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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曼·布克奖杀出黑马 近几年，文坛瞩目的曼·布克奖冷门迭出，被看好的名家宿将常常铩羽而归，名不见经传者往往最后称王。2005年，名气不大的爱尔兰人约翰·班维尔以《大海》征服评委；而麦克尤恩、石黑一雄、朱利安·巴恩斯、库切、拉什迪等文坛大腕们纷纷落马。2006年，初出茅庐的印度小说家基兰·德赛摘取桂冠，获奖小说是《失落的遗产》；而初评入围的南丁·戈迪默、彼特·卡里、巴里·恩斯沃斯、戴维·米切尔等人未能进入决赛。2007年11月，不起眼的爱尔兰女作家安妮·恩莱特(Anne Enright)凭借《团聚》(The Gathering)出人意料地夺魁；而麦克尤恩的《翠柔海滩》虽然得奖呼声很高，最终名落孙山，复制了史诗巨著《赎罪》的相同结局，再度让英格兰本土读者心痛牙痒。 《团聚》是安妮·恩莱特的第四部小说。这部关于记忆与爱尔兰家庭秘辛的小说，出版后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论名望与资历，安妮·恩莱特难以与当红作家麦克尤恩一比高低；论人气和影响，令人“笑中带泪”的《翠柔海滩》已经卖出了十几万册，而《团聚》只有区区三千的销量。除了麦克尤恩外，新西兰实力派小说家劳伊德·琼斯、巴基斯坦“70后”作家默辛·哈米德也是夺冠大热门：琼斯的《皮普先生》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一位白人教师在动乱的环境下，指导当地学童阅读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创造了文学改变生活的当代传奇；而哈米德的《无奈的穆斯林》则描写“9.11”之后美国人对伊斯兰教徒的怀疑与不信任，表现了美国巴基斯坦移民的身份困惑与价值迷惘。因此，《团聚》最后折桂，不仅令热衷于预言的坊间评论家们跌破眼镜，而且也让未抱任何希望的小说家本人大感意外。 不过，文学作品若无不俗的实力，很难凭一时之运气而侥幸中奖。久负盛誉的曼·布克奖有一套严格的评选程序，《团聚》能连闯初评、复评与决选三道难关，绝不可能是乏善可陈的平庸之作。在决选阶段，此届评委会还独创了一套更加合理的决策机制，在评估、排序与票决三个环节，《团聚》均毫无争议地名列六部参评小说之首。就作品本身而言，《团聚》的情节虽然简单，内涵却极为丰富。它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关于历史与记忆、情感与欲望的“家庭史诗”。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手法，讲述了女主人公维罗妮卡在料理沉海自溺的哥哥的后事时，从纠结的记忆深处挖掘家族内部隐秘的欲望历史，同时在连绵的意识流动中审视女性自我复杂的内心焦虑与精神创痛。恩莱特的笔调阴郁、阴沉，甚至有点阴暗，但笔力相当犀利老到，文体略带粗砺但不失细腻优美。用评委会主席戴维斯的话来说：“《团聚》用硬朗而出众的语言对一个伤悼的家庭进行了毫不畏怯的观照。” 安妮·恩莱特1962年出生于都柏林，早年就读于古老的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后来求学于英国东英格兰大学，师从著名小说家布莱德伯里和安吉拉·卡特，获文学创作硕士学位。恩莱特毕业后曾在爱尔兰电视台工作多年，1993年开始成为职业作家。短篇小说集《迷你处女》（The Portable Virgin）是她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后深受好评，被她的文学导师卡特称之为“高雅、精细、睿智、绝对原创之作”。除了《团聚》外，恩莱特还发表过另外三部小说：《父亲的假发》(The Wig My Father Wore)《你长得像谁？》(What Are You Like?) 《喜不自禁》（The Pleasure of Eliza Lynch）。这些作品均以描写女性心理而见长，在圈内不乏赏识之人，而且也捧得过好几项文学奖杯，但它们受关注的程度极低，文学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对记忆与自我的解构 形成于17世纪的英爱文学（Anglo-Irish literature），即爱尔兰英语文学，由于历史渊源与文化亲缘的关系，经常被纳入英国文学的范畴。但不可否认，英爱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每个重要阶段都有自己代表性的作家。尤其是在20世纪，英爱文学群星璀璨，流光溢彩，曾有4位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萧伯纳、叶芝、贝克特、希尼。此外，王尔德、乔伊斯等人的文学成就也极为骄人，在世界文坛享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声誉。 爱尔兰英语文学与现代爱尔兰民族的复兴运动密不可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奥利里说：“永恒的英爱文学的发展，取决于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和愿意把民族主义事业视为己任……没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可以脱离它的民族而存在。一个民族如果离开了伟大的文学，也就无法确定它的特性。为了摆脱英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束缚，爱尔兰作家必须为发展爱尔兰独特的民族想像力创造条件。”（陈恕《爱尔兰文学》）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大诗人叶芝从爱尔兰的英雄传奇与歌谣中挖掘诗歌素材，从古老而丰富的爱尔兰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而创作出颇具爱尔兰文化特色的现代主义诗歌。