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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巨匠和思想大师层出不穷的德国知识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受到的重视恐怕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他所拥有的德语读者数量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另一位巨人尼采。{1}在关注陀氏的众多目光中，有两位巨人的声音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他们就是德语国家最早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国度，所处的文化背景也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对陀氏的评语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要问，这两位本该心灵可以相通的大师，何以对同一位没有定论的历史人物的看法会产生悬殊的分歧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托马斯·曼和黑塞眼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别折射出了各自怎样的心灵世界？ 一 先看黑塞，黑塞本人的创作受陀氏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他的小说《德米安》（Demian）就有明显模仿《少年》的烙印。黑塞对陀氏共发表了五篇评论文章，其中从1915年到1919年就发表了三篇，分别评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白痴》和《卡拉玛佐夫兄弟》，所有这些文章我们今天都可以在他的文集里读到。对这样一位谜一般高深莫测的大作家，他的看法却是简单而又直接，他开门见山地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已经说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了。关于他，明智的和恰切的话语全都说尽，曾经一度新鲜而又发人深省的话不久就会变成老生常谈。”{2}在对《少年》的评论中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天才的作家、驾驭俄罗斯语言的卓越的大师和俄罗斯灵魂的深刻阐释者，此外，他还是孤独的冒险者，充满奇特而异乎寻常的命运的人……”{3}。针对当时流行的观点，即陀氏小说能够流行于西方世界主要归功于其“侦探”风格的情节，黑塞反驳说：“即使一切外在的东西都过时了，它们（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总体意蕴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长存的，恰如但丁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在无数的细节上几乎不再让人理解，但在整体上，作为对一个完整的世界时代的描写却是具有永恒的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力量。”{4}他在评述《卡拉玛佐夫兄弟》一文时更断言道：“欧洲青年，起码是德国青年，不是把歌德，甚至不是把尼采，而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自己最伟大的作家———在我看来，这对我们的命运是有决定意义的。”{5}可见黑塞对陀氏的推崇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么陀氏的作品里是什么力量打动了这位“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呢？黑塞说：是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绝望，是对恶的忍受，是对人性之残酷野蛮和可疑性的认可和顺从……这第一种声音肯定死亡，否定希望，摈弃一切想象的诗意的美化与安慰，正是这种美化和安慰使我们习惯于那些可爱的诗人们对人类生存的危险和恐惧的掩饰。”{6}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确是刻画了令人恐惧、战栗、压抑甚至绝望的现实，作家用他那阴寒的艺术笔墨严峻地发问：世界出了大问题，灭顶之灾正在向我们逼近，人类将何去何从？ 黑塞和托马斯·曼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西方文学史特指的“世纪末时期”，又是西美尔所称的“文化悲剧时代”。这两种称谓仅从字面上就流露出了当时盛行于西欧知识界的悲观的末世情绪。这样的情绪渗透进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至于黑塞，我们只需留意一下他那篇关于《卡拉玛佐夫兄弟》的书评，其副标题“欧洲的没落”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描绘正好契合了以斯宾格勒、黑塞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黑塞继续论道：“陀氏作品中的第二种声音，即真正的来自天国的声音，它向我们显示了不同于死亡的因素，即另一种现实，另一种本质：人的良知……良心无比强大，当苦难深重，迷障重叠时，它总是能敞开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条路不是返回死亡的世界，而是超越这个世界，走向上帝。”