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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各种人文学科中，没有哪门学科比比较文学更频繁地遭遇“危机”之说了。形形色色的“危机论”层出不穷，更有意思的往往是出自本专业圈子的诛心之论，在业外人看来未免显得是“自虐”，因为至少在中国，不久前高等院校根据上级规划在中文系普遍设制了比较文学课程，应该说是空前未有的盛况，如何又来“危机”？所以不妨将此视为一种“镜象”，即由种种真实现象折射而成的复杂迹象，从中反映的，虽如有识人士业已指出的，有学界对国外学术动向的盲目追随，甚至是概念和策略的简单复制（“比较文学的危机”云云曾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挑战的口号），但更多还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感觉到我们自身确实存在的不足，大方向应予肯定。 然而，我更赞成要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不能继续把人家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把人家提出的论点咀嚼一遍就当作是完成了对问题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做一番探寻。这个具体的历史条件的总特征，在我看来就是一百多年来发生的并仍在继续的现代文化转型，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知识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背景。以知识学的眼光分析在这一现代语境下生长起来的中国比较文学，而不是把它当成一门现成的学问，可能更有利于找到中国比较文学的症结所在。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一 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是由现代文化转型而出现的。虽然有的比较文学史专著把我国的比较文学源头追溯到了先秦两汉，事实上在那个远古时代能发现的只是被普遍运用的比较方法，这种什么都“古已有之”的习惯思路并不能真实说明历史。严格地说，中国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建立，是在“五四”前后，比较的观念与方法由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介绍进来，并初步展开了中外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与影响研究，最终以吴宓于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课成为里程碑式的标志。 正是由于现代文化转型，废除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引进了西方的知识科学，并激发起比较的兴趣和热情，从而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铺下第一块基石。不管今天作何评价，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是以西方为参照系数进行的，并以此将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强制纳入了世界经济的市场。和欧洲19世纪末比较文学的兴起的历史条件相类似，那时如同《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也是国际市场的形成冲破民族经济文化壁垒的时刻，欧洲统一的曙光似在眼前，“世界文学”的理想重新燃起，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在结尾处就曾热情洋溢地预言：“我们现在已将近思想上世界大同的时候了，因为现在无论何事已都有这样的趋势。……从此世界的全人类将由文学、艺术、商业、实业等等，表现出它们的大同精神，将不复为从前的国别所限制。”洛里哀著、傅东华译：《比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51—352页。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也相信，只要像西方列强那样实现现代化，中国也将以平等的身份跻身于强国之林，走向先贤们梦想已久的大同世界。 因此，比较成了取法效尤之道，比较也是儆蒙醒愚之策，比较同时还是维持民族优越感的有力支柱。通过比较，寻获到学习并赶超的榜样，发现了自身的差距和缺陷，当然也不难找到比别国高明而足以自豪的地方。吴宓《〈红楼梦〉新谈》就是这样评价这一部清朝的“奇书”的：“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盖文章美术之优劣长短，本只一理，中西无异。”“其入手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载《民正周报》第17—18期，1920年3—4月号。 回到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显然用不着这样的比较眼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比较视野。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和最富庶的泱泱大国，代表着最发达的文明，它不需要同周边的蛮夷之国做比较，天然就处在远远比它们优越得多的崇高位置。同样不应忘记和回避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文学一度遭到禁止，除了别的情况，意识形态上自认为代表了最先进、最有发展前景的文化，而把西方国家的文化与文学统统视为腐朽不堪的东西，也是一大原因。在那种情况下，优劣判明，高下已分，还有什么做比较的必要？当然，比较文学并不等于直接的比较，但它是以比较的必要性为前提的。任何知识科学都同样，只有在必要的前提成立后，它们才会形成和诞生。 