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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思考《故乡与他乡》这个题目时，我想不出“他乡”的具体形象，因为日语中我们用的多是“异乡”（远离家乡）这个词，“他乡”对我来说不甚熟悉，仿佛是指与我无关的，其他人的家乡。 按照题目中的意义，我的第一个“他乡”是北海道的札幌。我是在东京出生并长大的。但在日本有个惯例，大小公司都会将员工送到远在外地的分公司工作几年再送回来。我觉得这种工作体制广泛存在，只是在其他国家可能不太盛行。 不管怎么说，因为这种体制，六岁时我们举家搬到札幌，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并发现自己是从骨子里爱上了四处旅行。那儿的房子、炉子、花儿、夹克、气候，一切都有别于东京。第二周我去当地小学上课，班上同学问我：“你是爱努族人吧？”只好回答：不是，我是从东京来的。然后我就仔细观察班上的同学，发现两个女孩特别与众不同。她们眼睛又黑又圆，眉毛又弯又浓，像极了弗里达·卡洛（知名的墨西哥女画家），肤色稍黑一些，不过我和她们长相确实挺像的。 大家知道，爱努人是北海道的土著日本人，时至今日日本仍然存在对他们的歧视。但孩时的我只觉得爱努族的女孩子聪明可爱，美丽动人，我也曾想成为她们的一员。 从那时起，北海道就成了我的“他乡”。它不是我的故乡，而是其他和我模样相仿的人的故乡。北海道的许多城市名、河流名、动植物名称都源自爱努族土著民语。这种语言发音很玄秘，每次我听到，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许久之前北海道尚无日本人，只有爱努人生活的情景。 去年，我有机会见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许多女作家，据她们说她们的文化和爱努族十分相近，并说我长得特别像她们的亲戚朋友。 我的小说《韩素音的月亮》，讲述了一个日本女孩九十年代初开始在北京学汉语的故事，以及两个国家两种语言之间的隔阂。主人公每天和出租车司机练习汉语，司机都问她：“你是哈萨克族人吧？”为什么都这样说呢？她开始对哈族文化产生兴趣，并假装自己就是哈族女孩子。现在我确信其实这个片段就是来自我六岁时在北海道的“他乡”经历。 我的第二个“他乡”是纽约。 1964年我回到故乡东京，生活又发生了变化。 在我看来，城市分两种：一种是即使第一次造访也觉得似曾相识，感觉好像已去过多次，像纽约、檀香山、圣保罗、北京、赫尔辛基等。另一类则相反，三番五次去也只是触碰到城市表面，如巴黎、首尔、洛杉矶、马德里和上海。 我以前来过上海，多是从东京或北京过来，但总在同一酒店住宿，同一家餐馆吃饭，同一条街上散步，同一家咖啡厅停歇。所以这次上海之行是个好机会，它该转变角色，归入第一类城市当中去了。 作家描写自己的故土家乡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对于我，东京太真实，太贴近自己的日常生活，使我无法下笔。逐渐成长为作家后，我才发现作家的生活一点也不令人兴奋。尽管身为东京作家，我不喜欢写那些离自己作家生活太近的事情。 所以在我的故事里需要虚构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几乎所有作品都选择第一类城市。 第一类城市中我的最爱是八十年代的纽约。它那个时候散发出的气息让我一下子着了迷。我去过那儿多次，呆上几个月，再回来，再去。那儿的艺术、股票市场与今天的上海是那么相似。我的朋友贝姬.鲍威尔在安迪·沃霍尔（波普艺术领袖，现代艺术家）的工作室“工厂”工作，她介绍我认识了诸多人士，包括安迪，还有涂鸦大师，美国艺术家巴斯奎特，美国街头绘画艺术家凯斯·哈林，纽约女作家塔玛·雅诺威茨，美国女作家苏珊·米诺特，美国作家杰·麦克伦尼等等。那里有各种派对，夜总会、美术馆，所谓的“灯红酒绿”，我每天徜徉其中，呼吸着那个时代的纽约气息，不断得到灵感启发。 我的作品主要关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误解，以及荒唐但又有重要意义的爱情纠葛。即使现在我最喜欢的作家仍是曼纽尔.普格（阿根廷作家），我理想中的爱情就同他的爱情相似。因此，我将继续创作发生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两座城市、两个人之间，有些奇怪的，误解百出的爱情故事。 原载：《文艺报》2008-9-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