{7}黑塞作如是说与他的宗教情结和神秘主义气质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由此可以粗略地感受到，黑塞对于当时历史的看法是悲观的，现实如此黑暗，看不到一线希望，他只有把他满腔的热望和艺术激情遥寄于远离人间的彼岸天国。 托马斯·曼的公开作品里却不大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1946年受美国戴尔出版社的委托，托马斯·曼为陀氏小说集作了一篇序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要适当》，算是对陀氏做了一次公开而详尽的评价。文章的引言和必要的铺垫结束之后，对尼采和他的这位东方兄弟作了一番比照，托马斯·曼高度称赞了尼采的天才，接着却有失恭敬地将后者称作是“卑躬屈膝的基督徒”{8}，至于蔑视一切偶像和威权的尼采何以热烈地推崇和激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认为只不过因为陀氏不操德语，并且“一开始就缺少某些人本主义的约束”。{9} 断章取义地看，托马斯·曼似有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嫌，实则不然。他的这篇文章出发点和黑塞完全不一样，黑塞侧重于强调陀氏作品的艺术效果与他本人心灵的呼应，而托马斯·曼则是从病理学的角度入手，深入而透辟地分析了病态与天才及创作之间的关系，令人信服地指出：深刻的思想出自于对世俗道德的背叛，疾病也能孕育天才，因而思想家和罪犯往往都有同样的身心状态。在这一方面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天才是可以等量齐观地视之的,但问题是，病态虽然能激发思想、催生艺术杰作，发现常人所不能发现的领域，却毕竟是手段而非目的，人类应该向着理想的健全社会努力，而不是一味沉迷于病态。在这层意义上回到该文的标题：“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要适度，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有明智的限度。”{1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托马斯·曼对整个人类的前途抱有坚定而明确的乐观信心，认为病态的社会是通往大同世界的必经之路，一切的病态和不完善都可以在治疗中克服。阶段的病态精神对于深刻揭露、批判乃至修正当下这个病态的社会是有益的，他持欢迎的态度；但是一味的嗜痂成癖，对于建设美好的理想社会则是害莫大焉。 这两份书评清晰地折射出了两位文学大师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视域和对历史的价值判断，这是由他们不同的个人生活经历和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他们都是知行合一的艺术家，其思想都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其他一系列作品以及他们的社会生活态度里，以下就结合他们的简要生平以及实际作为来进一步论证他们的政治立场。 二 归隐之歌是黑塞的重要文学主题之一，这一点可以从他早年生活环境的两个方面找到答案：黑森林畔的家乡和家庭的宗教传统。黑森林是世界上维护得最好的森林，因当地漫山遍野布满了遮天蔽日、浩瀚无边的墨绿色树林而得名。黑森林自古以来就以其神秘雄浑的景象名满欧洲，当年海德格尔就在此处孕育出不朽名著《存在与时间》，晚年干脆就在黑森林深处隐居起来。无疑，这片地域对黑塞浪漫和神秘主义气质的养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黑塞的家庭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父亲是新教牧师，外祖父是传教士，长期在印度传教，出生在印度的母亲也是一位虔诚的教徒。说到宗教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影响，黑塞记录道：“这幢屋子里交错着许多世界的光芒。人们在这屋里祈祷和读《圣经》，研究和学习印度哲学，还演奏许多优美的音乐……这样美的家庭是我喜欢的，但是我希望的世界更美，我的梦想也更多。现实是从来不充足的，魔术是必要的。”{11} 这样，黑塞自幼就选择了一条避世的天国之路，直至终老，他的一生很少摆脱过孤独、苦闷的情绪。1929年发表的《作家的自白》（Bekenntnis des Dichters）一文充分表达了他内心的痛苦不安：“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是被赋予灵魂的人中最纯洁的一族，而今在机器世界和繁冗的知性世界的左右夹击下，我们被挤压进了一个真空的空间，陷于窒息的境地。”{12}为了摆脱孤苦无助的心情，他还乞灵于古老的印度玄思哲学和中国道家思想以寻求寄托。他酷爱旅游，足迹走遍了欧洲的名山大川和远东的印度。为了彻底拥抱大自然，他甚至多次裸身攀山越岭。其实从本质上说，他的旅行是“在自己内心深处穿越地狱的旅行”{13}。他秉承了德国浪漫派“内省”（Reflexion）的风格特色，非常注重对内心世界的剖析刻划，无怪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绘深层意识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才华和非凡勇气让他格外着迷。