然而，中国是以弱势文化的身份，被动地参加到现代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去的。它的国门是被鸦片和炮舰打开的。同欧洲各国从中世纪就开始逐步走向共同市场的渐进性不一样，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带着突发性，它和西方列强的经济契约的签订也带着明显的屈辱和不平等。这必然激起中国本土强烈的民族自卫情绪，这种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外来文化的强力排斥。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尚未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和西方的科学知识做出全面的检验之前，这一主张就先验地确立了前者的本体优先地位，而把后者贬斥为应用之末技。这样，似乎是对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行报复，我们制造了一种学术文化上的不平等；作为对曾有过的文明优越地位丧失殆尽的补偿，我们又创造了一种知识上的优越地位。结果，在确实需要比较的年代，比较并没有如期待中的广泛展开。西学受到的待遇也基本上是两种对立的倾向：一部分信奉者无条件地接受，大部分人则十分隔膜甚或反感。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吴宓所在的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这个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唯一的外国文学系，其建制和性质迥然不同于当今各高校的外语系或外国语言文学系）短短两三年时间就被撤销裁并，为什么此后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长时期内滞缓不前。这个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个别和少数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凭着近乎痴迷的热诚在坚持工作，用“硕果仅存”来形容他们一点也不过分。在戊戌变法后先后开设的人文学科新科目中，恐怕还没有一门像比较文学这样路途艰厄。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迎来了自己的复兴。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前阶段的禁令解除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使比较的必要性重新明确，比较文学几乎没遇到任何障碍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课程纷纷在高校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中开设，出版了专业教材和理论专著，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学会随之成立，同音讯久隔的国际比较文学界也接上了轨。许多其他专业的学者投身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去，他们来自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理论、语言学、外语翻译与教学等各个领域，通过到国外进修或自学掌握比较文学的相关知识，接着培养出下一代比较文学学者。比较文学一时成了覆盖众多学科的“显学”。而且随着比较文学向跨学科研究的拓展，它的学科包容性越来越大，总有新学科进入到比较文学的外围来。 但就在如此令人欢欣鼓舞的重振中，我们的比较文学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它本身的目的。一门学科能否成立，除了看学理上的根据，即它内部知识的体系是否原原本本、完整严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学维度，即它能否适应现实事件的发展和需求。一位伟人说过，理论的命运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学科知识的命运亦复如此。学科知识对外在事实的适应性，相对于代表学科知识内在结构的合理性的“学理”，我称之为“事理”。它意味着，学科知识同时必须反映和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从它的角度回答生活事实提出的问题，当然其应答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甚至并不那么直接。已故的著名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有句名言：“比较不是理由”，说的是同样意思。比较并非天然就合理，比较必须有更底层的理由为它做支持。在中国，比较的理由本来是相当充分的，这就是前面说的现代文化转型。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对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不同特性及其融合与冲突的可能性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离开了比较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更多建基于学理上的填补残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建国近30年来比较文学的被禁（包括文革10年的破坏），连早先那点不多的先行者的足迹都荡然无存了；其次看到的是国外同时期的迅速发展，那和我们的空白一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比较文学的学科重建差不多成了对国外比较文学现状的拷贝，凡是最新的分支和前沿或外沿的研究都移植了过来。这样做不是没有益处，至少在隔绝多少年后让人们见识到比较文学已有的规模，并一步跳过了横在中国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差距。