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局外人》中的异化问题 理性主义为西方社会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工业文明。到了现代，人们把一切都寄托于理性，以为理性无所不能。然而，事实上，理性并没有为我们创造一个明晰的、有条不紊的、自由平等的世界。相反，理性已走到了人的对立面，成了压抑个性发展的障碍。人被理性异化，被现代工业社会异化。对此，加缪在他的小说《局外人》中有深入的探讨。 小说《局外人》中的主人公默尔索给人的感觉是与社会格格不入。母亲死时，他没有哭，也没有看最后一眼。他在守灵期间又抽烟又喝牛奶咖啡。母亲下葬的第二天，他就到海边游泳并与以前的同事玛丽看滑稽电影，搞不正当关系。后来，又帮人人讨厌的莱蒙写信辱骂其情妇。在海边，他又误杀了与自己无冤无仇的阿拉伯人。在法庭上，他拒绝与律师“合作”，拒绝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各种“理由”辩护。被判死刑后，临刑前，他又拒绝接待神甫，最后又对神甫大吼大叫。他的一切行为无不怪异，他总是与社会产生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是这篇小说的突出特点。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是社会有问题还是默尔索有问题？ 我们看到，当默尔索处理社会上的事情时，他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冲突不断。但一旦他回到海边，远离尘嚣时，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个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然之子”。另外，我们可以对他的一切怪异行为进行道德上的指责，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他诚实，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内心。那么，为什么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自然之子”会与社会格格不入呢？默尔索的纯真、质朴为什么总是会与社会产生冲突？ 小说中描绘的社会生活显得机械、单调、无聊，甚至荒诞。母亲死时要看最后一眼，而且还必须哭。守灵时不能吸烟喝咖啡。下葬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不能进行娱乐活动，至于搞不正当关系，那更是天理难容。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心知肚明，耳熟能详的社会规范，即社会道德。但默尔索的纯真对此提出了质疑：母亲死时固然悲伤，但一定要哭吗？假如你看透了生死，不想哭，那么你的哭岂不成了做戏？守灵时假装不想吸烟，不想喝咖啡，岂不也是做戏？人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虚伪？ 纯净的大自然孕育了纯真的默尔索。他拒绝按照既定的机械化模式生活，拒不接受虚伪的社会强加给他的价值观。他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追求自己的本真存在方式。他意识到被异化的命运。他非常清醒，他对生活有把握，他知道什么是他真正想要的，他知道自己该拒绝什么，该追求什么，他要保持自己本真的个性。正是这种对本真存在状态的追求使他与社会格格不入。他深爱他的母亲，理解他的母亲，母子间亲密无间。母亲死的时候他不愿按世俗礼法装腔作势地痛苦流涕，不愿违心地装模作样地去看母亲最后一眼。爱根本不需要表演，它是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真挚感情。但僵化的世俗礼法已将爱铸成条条框框的模子，任何人都必须在条条框框里爱，超出条条框框就不叫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工业社会机械的面貌。这种机械的生活模式已构成了对人的本性的摧残，人的本性已被社会异化。默尔索的悲剧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种异化是通过一套社会价值体系的垄断来实现的。这套价值体系规定人们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该什么时候哭，该向谁哭，该什么时候欢欣，该向谁拍手叫好等等。这样。人们在按这套价值体系的标准行动时，就避免不掉要表演，什么时候该表演喜，什么时候该表演怒，什么时候该表演哀，什么时候该表演乐。这样，人们的行为就具有巨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都是虚伪的。人们生活在由谎言构建的所谓文明社会中，这与人的本真存在状态是背道而驰的。 默尔索追求人的本真存在状态，这是最自然不过的追求。但在虚伪的社会风气中，这种说真话，做实事的本真存在是大逆不道的，是违背世俗的，是异端行径，“理应”受到人们的排挤、打压。默尔索被捕后，审讯者不调查杀人案件本身，不就事论事，却千方百计地将他的杀人行为与他的母亲死时他没有哭以及与玛丽搞不正当关系联系起来。认定他是个冷血的杀手。我们惊异地发现，看似推理严密的司法程序以其固有的逻辑将默尔索虚构成一个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的杀人恶魔。