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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项狄传》，最早听说这部书名是在二十多年前。大约像我这样年龄的“文革”后的文科大学生，都很难忘记当时流行的两本小册子，一本是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一本是费迪曼的《一生的读书计划》。都是很薄很通俗的书。不约而同地把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列入现代主义的先驱之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刚刚传入中国，弗吉尼亚·伍尔芙、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等人的著作风靡一时，很快就引导了文坛的风气。但是对于《项狄传》则几乎无人推荐，大约斯特恩毕竟属于十八世纪的作家，很难进入现代读者的视野。 费迪曼称这部小说为现代小说的“伟大源泉和先驱”。他非常概括地举了三个特点:“首先就会注意到全书几乎没有真正的事件，在第四卷之前，主角一直尚未诞生。全书一再离题，有时夹着空页，有时插入图解，句逗混乱，印刷怪异。其次会发觉这是一本巧妙处理性欲的奇书，就某种意义而论，可说是一本男性愉快地漫谈性爱的书。……第三个特点，这部作品，那时代的人比现代人更容易接受，因为书中洋溢的感受性或情绪性，在现代人看来很像是感伤性。”我以为这段话基本上概括了这部奇书的艺术特点和现代性价值，至今的评论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福斯特在谈论小说的各种特点时，把斯特恩的小说归入了“幻想”的一面，干脆说:“《项狄传》中隐藏着一个神怪，名叫‘捣蛋精’。”这样的推荐对于当时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狂热爱好者来说，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对这部文学经典一直抱着深深的神往和期待。 终于，在二十多年后，《项狄传》有了中译本。我在上海的书店里似乎没有找到这部小说，后来还是托朋友从北京买到的。但是看着厚厚七百多页的小说，才翻了几页就不得不放下了——无论是内容叙事还是篇幅冗长，现在已经失去了阅读的环境和心境。转眼到了新年，让我最开心的是读陆灏兄编的《无轨列车》，里面所载董桥的一篇随笔中，谈到了伍尔芙创作所受的影响——绝对不是乔伊斯；文学上的影响，伍尔芙从小熟读了劳伦斯·斯特恩和亨利·詹姆逊，《项狄传》的意识流技法她非常在意。这句话一下子激起了我再读《项狄传》的欲望，我想起伍尔芙确实写过好几篇关于斯特恩的随笔，二十多年前的阅读热情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心间。 对于这部西方文学的经典，我自然无资格去说三道四，何况我读的是中译本，小说在语言上的探索性和放肆性已经无法复原当初的魅力。正如费迪曼所说的第三个特点，那时代的人比现代人更容易接受。因为作家是个紧密结合时代的人，他的语言的诙谐、讽刺和双关意义，都是与当时英国社会的时尚联系在一起，一旦时尚消失，人们就很难感受其语言的时代特征和针对性。我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十多年前读王朔小说的那种快感，就是因为王朔的语言中隐含了颓废和虚无的力量，锋芒针对当时社会的主流风气和时尚。那时他的小说激怒了很多人，但是其批判的尖锐性和消解主流文化的力量却是他的小说受到欢迎并广为流行的真正原因。(可惜很多批评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王朔的成功简单地归咎为消费市场，结果是与这个被人为构筑的“消费市场”一起遮蔽甚至剥离了作家的批判性，把一个无血无肉的作家偶像推入消费市场。)正因为王朔小说的时代性与时尚性是混淆在一起不可分的，一旦时过境迁烟消云散，批评家又没有很好地阐释起作品的真正生命所在，以后的人们就无法再从王朔小说中感受到时代意义和艺术力量，只觉得其搞笑而已。我以为斯特恩的魅力有点类似王朔现象，他的许多对社会现象的讽刺与奚落，我们已经无法体会；语带双关语的粗俗成分(尤其是许多赤裸裸的性与生殖器官的暗示)，也是与当时的俗习、风气甚至黑话切口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也很难用中文完全再现出来。