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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一个流派，于上世纪30年代横空出世，又如昙花一现般迅速凋零，那就是以刘呐欧、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虽然存在时间短暂，却也曾领一时之风骚，以笔法新奇而著称。尤其值得注意的则是该派作家笔下散发的浓浓的摩登味儿，新感觉派作家当时几乎都居住于上海，小说也以描绘都市生活为主，天然地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更为巧合的是，该派的鼻祖——日本“新感觉派”的骁将横光利一，也曾两度游历上海，并在第一次游历结束后，创作了一部“新感觉派”技法集大成之作《上海》。 经历上海 横光的两次上海之行 近代以来，随着中日交通日益便利，日本不少作家都曾在上海留下足迹，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金子光睛、佐藤春夫等，回国后还陆续发表游记、散文抒发感想。而推荐横光利一来上海的正是芥川龙之介。 1928年4月，横光利一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借住于友人今鹰琼太郎的宿舍，地址是虹口公园附近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千爱里45号二楼。虽然横光利一在这儿住了一个多月之久，但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却已经面目模糊。他既不像芥川龙之介那样，拥有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特殊身份，可以到处拜访蛰居上海的名士，也不像谷崎润一郎那样，通过内山完造的牵线搭桥，结识了不少中国友人，还参加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横光既不懂中文，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翻译，整整一个月基本就在日本人圈中生活，很少与中国人直接交流。 这未免略显遗憾，但或许也是横光故意如此。比之与语言不通的人展开艰难的对话，横光更喜欢用自己的眼睛直接观察这个城市。除了饱览城市风景、闲逛繁华街道、去饭店品味佳肴、到澡堂洗澡这些日常活动外，横光还有一些自己的独特喜好，比如“去设有黄金交易所的地方参观，尽可能多地了解金银交易的运作变动情况以及棉花的买卖方式”，再比如，对“租界内各国的组织和关系”的浓厚兴趣。而这些，后来都成了他作品的一部分。 虽然横光在上海的生活颇有些与世隔绝之味，却以另一种方式默默打量着这个城市，积累了大量素材，并且渐渐勃发了一个大胆的写作野心。当时，法国作家马尔罗以《征服者》《王家大道》等中国题材的小说风靡欧洲，横光受此触动，企图写出一部小说与之颉颃。因此，回到日本后，虽然立即有出版社邀请他写游记，他却回信拒绝了：“我不想写上海或那里的奇闻轶事，我想写的是成为东洋垃圾场的、让人感觉奇妙的大都市上海，那不是一篇游记或短文可以容纳的，我想把它写成一部长篇。”这部长篇就是后来的小说《上海》，这是横光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后一部新感觉派小说，在其文学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横光翻阅了四五百种有关上海的书籍和杂志，前后费时四年多才将作品写完。1928年11月起，小说在《改造》杂志上每隔三个月连载一篇，1932年7月，改造社为其出版了单行本。此后，经过三年时间的修改，1935年3月，又由书屋展望社出版了修订版。 然而，横光与上海的缘分并没有因为这本书的完结而终结，在中日关系更加恶化的1936年，横光还有幸来过一次上海。1936年初，他作为《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赴欧洲采访时，曾于2月24日坐船途经上海。在那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上午九时半，抵达上海。刚踏上朋友今鹰家的楼梯，有人在下面大声叫喊，一看，是山本实彦。太意外了，本想下去说说话，但因为还没跟今鹰寒暄，就依然上了楼。喝了杯茶后，去楼下的内山书店。书店里，鲁迅和实彦以及内山书店老板三人在。鲁迅因为赶写《改造》的稿子，从昨夜起一直没睡过。苍白的脸色，胡须浓密，牙齿长得很整齐。他邀我一起上南京路新雅饭店吃饭。” 此处提到的山本实彦，为日本著名出版公司改造社社长，也就是他把鲁迅作品引荐到日本的。再翻开鲁迅日记核对，23日那天确实记有“为改造社作文一篇，三千字。不睡至曙”。24日也写道“山本实彦君赠烟卷十二盒，并邀至新雅午餐，同席九人”。事实都能对上，可见鲁迅与横光确有一面之缘，唯独不见提及，这很可能是因为此时中日关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为避嫌而讳名，于是我们也无从得知更多会面细节。 重构上海 横光笔下的上海图景 将中国元素纳入小说，在日本早有先例，近代作家也不例外。先后来过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也都写过中国题材的作品，与他们相比，不论在旅行经历还是写作实践上，横光都是晚来者，但他却独辟蹊径，在《上海》一书中用新颖奇诡的笔触写出了近代上海的现代感和都市感。不过，虽然横光此书描绘的是1925年的上海，但是如同他以前的作品一样，在这位新感觉派作家笔下，上海也有了象征意味，借用这个舞台，横光抒发着他内心的苦闷与迷茫。因此，要全面了解横光的上海观感，除小说《上海》外，横光其他有关上海的作品，如散文《静安寺的碑文》《上海的事》，以及以半自传形式记叙上海之行的小说《蔷薇》，也要互相参看，才不至于曲解和误读。那么横光笔下的上海究竟是怎样一番图景呢？ 小说《上海》开篇便写道：“每当满潮时，河水暴涨，便出现逆流。观测站的信号旗显示出平稳的风速，朝着塔上飘去。在茫茫夜雾之中，海关的尖塔显得烟气迷蒙起来。堆放在堤坝上的木桶坐着许多苦力，他们的身上湿漉漉的。