并按这一套逻辑将他推上了断头台。在审判过程中，律师将默尔索置身事外，似乎犯罪的不是默尔索，而是他自己。律师不是为了澄清事实，不是为了调查案件本身，而是为了寻找各种理由为默尔索辩护，为了帮默尔索寻找减刑的理由。他让默尔索对他的一系列出轨行为进行“解释”。但默尔索拒绝了，他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但腐败的法律却不忠实于事实本身，最后冠冕堂皇地打着“法兰西人们的意愿”，“正义”的旗帜将默尔索处决了。在临刑前，他们又安排神甫用虚伪的宗教来诱惑默尔索，希望在死前将默尔索纳入这套虚伪的价值体系中。然而默尔索最后还是拒绝了。他认识到人总是要死的，死亡是唯一不可选择和替代的，面对死亡而展开的生存世界是毫无意义的。人生是荒诞的，人要赋予这无意义的世界以意义，赋予荒诞的人生以意义。人要反抗异化的生存状态，这种反抗是人与自身阴暗面永久的对抗，这种反抗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二、《野草》中的异化问题 加缪在《局外人》中为我们描绘了异化的社会现象，记叙了追求本真存在状态的默尔索反抗异化的过程以及被异化的社会送上断头台的悲剧命运。无独有偶，被封建礼教统治几千年的中国也有异化现象。鲁迅深深地体验到了这些异化，鲁迅对异化的探讨主要体现在散文诗集《野草》中。 在《希望》中，鲁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太平”景象：“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1）这种“平安”状态没有矛盾，没有泪水，没有怒吼，没有哀怨。其实并不是没有，而是麻木的人们丧失了愤怒与叫骂的勇气，丧失了诉说与哀号的本能，呈现出一副“死相”。这就好比一只小鸟，被主人关在笼子里时间长了，一旦放它出来，它竟忘却了飞翔，翅子也麻痹了。鲁迅在《小杂感》中说：“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2）没有了冷嘲，于是便“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3）“在他看来，这样的‘不闻战叫’的‘太平’，最可怕之处，是造成人的心灵的‘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这是对生命活力的另一种窒息与磨耗”。（4）人的心灵的“平安”正是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扭曲，即人的异化。 《影的告别》中的“影”拒绝了人们或视为天堂或视为地狱的现实存在，拒绝了人们理想中的黄金世界，连认同于群体，与群体同流合污的我也一并拒绝。这里的天堂和地狱以及未来的黄金世界其实是现实中虚伪的、被垄断的价值体系而已。《颓败线的颤动》中拒绝的是把本真状态的老妇人抛弃了的现实社会，即现实社会中虚伪的价值体系。《这样的战士》中反抗的是“各种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还有“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前者标志着一种身份，后者则标志着一种价值，现在都被垄断了。这就是说，鲁迅这样的精神界‘战士’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垄断的话语，其背后是一种社会身份与社会基本价值尺度的垄断。而这样被垄断的话语的最大特征就是字面与内在实质的分离，具有极大的不真实性与欺骗性。这种身份话语与价值话语的垄断，正意味着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话语秩序，社会秩序的建立与垄断；另一方面，话语垄断者正是拿这些被垄断的话语对异己者——精神界的‘战士’进行打压与排挤，软化与诱惑……”（5） 三、对异化思考的相同点 加缪和鲁迅都在作品中为我们描绘了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如《局外人》中那一套套虚伪的哀悼规范，腐败荒诞的司法程序以及单调机械的社会生活；《希望》中没有矛盾，没有怒吼，没有泪水，没有哀怨的“太平”景象；《这样的战士》中虚伪的被垄断的价值体系（“各种好名称”和“各式好花样”）等等。这样异化的社会的最可怕之处还在于造成人的心灵的异化，就是人人异化而认识不到自己异化。人人都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局外人》中的“局外人”默尔索是清醒的。在《希望》中，鲁迅不但写了社会的“太平”还写到了人心的“平安状态”： “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6] 社会是异化的社会，人是异化的人，那么个别的先觉者就必然会与社会格格不入，冲突不断。 《局外人》中的默尔索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与社会格格不入，冲突不断。在异化的社会中，在异化的人们中，他只能是一个局外人。他爱他的母亲，但他讨厌按世俗礼法去哭他母亲的死，他讨厌守灵时那一套虚伪的毫无意义的规范，他这样的特立独行必然造成他与社会的冲突，与异化的人们的冲突。他的本真存在方式，却遭到了异化社会的排挤打杀。