但因对比较文学的目的或“事理”注意不够，导致了自身的失衡。它新生的速度惊人，但它的实际立足点不稳。 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概括地说，面临着现代转型的课题，比较的需要不容置疑，但比较文学非但没得到顺利发展，反而阻力重重，直至被彻底禁绝，然后又突然起飞、迅速扩展，而它的基础却未很好得到奠定。这样一种畸形生长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特殊性。反观其他现代学科，几乎很少有像比较文学那样的，它们都在现代化过程里经历了持久的发展，因为都找到了同传统学术的衔接点，或者实现了同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前者可以文学领域为例，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和中国古代的史学、诗话、词话和诗文评不难找到联系和转化的途径；后者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例，事关国计民生，不容人们轻慢视之。那么比较文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中就没有结合部和生长点吗？假如不是，这个结合部和生长点又应在何处？在中国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合理性在哪里？……这类问题得不到解答，比较文学就容易给人以“无根之学”的印象，其他种种弊端和不足也莫不与此有关，由此滋生。 二 困扰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另一问题，是方法与学科之争。比较文学究竟只是文学的比较研究法，还是一门独立自足、自成体系的学科？由于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基本的原理长时期来没得到注意，结果造成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和特征积晦难明。据笔者所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译介比较文学原理的惟有1937年出版、戴望舒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一书，而中国学者涉及比较文学原理的仅仅只有吴康《比较文学绪论》一文，即便该文，也不过是对作者拟进行的中西文学比较的概说，有关的理论说明远不够充分。发表于1935年《文史汇刊》第1卷第2期，收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并参阅徐志啸：《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页。难怪比较文学复兴以来，对它是方法还是学科说法不一。 假如比较文学确实只是一般的文学比较研究法，那它并无必要单独存在。道理很明白，比较研究方法是任何学科都能够普遍应用的。把比较文学当作方法也忽略了，它经过19世纪末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研究规范。 更重要的是，比较文学有自己鲜明的学科特征。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超越性的学科，它试图跨越国家、民族、语言、文化甚至学科的界限，来研究文学。通用的对比较文学较为详尽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质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见北京师大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而“比较文学最简单的定义，可以理解为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或者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的关系”奥尔德里奇：《比较文学：内容和方法》，转引自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显然它不满足从单一的角度、空间和领域来考察文学，而希望从更大的范围与方位来理解和领会文学。这一点是其他种类的文学研究所不具备的。 但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并不仅指把不同国家、民族、语言、文化背景的文学现象或知识现象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还意味着一种科学的态度，一种走出文化中心主义的宏阔胸襟。它不固执于某一个文化中心，或在反对某一中心时又陷于对立的另一中心，而是凌驾于中心与中心，甚或中心与边缘的对抗之上，跳出它们各自的局限，谋求一种更为宏观、更为全面、也更为公正的视野。诚然，每个研究者都有难以避免的特定视阈，谁也无法完全克服观点上的片面性和情绪上的倾向性，即使是自然科学研究，也有个人喜好等感性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但在比较文学看来，这些都是需要自觉地加以超越的。比较的研究并非以己之长度人之短，或简单衡量出优劣高下和类同差异，甚至单纯的对话都不能算是它的宗旨所在，因为对话很容易变成各说各的，变成相互的指责、轻慢或埋怨。比较文学应该是超出于它们之上的一种升华。如果缺乏这样一种科学态度，无论我们着眼于不同民族文学的共同性或差异性，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强调共同性会导致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吞，反之强调差异性则会造成不同文化的对峙。 应该说比较文学的超越性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这是顺理成章的。它在作为学科孕育时，就怀有一个理念，即“世界文学”。