具有相当个性的文化大国。这个国度对来自世界的任何地方的文化产物都有自己的审视角度。早已为20世纪人文学界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学家巴赫金在上个世纪中叶提出过著名的文化审视“外位性”原则，即在对异族文化接触研究的过程中，不可缺失接受者和研究者的原主体意识。对待全球化这样一个新兴的世界潮流，俄罗斯学人自然有他们自己的独特视点和解读。俄罗斯当代文化学家康达科夫在专论《全球化语境中的俄罗斯》中清醒地意识到，20～21世纪之交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理解的所谓全球化首先是与美国和西欧即北大西洋集团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进程相联系的，其主要趋势是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苏联核对抗终结相关联的。似乎将全球划分为两极世界的历史结束了，于是从世界政治格局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与成熟了。美国试图建立以它为首的单极世界。而欧洲、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被动屈从于这个趋势。但是，这仅仅是全球化的一方面现象。如果说，将当今全球化理解为“美国化”或“西欧化”，那么，在俄罗斯就存在先天的“反全球化主义”传统，俄罗斯是东正教国家，“第三罗马心结”由来已久。新俄罗斯的文化阐释和建构，不能不受到这种传统的深刻影响。“新西欧派”即所谓的“民主派”和新“斯拉夫派”即“传统派”有关俄罗斯的发展之路的争执始终没有中断过。俄罗斯当代学者斯捷怕尼扬茨在《多重文化性：全球的和俄罗斯的观点》中将全球化理解为“跨越第二个千年和第三个千年的当代符号现象”，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文化的多样是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的特征。在他看来，全球化对于俄罗斯是一个严肃重大的问题，在与欧美70余年的隔绝后，俄罗斯必须加入全球的多元文化对话。斯捷帕尼扬茨认为在俄罗斯大学实施多元文化教育是俄罗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有益举措，尽管这种教育意识仅仅处于开始阶段。 全球化语境在俄罗斯学界还被理解成一种近现代世界建构理念。学者阿·涅克列萨认为：“世界结构的全球性转型及其展现的前景和深度无疑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众多理论探索和实用研究。全球化、社会的后现代化与后工业化、信息社会、世界新秩序、文明的冲突是我们时代鲜明的和活生生的概念。”这位俄罗斯学者还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全球化的各种设想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或先后或同时登场亮相。不同的世界级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甚至文艺学家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化”方案与设想（《理解新世界的意义》）。按照涅克列萨的这种逻辑，俄罗斯的全球化或全球意识的历史还可以推得更远。俄罗斯民族在使命感上，在文化构成、文化来源上有深厚的“全球化”情结。在16世纪莫斯科就被俄罗斯人自誉为“第三罗马帝国”。利哈乔夫院士认为，在17世纪这种世界新中心的意识获得了扩展意义，是俄罗斯全球文化意识最早的萌生形态。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到卢那察尔斯基，无论是俄罗斯的宗教文化还是无神论文化，其文化建设目标都具有全球化的心结。普希金认为把俄罗斯文化仅仅划归欧洲文化是地理上的谬误，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普希金的文化本性看作是全人类的；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则把俄罗斯文化的使命和作用界定为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苏维埃俄国号召工农和知识分子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来建设的新苏联文化。在充满创新豪情的俄苏革命领导人看来，这种20世纪的新文化不仅是苏维埃俄国或苏联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方向，而且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化也被视为整个人类进步文明发展的方向。可见，从15世纪到20世纪，世界使命意识在俄罗斯的文化建构理念和过程中有其持久的延续性。而今，随着俄罗斯大国意识的重新唤起，新俄罗斯文化虽然不再追求全球影响，但做世界或全球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传统使命感不会缺失，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强化和发挥。 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其实是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理论预期。他的文化观是在20世纪文化日益走向融合的国际文化大语境下逐步形成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在回答《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提问时就提出了在“长远时间里”“在宏大语境中”研究文化的方法论原则。20世纪后半叶全球经济的加速发展，促使世界文论家敏锐注意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同时也更加关注不同时代文化内部的传承关系。巴赫金对话主义文学观念就是这种新的文化研究模式的先锋。在整体研究各种文化的基础上建构理论诗学的高度是俄罗斯文化学者的新世纪理论探索努力方向。这个趋势从苏联到新俄罗斯的转型时期就已经开始。当代俄罗斯学者认识到，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对话并不因意味着创造新的世界，而是探索价值体系的一种必要前提条件（B·斯焦平：《文明发展的诸种类型》）。 全球化时代的俄罗斯本民族文化的定位问题成为新俄罗斯学术界重视的课题。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院士在这方面的论述引人瞩目。他原本是古典俄罗斯文化研究的权威，他的《古代俄罗斯诗学》是20世纪研究俄罗斯古代文明的经典。新俄罗斯诞生以来，他的俄罗斯文化研究也体现出全球化视野的特点。传统的俄罗斯地缘文化特征的定位，俄罗斯文化是世界东西文化融合的产物。他在其学术生涯的最后一部巨著《沉思俄罗斯》（1999年版,中译本名为《解读俄罗斯》）中着重论述了俄罗斯文化的“南北走向”问题。“南北走向文化”，也就是北欧文化和南欧文化对俄罗斯文化成因的重要影响。他不赞成过度看重俄罗斯文化的“东西方成因”。同时，他也注意对俄罗斯文化的东方因素的研究。这就构成了他完整的俄罗斯文化研究多元视野。