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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苏文学今天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已不是令人亢奋的话题。它的辉煌与魅力似乎停留在了遥远的记忆中，随着当年理想主义光环的渐渐黯淡而退缩到记忆的角落。不过，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产生30年之际回顾这段文学发展历程，却又无法对俄苏作家当年的影响视而不见。这是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与上世纪初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相似，30年前新时期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也离不开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的影响。但与五·四新文学不同，俄苏文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前期，即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尽管朦胧诗创作、先锋戏剧探索（如《车站》）、现代派小说技巧尝试（如《蝴蝶》）已经显出当代西方文学的浸染，但不可否认，新时期文学的起步阶段，俄苏文学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当代西方文学更广泛的引入，中国作家对俄苏文学的热情便逐渐消退。 中国新时期文学之所以会在其发端之际自觉地接受俄苏文学是有客观原因的。新时期文学是在“文革”几近荒芜的文化沙漠上发端的，加上长期的文化封闭，使新时期文学在其开始阶段可借鉴的文化资源极其有限。“十七年”文学便成为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觅求发展的基石。而在“十七年”间，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俄苏文学是惟一对中国作家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外国文学，其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热度，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如王蒙、从维熙、陆文夫等人的创作中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由于“十七年”间俄苏文学在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故在“文革”期间，它在中国便又遭遇到了超乎寻常的“冷”，俄苏作家几乎是“文革”期间遭到批判最严厉的外国作家。历史的变化往往具有喜剧性的荒诞滑稽感。新时期文学在“文革”的文化废墟上崛起，在反思“文革”、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下，它几乎别无选择地将目光又投向了“十七年”，于是刚被打入冷宫、遭到极端贬损的俄苏文学在中国一时间又迅速地“热”了起来；刚被批为“修正主义毒草”的俄苏作家在中国一时间又迅速地成为“重放的鲜花”，被中国新时期作家自觉地重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短暂时光里，俄苏作家在历史独特的逻辑演变中实施着影响。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其发展之初将目光投向俄苏文学，其必然性还取决于更为本质的两个原因。 第一，自五四新文学将目光首次投向俄苏文学之日起，在文学“为人生”理念的驱动下，中国现代作家自觉地师从俄苏作家，至上世纪50年代罕见的“中苏蜜月”期间，这种师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近半个世纪的借鉴乃至模仿，逐渐使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审美情趣、习性和方式都留下了俄苏作家的痕迹。这在上世纪50年代登上文坛的中国作家当中尤为显著。审美情趣的相投是中国当代作家在新时期之初自觉地借鉴俄苏文学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中国新时期文学与苏联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解冻文学”在产生背景和原因以及特征方面都有明显相似性，故有学者将其称为中苏文学发展历程的“错位对应”。“解冻文学”因其彰显的人道主义情怀、坦诚的批判意识曾对1956年至1957年间的中国文坛产生过不小的冲击力。但这股强大的影响力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骤变而迅疾消逝，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又“错位地”对新时期作家产生了真正的影响。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作家迎来了自己的“解冻”时分，苏联“解冻文学”的精神资源在中国文学的“解冻”之日自然显得弥足珍贵和亲切。中苏两国这段历史演变轨迹的“错位相似性”，促成了新时期作家自觉借鉴苏联作家的内在动力。 由此，俄苏文学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完成其最初拨乱反正的使命提供了直接帮助：恢复人道主义传统，找回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崇尚对人的尊重、对真实的揭示、对真理的追求、对历史的反思……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努力恢复五四文学传统的过程中，正是这些价值倾向构筑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繁荣。 