无论歌德最早提出或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做的阐发，世界文学都意味着打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让“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进而在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基础上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世界文学并不取消丰富多样的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但也不等于它们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它们彼此沟通和了解后，体现全人类共有共享的精神资源的一种新的创造。它依然来自民族与地方，但又不限于民族与地方，而向往并促进着更大范围的传播和交流。只是在此意义上，越是属于民族的东西才会越有世界性的意义，因为人类根本的意愿是相互交往，而不是自我隔绝。当然，作为美好的理想，世界文学真正要实现，路途尚十分遥远，但比较文学就是为着这一理想而工作，它在为此理想的接近而一点一点地架设桥梁，通过比较寻求着不同民族的心灵契合点。正是在此意义上，纽约州立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勃洛克曾说：“比较文学主要是一种前景，一种观点，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见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同样道理，对目前各高校普遍设置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不应该把它的内容理解为比较文学和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而应理解为在世界文学理想指导下的比较文学。 不妨认为，世界文学实际是比较文学的形而上追求。这种形而上的追求，和学科知识的实用目的并不矛盾。科学往往还有一个更内在的动力，爱因斯坦就相信，“美是探求理论物理学中重要结果的一个指导原则。”转引自阿·热：《可怕的对称》，劳玉军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形而之上谓之道”，我把这种理想化的形上追求称为“道理”。从知识学的角度看，一门知识学科的合理性即其能否成立，除了“学理”、“事理”，就取决于“道理”。重复地说，“学理”是知识体系本身的结构逻辑，“事理”是知识体系对实际事件提出的问题的应答，“道理”则是它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从这个标准看，比较文学是基本符合条件的，这也是比较文学有资格称为学科的根据之一。但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和重建的过程中，对这一“道理”同样不曾把握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中经常出现“为比较而比较”的倾向，出现那种列出了比较对象的同和异后就不了了之的做法，实则就和这点关系密切。在世界文学的理想的照耀下，比较文学应该通过同异的分析，探究让“各民族的精神产品”真正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的可能性及其障碍。 然而，超越性既为比较文学带来了科学的态度、宏阔的胸襟和理想的高度，也导致了它后来发展过程中的二难处境。我曾说比较文学是一门“想飞翔的学科”，这不纯粹是譬喻。在一般人看来，超越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界限，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得到的。试问你能掌握多少外语？学几门学科的知识？……在这方面极容易给人造成不脚踏实地的印象。法国学派在刚开始创立比较文学时，首先强调的是确确凿凿的“事实的联系”，似乎也意识到了超越性研究方向隐含着失去根基的危险，所以它要求自己在超越种种界限的同时，确实证明自己的可靠性。想飞翔的学科刚刚展开翅膀，又不忘在大地上牢牢站稳，但这其中恰恰包含着一个悖论：站得过于稳固，又无法高举远飞。 历史证明，法国学派建立的学术规范，到20世纪50年代果真变成了束缚比较文学发展的羁绊。美国学派因而提出挑战，“事实的联系”不再充当唯一的原则，更讲究精神上、灵魂上和审美气质上的共鸣与共谐。随即比较文学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它采纳和吸收20世纪以来各种新潮理论，包括文艺学美学的最新进展，并突入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前沿。今天比较文学囊括了人文社会科学如此之多的研究范围，生发出如此之多的分支，举凡翻译学、接受美学、阐释学、文化人类学、女性主义、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生态与环境保护……莫不归其名下，真是蔚为大观。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比较文学在如此大规模膨胀的同时，淡化和模糊了自己的身影。比较文学究竟为何物，已经很难再下一个精要的定义。同样，它其中任何一门分支性知识的研究和拓展，都要求学者献出毕生的时间与精力，人们在投身其中的同时，往往已无暇或无力再对比较文学做总体上的把握。而它向文化领域的全面进入，又加剧了比较文学有可能消解在文化研究中的忧虑。那种至今仍将比较文学视为方法的观点，恐怕就是有鉴于它学科边界的游移性、不定性和模糊性，所以与其吃力不讨好地去划定它的边界，不如含糊方便地称其为方法。 中国比较文学在建国前先行者孤独跋涉的时期，正是法国学派如日中天的年代。对法国学派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我们只是译介了上文提及的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和另一法国学者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谈不上充分的接受、消化、吸收和改造。待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美国学派早已雄踞主流，法国学派影响犹在，文艺学美学理论开始大规模渗入比较文学。