他感到无力改变外部世界，因此只把手术刀伸向个体的心灵。在这样一个无神时代，悬浮在虚无之间的心灵无所依托，只能自己审视自己，自己批判自己。黑塞借浪漫派先贤诺瓦利斯的主张，竭力鼓吹“内在的深化”，籍此手段“创造出超越时空的法则，让永恒法则的精神长驻每个人的心灵，人们所有的教育和深造都以认识自身的微观宇宙为根本，今儿认识自己，从中获取每个新认知的标准尺度”{14}。经过了充满磨难心灵漂泊，黑塞带领他的读者重新返回自我，在新拓展的精神乐园里使灵魂得到了升迁。 于是，黑塞对当下的一切都避而不谈的态度也就可以想见了。在一战期间，他还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发表了《哦，朋友们不要这么说》的著名文章呼吁和平。然而，从11月革命和霍恩佐伦王朝覆灭之后，无论是病态的社会现状还是邪恶的政治势力，他多采取回避的策略：1923年“由于对德国共和主义的极端不信任”他主动放弃了德国国籍；{15}对于法西斯暴政的愤怒他仅仅在私下的信件、无意发表的诗歌和随笔里有所流露，而从不主动在公开发表的作品里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16}再结合他一度沉醉于毒品大麻和从未成年时代就几次想到结束自己生命的经历来看，黑塞的世界观的确是相当低调而悲观的，即使在二战结束之后他都不敢相信当时的社会在逐步的自我修正之中，否则他不会一再拒绝媒体和公众要求他重做“和平斗士”的一致呼声。{17} 有鉴于此，把黑塞的历史观归结为“循环论”，即怀疑历史的进步性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再者，对于黑塞所钟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表现的宗教情结，托马斯·曼也透辟地指出：陀氏的宗教理想实质上是一种“永久循环的设想。”{18}这一设想为陀氏所珍视，黑塞虽然对此没有专门评述，但是可以推断，以黑塞的印度宗教哲学的背景，“永恒再现”如同佛教的“涅槃再生”一样对他是极有吸引力的。既然现世社会衰败腐朽不堪，那就放弃拯救它，由它自行灭亡。在它灭亡之后，自然会诞生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来。基于这样的认识，黑塞对现实的一切都持不合作态度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黑塞并没有真正地遁入空门，他还是带着些许的期望关注着整个世界，并且对于救赎西方世界还是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从务虚的方面他创作了像《玻璃珠戏》（Glasperlenspiel）这样的社会批判兼乌托邦的教育小说，籍此竭力拯救人类奄奄一息的文化；从务实的方面他从东方广泛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新鲜血液力图挽救欧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格外关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作家，而俄国作家对黑塞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他们从未被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准则所局限”{19}，更确切地说，“俄国作家站在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用西方人看不到的方式看到西方文化”{20}。所以，在黑塞的全部文论作品里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讨论最多，篇幅也最长。 三 托马斯·曼1875年出生于吕贝克的一个富裕商人之家，父亲还兼有“自由城市”（Freie Stadt）参议员的身份，母亲的娘家在里约热内卢还领有种植园，因此可以说是资产阶级贵族出身。他在回忆录中说：父亲教给了他“严肃的生活态度”，浪漫禀赋极高的母亲教他用艺术习得了“快乐的天性”。{21} 无疑，托马斯·曼早年的成长环境就给他指明了积极入世的方向，在他的精神谱系中，尤其对歌德的浮士德精神情有独钟，他回忆说，他在整个一生中对能轻易地怀着“激情和亲昵的讽刺心情向受神灵庇护的自然之子”、有着“质朴和坚不可摧体魄”的歌德和托尔斯泰表示感激之情，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威严和脱俗”面前感到胆怯。{22}其原因在于：“写神明的多神教的健全比写神圣的病态容易和简单得多。”歌德、托尔斯泰是受神灵庇护的自然之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受难的圣徒；{23}自然之子和蔼亲切，吸引我们去追随、模仿，而圣徒是天使，是先知，是吃力不讨好的预言家，对他们开不得玩笑，只能怀着敬畏远远地瞻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长于反讽之道的托马斯·曼长久以来对陀氏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心理。 如前文所述，托马斯·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蚌病成珠”式的艺术成就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又以独特的视角对“病态”精神作了深入的剖析。