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教授乐黛云提出了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这一重要范畴，说：“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又说：“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跨文化，二是文学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是继法国、美国比较文学之后，在中国本土出现的、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的集中体现，它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乐黛云还指出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三大功能，即“互识”、“互证”和“互补”，说：“比较文学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当文学被封闭在某一个国别民族文化体系之中时，它就不大可能突破原有的欣赏方式和思维模式来接受新鲜事物。只有认识了他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这就是比较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互识’，也就是由互动而产生的新的认识。”又说：“如果说‘互识’只是对不同文化间文学的认识、解读和欣赏，那么‘互证’则是以不同文学为例证，寻求对某些共同问题的认识或不同的应和，以达到进一步的共识。所谓‘互证’就是要在互相参证中找到共同问题，证实其共同性，同时反证其不同性，以达到进一步的沟通和理解。”还说：“比较文学工作者要在这个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他者吸收营养，谋求新的发展，这就是比较文学的‘互补’功能。‘互补’首先指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但决不是把对方变成和自己一样，也不是把自己变得和对方一样。”“‘互补’还表现为以原来存在于一种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或误读）另一种文化的文本，因而获得对该文本全新的诠释和理解。”“另外，‘互补’还包括一种文化的文本在进入另一种文化之后得到了新的生产和发展。” 笔者认为乐黛云关于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以及比较文学在当今阶段三大功能即 “互识”、“互证”和“互补”的阐释是深刻的。但笔者认为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比较文学的强大功能中还应该包括“互赏”。 “互识”、“互证”和“互补”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互赏”。历史证明，“互赏机制” 的建立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创造。正因为有古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之间的互相赏识才有了繁盛千余年的丝绸之路的交通，虽然这还只是物质层面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建立也包含了西方人对古老的中华文化和文明的重要赏识。许多学者正确地指出正是由于中华儿女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赏识以及借鉴利用才有了中华现代文化的伟大革新和转型。就文学层面来说，歌德的世界文学这个重要概念还是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他者文学的存在而催生的。歌德正是在读到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他者文学之后受到震动才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重要概念。歌德曾经批评诗人马提森的褊狭文学观念，说，当德国人还在刀耕火种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写小说了，而且写得富于“道德、礼仪和节制”，又说：“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所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顾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做。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可惜的是鸦片战争之后被战争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西方人当然也包括德国人在内早已忘记了歌德的教诲，他们没有注意到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他者文学，而且建立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注意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尤其不能发展到民粹主义，千万不能将本民族自身的文化与外来文化对立，也需要建立“赏识”机制。中国百年文学史的发展历程表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三十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建立了对外来文学和文化的“赏识”机制，所以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中国新文学史的“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以及后来得到重新评价的一些大家比如林语堂、沈从文等作家无一不是受到了外来文学和文化的滋养的。“文革”期间，文学和文化的创造都出现了萎靡和停顿。到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才又有了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家和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要发挥好“互赏”功能，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不同文化和文学的同和异的发掘，探求“互识”、“互证”和“互补”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互赏”。其实我们上面讲到歌德之后的西方形成并继续强化着那“顽固的欧洲中心倾向”的话语霸权及其“异化”魔力，这也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的，在事实上，不少的著名而杰出的西方人士还是对东方尤其对中国文明十分赏识的，西方的现代文化也是比较强烈地接受了他者文化的影响的。比如美国十九世纪的两位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和梭罗就曾十分欣赏中国文化，觉得孔子的思想跟他们的人生观十分合拍，而孔子的思想对他们的创作也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想在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也接纳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精神的滋养。美国诗人庞德就是接受了中国的影响才提出了意象主义的。《中美诗缘》的作者朱微曾经这样写道：“艾兹拉·庞德就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信徒和中国古诗的崇拜者。中国的儒家思想关于道德、伦理、礼教、和平和人际关系等深广内容给庞德的文学思想、诗歌创作乃至翻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庞德的文学观念很早就倾向于“文以载道”，他认为，文学创作和翻译都可以间接地直接地影响社会风尚和人的思想，这使得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训诲主义”色彩，这也是跟中国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原载：《文艺报》2008-11-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