从基本一无所知到突然面对各种歧异的见解和新奇的玄说，我们只觉光怪陆离，不知所从。当时流行一种说法，主张“名”、“实”分离，意思是不必先为比较文学及其最新发展形态正名，从理论上搞清它们的内涵和要求，而只要动手把中外文学比较起来看，实际也就等于比较文学。无疑这里再一次显示出中国人面临复杂情境的简易处理功夫，也适合当时从无到有的发展形势：为了抢回失去的时机，等不得详细译介、详尽探讨，把所有理论体系、学术规范等都搞得一清二楚再来着手，唯其如此才可能迅速扭转落后状态，同国际学界接上轨。但这种简易应急之法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在没有弄清楚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规范要求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马，必然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基础的欠缺。因为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有些研究成果严格说并不能算是比较文学，自然无法尽如人意，不客气地说甚至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在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建设上也有问题。虽然我们公开出版了不止一种“比较文学原理”这类的著作，让人满意的并不多。原理的探讨缺乏哲学的根据与深度，体系的构建少了逻辑的起点与展开，更像是不同学说见解的拼盘，同时比较文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也颇模糊：是否比较文学就直接包容了它们？或者属于交叉学科，那么交叉的状态和原有的状态又有什么同异？……这样的问题都应当得到理论性的阐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理上同样存在着不足。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兼有自己的长处和局限，超越的视野带来的是别的困难。但对此困难的克服不能求助于将其降格为方法，而在于正确处理它的基础学理和发展前沿及衍生分支的关系。目前比较文学更需要一点内敛的功夫，在大力拓展的同时也应重视基础理论的探讨和整个学科体系的有机构建。后者对先天不足的中国比较文学来说尤为迫切。在复兴和再生的初期，不妨名实分离，不必太拘泥于名，而重事实的进展，但到了一定时候，就应该循名求实，否则必定会影响规范化和以后的发展。 三 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之初提出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口号，要创立中国学派，此后它就成了我们规划学科建设和从事研究时有形无形的指导方针。这个口号或主张无疑是鼓舞人心的，但冷静想来，同时又因其不切实际而影响了我们的比较文学的正常发展。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局外人的眼光看，建立中国学派的口号从一开始提出就颇出乎意料。且不说如上分析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理”、“事理”、“道理”上的三大不足，单就它刚从长期禁锢中脱身而出的弱小状况，就想继法国、美国而一跃成为第三代比较文学的霸主，谁都会觉得有点不自量力。但如果放在中国现代的语境中，就一点也不难理解这种近乎虚矫的宏伟抱负实属情有可原。 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进程伴随着中外文化的冲突，冲突内容之一是话语权力的争夺，包括理论学术的话语权力。作为历史上的文明大国，中国学术文化的话语曾在长时期内保持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深刻地影响了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但进入现代转型的过程后，由于西方学术知识资源在应付和解决现代性问题方面的积累和经验，构成了对传统学术的巨大挑战，西学或新学有逐渐取而代之的势头，中西之争从此贯串着整个现代知识学科的建设。这一争夺表现在两条战线，一是在整个学术领域西学或中学何者为优，二是在具体学科外来的成分或本土的成分何者为主。我们看到，某些传统学科，往往出于伦理价值如强固民族的凝聚力的需要而非应用的目的，在继续被保存着，那就是这种知识话语权力之争的一个表征。在这样的冲突和争夺的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处境相当微妙，它一方面属于外来学科，其总体话语优势权在西方学者那里，另一方面因比较对象涉及与中国相关的知识，部分的话语优势又在我们手里。一旦出自民族自尊的本能，想和西方学术比个高下，比较文学就是最佳阵地，因为惟有在这一原来属于西方知识体系的学科中，能够找到我们的学术话语更有资格言说的东西，即有关中国文学的内容。这一点给予我们自信。所以当西方一些学者出于好意，高度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及建国前的研究情况时，我们也随之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似乎中国比较文学一个世纪来也在顺利发展，现在只要借着第三世界的文学进入世界关注范围的大好形势再努一把力就可开创新天地了。 事实上，创立一个学派并不是一件简单事，它首先需要学术上持续的长时期的积累。美国的比较文学得以继法国自成学派，根本的条件不在于它能提出挑战的口号，而得力于它本来就较丰厚的基础，它基本和法国同步的发展。早在19世纪末，哈佛大学的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就已开设，1899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个比较文学系，接着1904年哈佛大学正式建立比较文学系，随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和德克萨斯州大学也创立了比较文学系。