因此，现在这部小说是很难达到当时英国社会万人空巷阅读《项狄传》的盛况了。 从影响上说，斯特恩在小说里一再提到塞万提斯和拉伯雷，更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晚期的卢奇安(周作人翻译过八十万字的《卢奇安对话》)，都是以消解神圣、癫狂传奇、发扬民间的粗俗文化和怪诞文化为艺术核心的一流。《项狄传》的出版肯定遭受保守人士的激烈反对，甚至连当时文坛上的权威约翰逊博士都断言这部小说肯定不会流传下去，因为它显然是冒犯了当时社会的主流趣味，尤其是主流文人自以为是的审美趣味。但是正如作家自己所称道的:“全城一半人咬牙切齿地痛骂我的书，另一半人则把它捧上了天，——好在他们骂归骂，书还是照买不误。既然如此，我们就得尽快出第二版了。”这种成功恐怕不能仅仅解释为作家讨好或者迎合了消费市场，如果仅仅是这样也未免把文化精神产品看简单了。任何文化精神的产品的成功，都有它内在的原因，除了被权力操作推广那种特殊途径(如样板戏等)以外，真正受到民众欢迎的文化精神产品，多少是豁然贯通了民间文化的审美核心，也就是在民间的隐性文化里找到了生命力的源泉。所以面对社会上的切齿之声，斯特恩自豪地说:“这也是比我优秀的人的命运。成名之路，如同上天之路一样——必须经历磨难，我必须谦逊如一，直到我有幸受到的攻击像拉伯雷、斯威夫特一样多；因为我受到的迫害还不及他们的一半。”结果形势朝着好的方向转化，到了1767年作者完成了第九卷《项狄传》时，英国著名的评论报刊发表评论说:“可能，在拉伯雷已出现过后的所有作家中，只由特里斯舛(即《项狄传》的叙述者)最有资格双手叉腰，趾高气扬地在屋里踱着步说‘谁敢与我比肩’。”斯特恩继拉伯雷、斯威夫特以后在欧洲文坛上的地位由此奠定。 应该说，《项狄传》是一部没有完成的巨著。作家从1759年开始创作出版《项狄传》第一、二两卷，直到1767年1月出版第九卷，差不多是按照计划每完成两卷出版一次。但第九卷是例外，书出版不久，斯特恩就因肺部大出血而去世。如果天假其年，《项狄传》至少是二十卷，这在第一卷第十三章作家已经有过暗示。而现在我们读到的《项狄传》不过是原来计划中的一半还没有完成，因此，我很难认同历来的评论家对这部作品所作的内容不完整、叙事支离破碎的简单概括。同样，也很难把这一切因为没有最后完成而显示出来的结构上的破碎视为作家在技巧上的超越性、对传统小说形式的自觉颠覆等等，如果把《项狄传》与欧洲任何一部古典小说的经典的前几章(而不是全部)对照，其饶舌议论、牵丝攀藤、枝叶横生的叙述风格当为时代的风气，不过《项狄传》的篇幅过大、作家性格古怪、写作不拘一格的作风导致了它的特别的怪诞与另类。如研究者特别强调主人公一直到第四卷才诞生，代表了对于传统传记小说的颠覆。其实作为一部人物传记，对生命的计算方法是有不同的，可以从人物呱呱下地为生命的开端，也可以从其生命受孕时刻为生命开端，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点也不稀奇。《红楼梦》写贾宝玉要从神瑛仙子与绛珠草写起，《说岳》写岳飞要从大鹏鸟投胎写起，《水浒传》写一百零八将从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天罡地煞写起，其实都是在追溯生命的起源。《项狄传》从“我”的父母在某时刻造爱结胎写起，本来就是主人公特里斯舛的生命之始，不必斤斤计较于是否出生。小说第一卷第一章写父母造人，第四章考究生命得胎的具体日期，第五章确认其出生的日子(前者时间是1718年3月第一个星期天和星期一之间的晚上；后者是1718年11月5日，我发现有好几篇关于《项狄传》的论文都把这两个时间搞混了)，并且让主人公发表见解:“我，绅士特里斯舛·项狄，被带入了我们这个卑鄙龌龊、灾难深重的世界。——我倒希望自己降生在月球上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星球上(土星和木星除外，因为我绝对忍受不了寒冷的天气)，因为在其中任何一个星球上(不过金星的情况我不好说)，我的情况都不会比在我们这个邪恶肮脏的星球上糟。”到这里，已经把特里斯舛·项狄先生的生命形成与见解都包括在内了。 (《项狄传》劳伦斯·斯特恩著蒲隆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3-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