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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随笔集《与乌托邦赛跑》是一本逼近心灵的书。格拉斯始终保持了对现实的敏锐和警觉，他认为诗人的任务是阐明，而不是遮掩。经历过奥斯威辛的格拉斯对墨写的谎言和虚伪的面孔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他发现：“那些抬尸体的人往往做出过分严肃的表情，以致人们无法相信他们实际上是无动于衷的。”如此 一针见血往往是不讨好的。当说谎者已不再脸红，当人们已迷恋于假象，那么受嘲笑的只能是那些恪守真实的人。格拉斯将那些权力和利益驯化的作家称为“写作的宫廷小丑”。 格拉斯1967致信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呼吁“请给思想以自由”。格拉斯自信地说：“总统先生，您目前正执掌着国家大权。我的权力仅仅局限在我的文字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您的权力比我大。”在格拉斯看来，用暴力和专制所维系的权力是脆弱的。作为作家的格拉斯并没有将自己封闭于书桌前，而是不断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为民主和社会公平而奔走。作家不仅周旋于虚构世界的情节之中，而且也生存于现实的社会冲突之中。排斥政治其实就是排斥生活，离开了生活，文学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生活现实与政治是不可分的。文学在搜寻与质问现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遇。格拉斯声称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试图在政治中关注和运用公民权力，其根源是一致的，这一根源就是反对暴力、反对法西斯，主张自由和宽容。格拉斯说：“文学没有理由把自己凌驾于政治及其罪行之上。”文学是人类关注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学的目光如果刻意绕开政治，则意味着妥协或不负责任。政治家眼前总是有一个迅速达到的目标，而作家的任务则是对抗时间的消逝，让心灵的伤口不被时光的浮尘所遮掩。 虽然精神与权力并非天生对立，但是断头台不会为美德服务。格拉斯忧心忡忡，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身后结束。”在人类的种种苦难面前，我们没有资格为自己开脱。格拉斯称自己为“身为公民的作家”，其根本任务不是独自享有自由，而是向社会表达自由的愿望。作家应当是受过良好公民教育的人，写作是一种精神权利，而非攫取利润的商业权力。写作者不能在苦难与痛苦面前无动于衷。作家通过写作行使自己抵抗的权利，抵抗专制和暴力，更是阻止灾难的发生。虽然这种抵抗和阻止更多时候会像西西弗一样徒劳和失败，但是，这种选择依然是有意义的。格拉斯说：“如果我们想中途放弃，让石头躺在山脚，不再当西西弗了，我们将完全没有机会获救。”奥斯威辛后的写作注定是对灵魂的拷问、与谎言的搏斗。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成为存留苦难记忆的重要手段。写作的伦理总是在生存的黑暗之中成为必须。如果放弃道义承担，人类就会在劫难逃。尼采说：“活得使你渴望再活一次，这样活着是你的责任”（《遗言录1881-1887》）。活着，就要直面人生的悲剧性，这是无法绕开的选择。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12-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