无论是“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所谓“改革文学”，其中艺术成就大小不一、内涵深浅各异的作品无疑在当时构成了新时期前期中国文坛的亮丽风景线。而维系它们恒定文学史价值的，抑或是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抑或是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抑或是其历史责任感。所有这些精神取向，都令人想起俄苏文学，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苏联文学的熏陶。爱伦堡的《解冻》、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田德里亚科夫的《六十枝蜡烛》、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等中国作家耳熟能详的苏联文学作品以它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批判、对公民责任感的讴歌，引起了身处极为相近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共鸣，在他们构筑自身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审视话语过程中，这些苏联作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启迪。同样，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当代苏联军事题材小说也以其人道主义情怀对新时期中国军事题材文学告别过去单薄的纯粹英雄主义渲染，走向对战争与人的深入思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的确，苏联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广泛的。沙叶新在《假如我是真的》里将结局场景安排在上演《钦差大臣》的剧场里。该构思惟妙惟肖地勾画了俄苏文学对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从外在到本质的感染力。而艾特玛托夫极富民族地域文化色彩的创作，又给中国作家书写自己的乡土文学，寻求自身文化之根提供了艺术资源。王蒙曾将艾特玛托夫视为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苏联作家之一，因为不少中国作家都曾直言不讳地谈到对这位苏联作家的借鉴。张承志曾说过，“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给了我关键的影响与启示……我开始希望更酣畅地、尽情尽意地描写和抒发我对草原日渐复杂和浓烈的感受，希望更深刻地写写我们和牧民们曾经创造过的生活”。的确，在《黑骏马》《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等作品里，我们可以体味到草原风情与粗犷的民风背后隐藏着的艾特玛托夫式的情感表达。 回顾俄苏文学对新时期作家的影响，不是为了证明影响产生的合理性，而是为了以该视角审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的成就与不足，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自我反省。在以人道主义情感的复归、现实批判精神的张扬为标志的文学运动中，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最初的使命——拨乱反正，为正常的发展与深化提供了可能。这一功劳无可置疑，恰在这点上，俄苏文学的影响功不可没。但应看到，由于社会环境缘故，新时期文学之初也有着苏联“解冻文学”的缺陷，即文体意识淡薄，艺术形式粗糙，对政治的简单追随，对时代话语直接而外在的高度敏感。在当代俄罗斯，《解冻》《不是单靠面包》《一个人的遭遇》《外来人》《一次党委会记录》等作品已不再被看成经典，正如今天我们明显感觉到《班主任》《伤痕》《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在艺术上的某些缺憾一样。该相似性的形成并非都是影响所致，也与新时期文学和“解冻文学”在各自国家文学发展历程中都处在拨乱反正的开端时期有关。这一相似性既会促成中国新时期早期作家自觉关注苏联文学，也会使“解冻文学”的不足自然传至这些作家身上。中国“改革文学”明显的图解政策化倾向便是例证。而苏联主流文学中高度意识形态化倾向、幼稚的甚至是矫饰的理想主义激情，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曾浸染过中国作家，这一影响到了新时期早期依然存在。这也影响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表达历史体悟时的深度。 然而更应看到，新时期早期作家在借鉴俄苏文学的过程中也失落了许多精神财富。俄苏作家对人性认识的深度，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中那超越大众意识，达到个人化的对历史悲剧的深刻体悟与反思，在新时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实难觅得。这又不啻为新时期文学的遗憾。这说明，新时期初期中国作家对俄苏作家的接受并不深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俄苏文学逐渐淡出中国作家的视野。俄苏文学今日受到冷遇既有合理性，也令人遗憾。毕竟，当代西方文学的涌入拓宽了中国作家的视野；毕竟，俄苏文学在中国由上世纪50年代极不正常的“热”到今天的“冷”体现了历史的惩罚。然而，俄苏文学毕竟还有许多我们未曾很好借鉴的精神资源；毕竟有在我们最热衷于它的时候也未曾领悟到的可贵之处。而这些精神资源又是今天的中国文学极为缺乏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今天对俄苏文学的冷漠就不失为遗憾了。在回顾新时期文学30年发展道路之际，的确不应忘却俄苏文学曾给予的帮助。 原载：《文艺报》2008-11-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