同样，《影的告别》中的“影”也是与社会冲突不断：“有我所不愿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愿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7]《颓败线的颤动》中的异化社会已将老妇人驱逐出门，把老妇人抛到荒野中；《这样的战士》中，战士的敌人已将“各种好名称”和“各式好花样”都垄断，占为己有：既然我们是慈善家，是学者，是雅人，是君子，那么你（战士）跟我们作对，你就是恶毒者，劣败者，是粗人，是小人，既然我们代表正义、道德、民意、学问、逻辑，那么你（战士）就是霸道的、下流的、卑劣的、胡说八道的、逻辑错乱的。 那么当清醒者与异化社会产生冲突时，清醒者是选择顺从与屈服还是叛逆与反抗？ 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可以看做是对《局外人》的诠释。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加缪是将异化问题纳入荒诞问题中来论述的。加缪指出：“荒诞产生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8]这就是说：“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9]在于两者的对立。从《诗经》中，人们呼唤的“乐土”到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再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乌托邦”，再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向世界呼唤自由平等，幸福和谐的理想化生存状态。人们还为了这一理想上下求索，艰苦奋斗。时至今日，从没有停过追求的脚步。从把希望寄托于全能的上帝到上帝死后理性的诞生，到了现代社会，人们把一切都寄托于理性，以为理性无所不能，然而事实上，理性也让人们失望。理性没有为我们创造一个明晰的、有条不紊的、自由幸福的世界，我们看到了理性的局限和弊病，理性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重新面对世界时，发现世界是冰冷的、陌生的，世界对我们的热烈呼唤保持冰冷的沉默。既然如此，我们是屈从于冰冷的世界还是继续保持呼唤的姿态？ 神惩罚西绪福斯，让他不断推巨石上山，但当巨石被推到山顶时，一会儿又滚下去了，神以为这种既无效又无望的劳动足以达到惩罚的目的。但西绪福斯没有向命运屈服，他选择了挑战。虽然巨石一次次滚落下来，他仍然一次次把它推上去。《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面对异化的社会，他一直保持对本真存在状态的追求，他一直在反抗异化的命运。他有两句口头禅：“这无所谓”，“这不怪我”。对虚伪的社会价值给予无所谓的回答，这是对虚伪的社会价值的否定与蔑视。“这不怪我”意即这怪异化的社会。默尔索从不说谎，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母亲死时，他不愿装腔作势地痛苦流涕。在法庭上，他也不愿为自己的不寻常行为进行各种“解释”。临刑前，他更是痛斥虚伪的宗教，拒绝把自己交给上帝，他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对被垄断的虚伪的价值体系的拒绝，都是对异化命运的反抗和挑战。他认识到人对明晰性的呼唤与冰冷的世界是永恒对立的，人早晚是要死的，自杀并不能解决问题，自杀是对人生的逃避。人活着应该正视苦难，没有苦难，人只有卑微的幸福。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与人生的荒诞性作对抗，用自己的反抗证明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存在。 《野草》中也充满了这种对异化的反抗。在《希望》中，作者面对空虚中的暗夜感到深深的绝望。但作者并不屈服:“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8]在《影的告别》中，影拒绝了人们或视为天堂或视为地狱的现实存在，拒绝了人们理想中的“黄金世界”，连认同于群体，与群体同流合污的“我”也一并拒绝。这里的拒绝就是反抗，反抗现存的虚伪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即反抗异化。《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妇人被异化的社会抛弃在荒原上，但她自己并不屈服，并不哀怨，她也拒绝人间的一切，连语言也一并拒绝：“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言的词语。”[10]《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面对“无物之阵”，面对被垄断的话语和社会价值尺度，他一次次举起了投枪。 对于反抗，鲁迅有一个说法，叫“反抗绝望”。鲁迅觉得唯有虚无乃是实有，前面不是光明，而是坟地。但过客要不要继续前行？要！“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11）我们看到，鲁迅和加缪都主张反抗，并且认为反抗是没有结果，没有希望的。但正是反抗的无望性赋予了反抗的悲壮性与崇高性。 四、对异化思考的不同点 由于社会形态，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两位作家的不同知识结构，他们对异化问题的思考也有不同点。 《局外人》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更使西方文化固有的弊端暴露无遗。