利哈乔夫对俄罗斯文化特点的阐释，虽然具有浓厚的俄罗斯西欧派的特色，即认定俄罗斯文化的欧洲属性，但他从来没有忽视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文化构成。他特别指出，俄罗斯在文化研究中特别关注东方文化，俄罗斯是欧洲国家学术机构中最早建立东方学的国家，早在19世纪俄国科学院就建立了东方学研究所。文化学家B．罗津也从全球化的视角阐释文化学问题。这位学者的《文化理论》（莫斯科2005年版）从文化学研究的一般范式入手，阐释了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文化学研究的方法论、文化学的各种观念、欧洲文化的起源和实用文化学的研究特点等学科问题，特别强调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化学的多元文化价值取向。 俄罗斯著名文论家和美学家尤里·鲍列夫对全球化的理解有自己的视角。他在2002年的一个以全球化为主题学术演讲中认为，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遇上了日益邻近的全球化时代。当代的人文学者都在谈论一个时尚的词汇———“全球化”。不同国别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文化学家都有自己的全球化观念。鲍列夫认为，全球化是全人类经济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趋于联合这种现实的必然过程的结果。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当代世界社会现象。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全球化也正在引起一种担忧和抗议，这是因为有的国家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针对这种担忧，鲍列夫提出，全球化应该是人道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种种因素，包含不同种类文化的一体化，克服了认识和理解的断裂，并且拟定，自己国家的人和爱国者与世界公民生活在这样的体系中：“个性－人民－国家－人类”，其中“个性－人民－国家”的环节作为有主动精神的民主在起作用。在他看来，21世纪的范式就是普适性，也就是人们的全人类存在体系的形成。鲍列夫认为，“真正理想的全球化应该是整合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文化范式，包括俄罗斯的、中国的、印度的、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日本的等等”。在鲍列夫的全球化文化观念中明显可以感觉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俄罗斯文化传统使命意识。 俄罗斯学人注意到，全球化的语境不仅意味着全球化经济和文化进程的日益扩展，同时也包含对“反全球化”意识和运动的逆向过程，如果将全球化理解为“美国化”或“北大西洋集团化”的话。苏联解体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俄罗斯从20世纪的“无神论”国家仿佛又回到了东正教的国度。基督教文化重新盛行起来，20世纪上半叶消失的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作为全俄东正教会的中心在90年代后隆重复建，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还原的又一种重大标志。当代俄罗斯人是处在传统文化回归进程中来面对全球化浪潮，这就是当下俄罗斯文化构建的一个显著特色。学者米特罗欣在探讨全球化时代宗教在俄罗斯复兴过程中的作用时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俄罗斯的未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调和宗教世界观和世俗世界观的对立态势（《日益全球化世界中的各种文化对话———诸种世界观》，2005年）。 近年来，俄罗斯大国意识的重新崛起或苏联情结、苏联思维的回归就是俄罗斯应对全球化弘扬民族自我意识的某种典型体现。俄罗斯当局对苏联政治文化象征的重新恢复，如对苏联国歌旋律和卫国战争胜利旗帜的法律认定、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的回归、俄罗斯文化界对苏联文化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如高尔基的重新肯定，俄罗斯文论界首创的形象思维理论和现实主义诗学传统的回归都可以被视为抵制美国“全球化”文化的实质举措。特别是对于俄罗斯艺术文化而言，现实主义是个永恒的主题。苏联解体后，即使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俄罗斯文论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期盼和探索并没有减少。现实主义的创作不断涌现，现实主义的诗学研究继续自身的历程。因为，在许多俄罗斯作家和文艺学家心目中，现实主义几乎就是艺术文化或人文主义同义词，是俄罗斯审美文化存在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新的俄罗斯文学理论将苏联时期的现实主义主流文学称为“肯定的现实主义”，实际也是继承了高尔基的诗学原则和美学理念。德·利哈乔夫坚持认为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甚至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中都具有优势，他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也始终没有放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表述。守护现实主义，其实质就是守护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萧洛霍夫，守护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一种与西欧文化有所不同的独特的俄罗斯精神家园。 俄罗斯文化自身具有兼容的品性，同时也固有自我中心和宏大使命的大国文化心结，这种文化本质构成的特点，决定了俄罗斯面对全球化语境和趋势的特殊立场。比如，当代文论中，传统形象思维论和现代符号学的通融阐释，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诗学互证等均可以作如是观。正如俄罗斯当代哲学家托尔斯笛赫所说，俄罗斯的未来在全球化语境下将与全球市场经济、欧亚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时代的文明形式紧密相连，同时考量到俄罗斯自己的精神文化和欧洲自我意识（《文化对话语境中的文明未来》）。由此可以预期，新俄罗斯文化的重建实际将在与当代全球化语境融合和传统文化回归（包括千年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和70余年苏维埃文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前行。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2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