普通人得病对于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意义，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这样的天才在病魔的刺激下，才获得了一种异乎常人的敏锐，使他们诊断世间苦难的能力如虎添翼，因此他们的疾病就能够“产生比任何医生证明的正常状态更为重要和更为有益的结果。”{24}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马斯·曼的行文里已经预设下了一个美好的健康社会的远景，并且他对医治社会的疾病怀有坚定的信心：“生命离开病态就无法维持下去，而且几乎再也没有哪句话比‘病只能带来病’这句话更蠢了。”{25}从生理学的角度说，再健康的肌体也会长出毒瘤，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把毒瘤挤出去，生命体必将重获健康。既然疾病对于社会，对于文化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获得康复的必然代价，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对暂时的疾病谈虎色变、讳莫如深呢？托马斯·曼接下去总结道：“没有疾病、疯狂和精神犯罪，就不能取得精神上和认识上的某种成就；伟大的病夫是为了人类及其进步，为了拓宽人类情感和知识的领域，简言之，是为了人类具有更加高尚的健康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者。”{26} 受陀氏作品里的宗教人物颓废空谈的消极影响，当时的颓废思潮也一度大行其道，托马斯·曼对此旗帜鲜明地斥责道：“他们把疾病理想化，妄图把它留住或者把它堪称某种比健康更高尚的东西……他们错误地把过渡阶段，把危机当结果。”{27}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对颓废大加鞭挞（如小说《布登勃洛克的一家》的败家子克里斯蒂安、《特里斯坦》的颓废作家施宾奈尔）。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如此让他诟病了。在托马斯·曼看来，病态中的欧洲文化，需要的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疗法，而是真正的康复，也就是新的民主和新的人道主义。为了治疗社会的痼疾，首先必须要求对人类予以关注和认真的研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正是以人类的名义，出于对人类的热爱而说出来的，它们有利于维护一种新型的、深沉的、并不花言巧语的博爱，一种经历了地狱般的一切痛苦后形成的博爱。”{28} 托马斯·曼对于社会活动的参与非常积极，一生多次发表政治文论和政治演说。他的政治思想非常保守而复杂，一战期间他竟然狂热支持德国进行这场战争，他的哥哥海因利希·曼称他是“德国市民阶级和德国作家、思想家里战争支持者的最杰出代表”{29}。其实托马斯·曼的意图却是十分单纯，他认为战争是“一场清洗运动、解放运动，萌生着巨大的希望”{30}，这里的“清洗运动”和“解放运动”指的是要消除英、法启蒙主义所带来的耻辱，让德国文化所代表的人类内心的净化取得完全的胜利。1918年他发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观点》，与这本书的标题旨趣完全相反，这本书500多页，洋洋20万言狂热地鼓吹德意志主义、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充分表现出一个艺术家对良知详尽而深刻的深思；1922年发表演说《论德意志共和国》，标志着他完成了向共和主义的转变；30年代，他在柏林发表演说《对理性的呼吁》，强烈吁请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纳粹党的野蛮行径；他被纳粹取消德国国籍之后，更是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反法西斯阵营里去，他和康拉德·法尔克一起合作出版《标准和价值———自由德意志文化双月刊》；流亡美国期间，为了推翻法西斯暴政，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到处奔走呼号，从1940年10月直到二战结束，他每月都坚持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对外广播，直接投入反法西斯宣传，并且把他的所得捐献给“英国战争救助基金会”；此间他还积极参与了许多文化活动，资助那些被纳粹驱逐出境的进步作家，如德布林；二战之后，他仍因政治因素活跃于欧陆和美国的政界和新闻媒介。{31}一句话，为了达成他心中的理想，他不向任何势力妥协退缩，而且身体力行地亲临社会第一线去呼吁，去奋斗。 托马斯·曼一生的作为都是对他政治理想的不遗余力的践行，他虽然由于社会的黑暗数度陷于低沉彷徨的情绪状态，但从来没有在大方向上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种种努力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由此观照，把他的历史观归为“进步论”是名至实归。 四 通过以上的分析，从两份书评里折射出了两位文学家对历史前景不同的判断和预言，这两种判断和预言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流行于世的两种观念和思潮的差异，表明了世纪之交人们的总的精神趋向和对时代不同的见解。有趣的是，这两位大师并不因立场相左而对对方产生丝毫的敌意。黑塞曾这样赞美托马斯·曼：“在美文学的知识分子人物中，能将卓越的叙事能力与娴熟的怀疑理解力相得益彰地并用的人，只有托马斯·曼一人而已。他的小说与其说是叙事作品，不如说是性格研究作品，然而作品的每个用词无不鞭辟入里、锋芒毕露，并给人留下无尽的深思。