残破不堪的黑帆随着钝重的波涛东倒西歪地吱吱嘎嘎地向前移动。”拥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的外滩在横光笔下竟是如此萧索，未免让人惊诧。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快速发展的繁华大都市上海，有无数纸醉金迷的上流故事可以叙述，横光却偏偏选择了下层社会，充分暴露了他对上海的定性认知——这个城市的标签之一就是堕落。“巴黎是向上达到了顶点的都市，上海则是向下堕落到了极点的都市”。然而对于这种堕落，横光却没有丝毫批判的意味，甚至觉得它是未来都市的发展方向。在这座未来的恶之都中，小说主人公们纷纷登场：有失业潦倒的银行职员参木，有被迫沦为妓女的浴场女工阿杉，有兼有纱厂女工与罢工领导人双重身份的中国共产党人芳秋兰，还有被人肆意买卖的前白俄贵族小姐奥尔嘉，更有围绕舞女宫子展开争夺的大批外国佬。简而言之，上海充斥着从四面八方而来、肤色语言各不相同的掘金者、投机商、底层百姓、难民。“国籍各异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利用租界这一怪异的场所与各自的首都争富斗豪。他们属于这么一群人，一旦归国，唯恐丢掉各自的饭碗，与其如此，还不如挟持自己国家的余威，在这儿跷着腿抖抖威风。”横光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租界这一特异形式的存在对上海畸形繁荣的促进作用。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矛盾，原本就是新感觉派关注的主题之一，而在四方杂居的上海，这种感觉有了更深的体会。于是，我们看到，《上海》虽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形式，但各个篇章几乎都是以主要人物的心理感受串联起来的，作者不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客观记述情节发展，而是从主人公的心境出发描写投射在他眼里的外部世界。也正因如此，横光利一笔下的上海图景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色彩，混杂、堕落、虚无……既承接了他以往作品中一贯的颓败感，也为近代上海描摹出了别样风格。 关注上海 横光的中国知音 横光的《上海》一书在日本发表后，其敏感题材与新奇笔法立即引起各方瞩目，与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一起，成为日本人了解上海的一扇窗口。可惜，该书在中国却影响不大，这也许是因为该书发表的时候，新感觉派在日本已经没落。但横光对中国的影响原本也不在于一本书，更重要的是他引发了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即以刘呐鸥、穆时英为首，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风云一时的“新感觉派”。而其中，最先把横光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开启中国新感觉派风气之先的，就是精通日语、熟稔日本文学的刘呐鸥。 1928年，家底殷实的刘呐鸥自己出资，联络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等人，在上海创办了第一线书店以及杂志《无轨列车》，介绍文坛最新文艺理论、刊载同仁优秀文学作品。也翻译日本新感觉派和普罗文学两家的作品，其中就有横光利一的《七楼的运动》，这是横光作品最早的中译本。在该书序言中，刘呐鸥以热情的口吻赞美了新感觉派作品：“文艺是时代的反映，在这时期里能够把现在日本的时代色彩描给我们看的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派的作品。”第一线书店因“宣传赤化嫌疑”停办后，刘呐鸥等又创办了水沫书店及其宣传刊物《新文艺》月刊。1929年5月，水沫书店出版郭建英译横光利一作品集《新郎的感想》，同样由刘呐鸥作序。他着重分析了横光作品的艺术特色，认为“他的作品每篇都是提供着一种新的形式的。他又能用敏锐的感觉去探索着新的事物关系，而创出适宜的文词来描写它，使他的作品里浑然发散着一种爽朗的朝晨似的清新的气味”。 不仅在作品翻译上，在写作实践上，刘呐鸥也同样做出了重大突破。他运用“新感觉技法”创作了一系列作品。1930年4月，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出版，这本集子被公认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开山之作。从此，“新感觉派”正式登上中国文坛，翻开了绚烂夺目的一页。“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几乎都以上海为其故事背景，而横光也着力描写上海，这不仅仅是一种偶然。“新感觉派”小说并不等于都市小说，但现代都市的确为新感觉派那种天马行空的语言提供了绝佳舞台，新感觉派的作品特征之一就是反对既定的政治、经济格局，表现个人在现代社会的虚无感，而在近代上海，这一表达找到了最适合的展示空间。 有关中日新感觉派的比较研究，近年来一直层出不穷，然而以往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写作技巧的承袭方面，对题材的共通性却挖掘不多。但是，既然我们知道日本新感觉派的领军人物横光利一曾经两度造访上海，并且中日两派作家都曾不遗余力地描摹上海，这些事实足以引起一个新的关注——“新感觉派”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内在联系。现代文学中以上海为创作背景的作品可谓浩如烟海，我们不能说“新感觉派”描绘上海比之其他流派在艺术水准上一定有高明之处，但是在把握城市的内在精神方面，却确有其思维独创性和语言表现力。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8-11-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