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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1966）一生多灾多难：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是阿克梅诗派的首领，1921年受诬陷，因参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惨遭镇压，后来的伴侣普宁是个艺术批评家，曾两次被捕入狱，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三次坐牢，被判刑流放。1946年阿赫玛托娃遭遇了更大的劫难，苏共政治局书记日丹诺夫点名批判她是“反动文学的代表”，宣扬“贵族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甚至辱骂她是“奔跑在闺房与教堂之间发狂的贵夫人”，是“混合着淫声与祷告的荡妇和尼姑”。阿赫玛托娃随即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失去了创作权利，长达六七年四处漂泊，只能靠翻译外国诗歌挣点微薄的稿酬维持生活。 正是在这一时期，著名汉学家费德林跟她合作，把中国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译成了俄语。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想必会引起这位女诗人的心理共鸣。 女诗人看似柔弱，却敢于直面命运的打击，以其坚韧的意志承受重重苦难，她的精神非但没有崩溃，反而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用诗篇记录下这些辛酸经历！创作了俄罗斯史诗般的经典《安魂曲》，在个人崇拜的特殊时期，呼吁法制和人的尊严。当诗人被迫匍匐在地，如同置身坟墓的那些黑暗岁月，是谁给予她活下去的精神力量？是泥土，是草民，是缪斯，是但丁，是肖斯塔克维奇的音乐，是承受苦难的宗教信仰…… 泥土以及由泥土衍生出来的“土地”、“大地”、“地窖”、“坟墓”、“废墟”等一系列意象，构成了阿赫玛托娃抒发情感的载体。《祖国土》是其中最有影响的诗篇：我们不用护身香囊把它贴心佩戴，/也不用激情的诗为它放声痛哭，/它不给我们苦味的梦增添苦楚，/它也不像是上帝许给的天国乐土。/我们心中不知它的价值何在，/我们也没想拿它来进行买卖。/我们在它上面默默地受难遭灾，/我们甚至从不记起它的存在。/是的，对我们，这是套鞋上的污泥，/是的，对我们，这是牙齿间的砂砾，/我们把它践踏蹂躏，磨成齑粉，——/这多余的，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但我们都躺进它的怀里，和它化为一体，/因此才不拘礼节地称它：“自己的土地。” “套鞋上的污泥”，“牙齿间的砂砾”，被“践踏蹂躏”，“多余的，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这备受鄙视与漠视的泥土，最终却能默默地容纳与拥抱那些曾经鄙视与漠视它的人们，诗人在这里以前所未有的独特视角揭示了泥土的双重性：既卑微又博大，既渺小又深沉，既轻贱又厚重。忍辱负重的平民百姓不就具有这样的品格吗？在诗人阿赫玛托娃遭遇劫难的时候，给予她精神支持的正是“土地”。二十多年以后，当诗人终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时候，她满怀激情歌唱果实累累的季节，对支撑她的土地表达了无尽的感激：这就是它，果实累累的秋季！/ 这么晚，才把它领到这里。/足足有十五个美妙的春天，/不许我从大地上爬起。/我那么近地将大地看个仔细，/贴在身上，搂在怀里，/而它，偷偷地把神秘的力量/灌输给一个命定死亡的躯体。 阿赫玛托娃的另一首诗描述了诗人怎样像种子一样在泥土里腐烂，然后获得重生，犹如凤凰在烈火中涅槃：会被人忘记？这可真让我惊奇。/我被人们忘记过一百次。/有一百次我躺进了坟墓，/说不定现在还躺在那里。/缪斯也曾失明，也曾失聪，/也曾像种子一般在地里腐烂，/ 为的是以后能像灰烬中的凤凰，/在蓝色的太空中再次出现。 阿赫玛托娃回忆自己被划为“异类”，被打入另册的苦难，曾这样描写其处境：“我是在怎样的废墟下讲话，/我是在怎样的塌方中呼号，/仿佛在臭气冲天的地窖里，/在一堆生石灰中燃烧。/冬季里我佯装死去，/永远关住了永恒的大门，/可我的声音总为他人所识，/他们仍然对它表示信任。” 能够识别诗人的声音，对诗人表示信任的，除了泥土一般的平民，还有杰出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1906-1957）。诗人写了一首诗，题为《音乐》，献给这位音乐家，用瑰丽的诗句抒发真挚的情感：神奇的火在它的体内燃烧，/眼看着它的边缘在变化，/当别人不敢走近我的时候，惟独它敢来跟我谈话。/当最后一个朋友也把目光转移，/它却来到我的墓中为我做伴，/不它像第一声春雷放声歌唱，/又像所有的花朵同时开口攀谈。 中国诗人鲁藜，曾经写过一首影响深远的短诗《泥土》：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他的命运同样坎坷，与阿赫玛托娃一样，曾经遭遇劫难，备受屈辱，身处近乎绝望的逆境。幸运的是他也挺了过来，活到了平反昭雪的岁月，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正直与坚强。 这两位诗人都创作了以“泥土”为主体意象的诗歌，借以表达他们的情趣与志向。泥土既与痛苦相关，又与丰收的果实相连，他们似乎有一致的体验，但是，两位诗人有关泥土的作品也有不同之处。在阿赫玛托娃笔下，种子在泥土中腐烂重生，这情节源自《圣经》，隐含着诗人的宗教观念。阿赫玛托娃所创作的泥土诗篇，将铭刻在诗歌历史的丰碑上，熠熠生辉，供后人吟诵、咀嚼、品味、思考。 原载：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