他的作品实在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美轮美奂的艺术珍品。”{32}在黑塞70岁生日之际，托马斯·曼写了纪念文章，把这位“施瓦本的抒情诗人和世外桃源诗人”称为“人文主义思想的领头人”，称赞他的作品“将哀伤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精神的、甚至是革命的高度———当然并非是直接的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心灵和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它们以至真至纯的方式瞻望到了未来，感知到了未来。”{33}勿庸置疑，这两种评论都是很中肯而精辟的。 {1} 海德堡大学斯拉夫学教授格里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奥学界接受史的研究中得出结论：“简单地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有不少是不读尼采的；相反，但凡尼采的读者没有人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见Horst - Jürgen Gerigk，Dostojewskij, der “vertrackte Russe”, 2000, Attempto Verlag, Tübingen, S．12． {2}{3}{4}{5}{6}{7} Hermann Hesse,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Zweiter Band, 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in Rezensionen und Aufs?tzen, Hrg.:Volker, Michels, Suhrkamp Verlag,1970,S．304．S．317、S．３１７、S．３２１、S．３０５、S．３０５页。 {8}{9}{10}{18}{24}{25}{26}{28} Thomas Mann Essays, Band 6, Hrsg. von Her?鄄mann Kurzke und Stephan Stachorski, S. Fischer Verlag 1997, S．16、S．１６、S．32、S．23、S．24、S．２４、S．２５、S．３１． {11} Hermann Hesse，Gesammelte Werke, Band 6, Suhrkamp Verlag, 1987,S． 378-379． {12} Hermann Hesse，Schriften zur Literatur, Erster Band, S．243． {13} Birgit Lahann， Hermann Hesse Dichter für die Jugend der Welt, Suhrkamp Verlag, 2002, S．7． {14} Hesse， Romantik und Neuromantik, in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Erster Band, S．108－109． {15} Hermann Hesse，Briefe, Erweitere Ausgabe, Sonderausgabe in der Reihe “Die Bücher der Neuzhen”, Bd. 117, Suhrkamp, 1964, S．57． {16} Fritz Bittger，Hermann Hesse Leben, Werke und Zeit, Verlag der Nation, Berlin, 1974,S． 11． {17} 有关于此，可以参阅黑塞一战之后的政治文论，这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他对媒体及友人、读者的回复，拒绝对自己政治立场的表态。Hermann Hesse， Die politschen Schriften, Hrsg.: Volker Michels, Suhrkamp Verlag, 2004. {19}{27} 格·米·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第328、384页。 {20}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3页。 {21} Thomas Mann， Gesammelte Werke, XI, Frankfurt 1974, S．98． {22}{23} Thomas Mann， GW， X，S．329、S．３２９． {29} Thomas Mann und Heinrich Mann Briefwechsel, 1900 - 1914, S. Fischer Verlag, 1968,S．110． {30} Thomas Mann， Gedanken im Kirege,(Sept, 1914), in Thomas Mann Essays Band 1, Seite 198. {31} 以上材料引自Andrè Krajewski，Der groｓe Reprｅsent des Exils, 刊载于http://www.shoa.de/p_thomas_mann.html． {32} Hesse， Gesammelte Werke, Band 12, S．436． {33} 引自Fritz Bittger， Hermann Hesse Leben, Werke und Zeit, S．5． 原载：《学海》2006/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