同样，以乔治·穆尔和乔伊斯为代表的爱尔兰现代小说家，正是因为对民族前途、民族命运深表关切和忧虑，才创造出了表现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重构的爱尔兰现代主义小说。 就《团聚》而言，安妮·恩莱特部分地继承了爱尔兰现代主义小说传统，充分发挥了丰富的爱尔兰民族想像力。有评论家发现，《团聚》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不无相似之处。乔伊斯曾经说过：“我要为我的国家写一章道德史。我选择了都柏林作为小说背景，因为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作为乔伊斯的崇拜者，恩莱特则通过对三代都柏林人心理创伤的描写，试图揭示当代爱尔兰人的精神瘫痪状态与道德困境。《团聚》的家族小说题材，棺柩、守灵、葬礼等小说意象，意识流手法，以及回忆的视角，也无不打上爱尔兰现代主义小说的深深烙印。不过，与爱尔兰现代作家有所不同的是，恩莱特所面对的是一个后天主教时代、后现代的爱尔兰：政治独立、经济繁荣、民众富裕、宗教宽容、社会飞速变化、生活节奏加快，而人的道德情感与精神世界却遭遇更大困境。因此，在《团聚》中，恩莱特用抒写心灵伤痛的个人叙事消解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民族认同或文化建构已不再是小说家表现的重要主题，对记忆与自我的解构取代了传统的对宗教矛盾与文化冲突的再现。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女性作家，安妮·恩莱特还成功地续写了爱尔兰女性小说创作传统。她把深沉而细腻的女性经验带入爱尔兰文学创作领域，有力地消解了传统文学中由来已久的男性意识形态话语。具体地说，《团聚》用独特的视角回忆了三代爱尔兰女性——祖母、母亲与女主人公本人——的情感生活，准确地再现了她们或沉溺于爱恋与欲望，或自陷于家庭烦扰，或迷失于虚幻和忧虑的精神世界，深刻揭示了复杂家庭关系中女性生存的迷误。就题材与主题而言，《团聚》与老一辈女作家玛丽·拉汶、埃德娜·奥布赖恩、朱莉娅·奥法莱恩和珍妮弗·约翰斯顿等人的小说一脉相承，但摒弃了爱尔兰女性小说中常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它的表现技巧更接近于爱尔兰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即注重心理分析，擅长使用意识流技巧，探讨特定社会环境下人的复杂微妙心理和情感历程上的挫折与磨难。但是，“60后”作家恩莱特与19世纪末出生的鲍恩毕竟不同。《团聚》用诗意的语言、抒情的文体、梦幻的意境，以及回忆的视角，展示了细密、伤感、忧郁、多层次的女性精神世界，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当代美学风格。不过，《团聚》中过多的性描写则颇为评论家们所诟病。 撇开争议归正途 此届曼·布克奖决选前，曾有批评家断言：安妮·恩莱特夺冠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评委会绝无可能在三年内将此项大奖颁给第二位爱尔兰作家，而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又刚刚捧走了上一届奖杯。但是评选结果的最后揭晓，让流传已久的“地域平衡说”与“性别考量论”不攻自破。与龚古尔文学奖不同的是，曼·布克奖自创办以来，从未组建过常设评委会，评委也不搞终身制。它的5位评委年年更新，每位评委第二次入选的机会极低。因此，从理论上讲，每一届评委都不会背上任何历史包袱，可以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部小说的审美判断上，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开了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干扰。 当然，文学作品不同于体育竞赛，难以用分秒之差或高低长短来判定输赢。常言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因此，任何一届曼·布克奖的评选，都很难取得媒体、专家或读者的一致认同。可称道的是，曼·布克奖的宗旨即在于奖掖严肃小说创作，激发读者大众对严肃小说的兴趣。《团聚》的胜出，在很大程度上顾及了此项大奖成立时的初衷。不难预见，《团聚》将会借曼·布克奖的光环凝聚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人气与读者。此外，未必稍逊一筹的5部落选作品同样也将受益匪浅。《翠柔海滩》获提名后销量大增即是例证。而劳伊德·琼斯、默辛·哈米德等人的提名小说也将为更多的读者所熟悉。 今年，曼·布克奖的评选将进入第40个年头。在提携新人、推动严肃小说创作方面，曼·布克奖早已成就卓著，蜚声世界文坛。奈保尔、戈迪默、库切、拉什迪、阿特伍德、麦克尤恩等众多英语小说大家，出道时或籍籍无名，或举步维艰，但无一不是借曼·布克奖的平台而声名鹊起，最终跻身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不过，曼·布克奖也常为争议所包围。评选规则对美国作家的排斥曾引起过“英不敌美”的文坛纷争，但聪明的英国人设立了奖金更高的曼·布克国际文学奖，既维护住了弥足珍贵的英国文化传统而避免“美国化”，又巧妙地将新锐美国文学纳入到泛英国文学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格局中。2002年评委会对通俗小说的青睐也曾引发过一场引人瞩目的“路线之争”。就评选宗旨而言，曼·布克奖理应是对曲高和寡者的严肃推销，而不应该沦为对畅销与流行的媚俗追认。从基兰·德赛的《失落的遗产》到安妮·恩莱特的《团聚》，曼·布克奖显然已撇开了争议而又重归正途。 原载：《文汇报》2008-02-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