西方世界笼罩在一片“世纪末”的悲凉气氛中，西方人普遍觉得自己的文化已经没落或衰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更大的心灵创伤，人们丧失了最后一点希望，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局限和弊病。《局外人》中的社会，是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社会。理性主义统治天下，人被固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奴役，被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上的一切虚伪的垄断的社会价值体系异化，失去了本真的存在方式。所以，《局外人》中对异化的描述主要是单调、机械的生产劳动，看似公正其实荒谬的司法程序。鲁迅不同，鲁迅面对的是呈现出一幅“平安”状态的“无声的中国”，是官本位的权力化社会，是被等级制和权力异化的中国民众，是麻木、油滑、苟安、怯懦的国民性。所以鲁迅笔下的异化现象是“各种好名称”和“各式好花样”（即当权者给维护官方利益的帮忙文人赐封的雅号），是被专制制度禁锢成“平安”状态的中国，是被封建礼教摧残以至麻木不仁的中国民众。 另一方面，从时代背景、两人的思想渊源和民族传统文化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对异化问题的思考的出发点也不同。 加缪不但是个作家，还是个哲学家。曾出版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上中学时，加缪开始接触尼采的思想。尼采与别的哲学家不同，他的哲学关注的是存在的意义问题。站在这个立场上，他不断向欧洲近代科学理性开战。加缪继承了尼采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注，继承了他对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弊病的批判。此外，加缪还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以及萨特的影响，他们思考的角度都是人在世界的存在状况及存在意义问题，具体表现为人的自由问题，人的异化问题等等。这些思考都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对人的存在状态的终极关怀。 在中国思想史上很少有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中国的思想家、道德家最终关注的是国家、天下。儒家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使提出“民贵君轻”思想的孟子也并非将人的生存状态当作终极目的来关怀，他的终极目的是国家的富强。到了近代，清政府腐败无能，天朝上国的美梦在西方人的船坚炮利面前彻底粉碎，国家四分五裂，国将不国。有志之士都积极向西方师夷长技以救国。鲁迅也不例外，但有一点不同，鲁迅不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学习西方的器物或政治理念。鲁迅认为“立国”应先须“立人”，“立国”的根本在于“立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12］“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3］这就引发了鲁迅对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国民性的思考，在这个基点上，他开始审视中国的现状，于是发现了一系列令他绝望的异化问题。 我们看到，加缪对于异化的思考，是站在哲学对人的终极关怀这一立足点上，而鲁迅“立人”的目的是“立国”，他是从改造国民性，救国救民的立场来思考中国的异化问题的，他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获得民族的主体性，是国富兵强，这里的民族主义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1）《鲁迅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349页。 （2）同上，第二卷，第406页。 （3）《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一版，第252页。 （4）《鲁迅作品十五讲》，钱理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第125页。 （5）同上，第128页。 （6）《鲁迅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349页。 （7）同上，第345页。 （8）《加缪文集》，郭宏安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640页。 （9）同上，第640页。 （10）《鲁迅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372页。 （11）《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页。 （12）《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一版，第58页。 （13）同上，第5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