此后，虽然美国的比较文学遵循着法国学派的一套规范，但始终没有间断，并在1942年成立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即全美英语教师协会下设的比较文学委员会，又于同年创办出版《比较文学通讯》。与此同时，执教于北卡罗莱纳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弗里德里希提出了在美国大学中改革比较文学教学的详细计划。在他的有力推动下，现代语言协会成立了七个比较文学小组。1949年《比较文学》杂志在俄勒冈大学创刊，次年法国著名学者巴尔登斯贝耶和弗里德里希合编的《比较文学书目》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到1952年又有两人合编的《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年鉴》问世。这样的长期积累我们显然是不具备的。 另一重要条件是研究队伍。在长达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美国通过几乎所有重要高校均开设的比较文学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者。它还在二战前后吸纳了不少欧洲学者，充实了自己的研究力量。像来自瑞士的弗里德里希、来自捷克率先向法国学派发难的韦勒克，都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此外还有来自东亚（包括中国）、中东、非洲等地区和国家的移民学者，构成了具有多种文化背景的学术群体。相比之下，我们的学术力量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复兴后才进入有计划的培养阶段，但至今也只有少数高校有系级建制，普遍只是一个专业点，限于培养少量的研究生。近年来从国外学成归国的中青年学者虽逐渐增加，但总体上仍只能算少数。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也有缺陷，最早一批专业导师多数是由其他专业改行或兼搞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的不足是出身于中文系的外语能力弱，出身于外语系的则中文素养差。留学国外的年轻一代学者又对国内学界较为隔膜。无论从量或质来看，我们的研究力量和国际水平都还有不小的距离。 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是理论方法上的独创。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的挑战之所以能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提出了同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方法截然不同的平行研究方法。和影响研究强调文学史性质的历史实证分析不同，它更侧重艺术哲学性质的审美化批评。它的理论性更强，和同属于文学领域的相邻学科相比更接近文艺理论，而不像影响研究更接近文学史。在平行研究的对照过程中，分析、推论、评价等环节仍不可少，但综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力求要对文学的基本特性乃至人类的精神生活作出理论性概括。同时其结论接受另一性质的事实的验证，这个事实不再是外在于文学的材料或资料，而是文学本身内部的根据，即作品的文本和文学现象的实际轨迹。而我们虽提出了建立中国学派的口号，却没有自成系统的理论主张做后盾。尽管也有人根据港台学者的说法，提出阐发研究即以西方理论阐述中国诗学作为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但很快证明并不成功。 中国比较文学的这一相对弱势，是文化转型期国家所有现代知识学科的普遍处境。这些现代知识学科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不能不沿用既有的知识范畴、定理体系和学术规范。由此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新学科只能遵从久已成势的外来学术话语权力，而无力对其提出改造的方案。要改变此种状况，必须踏踏实实做许多工作，而不能操之过急。立即就宣布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学派，或者干脆断定我们患了“失语症”，进而要求把来自西方的概念和术语统统清除不用，都不是办法。那容易导致我们的浮躁或偏激的心态，导致学术上的华而不实或目光短浅。 当然，反过来索性将西方的一套全部照搬过来，认为只要跟上了西方的最新发展也就等于我们的先进或前卫，同样是误会。不错，现代性是全球范围普遍的问题，西方学界提出的问题和相应的理论概括对我们无论哪个角度都不乏启发意义，但我们应当思考中国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哪些问题？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表述？即使是同西方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又有什么具体的特殊的形态？……学术知识的前沿性并不体现在概念用语的新奇或玄妙，而在对现实问题的迅速领悟与回应。新的概念、新的表述，永远是在旧的概念和表述无法说明生活现实中的新问题时才应运而生，获得其生命力的。 关键仍在于找到中国和西方学术文化的结合点，找到本民族传统学术语汇可用于现代转型的部分，同时结合和解决中国本土在不同文化交融下文学艺术发展的实际问题，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形成自己独立的知识话语和理论体系。话语表述的是实际发生的事件，概念、范畴是对现象的抽象与概括，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纯粹逻辑的演绎。中国比较文学只有真实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独特命运，同时也借此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获得更具体的把握时，才能形成自己的声音。 原载：《学术月刊》2003．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