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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哈特·施林克是当代德国一位绕不过去的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法学家、法官。靠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朗读》，施林克赢得了国际声誉。 电影《生死朗读》刚刚获金球奖最佳剧情片提名。凯特·温斯莱特凭在此片中的出色表演摘得最佳女配角大奖。 ■吴筠 施林克说，他最初写小说的目的只是让更多人分享、审视这段历史，这是一段所有德国人无法回避的当代史。 我插了一句，只有德国人需要读吗？施林克笑了。如果其他国家人也能明白的话，为什么不呢？ 阅读施林克的小说，注定不会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旅程。在最好的天气里，在最宜人的户外场所，看施林克的书，都足以让你怀疑这个世界美丽外表下的真实与丑陋。 翻译施林克的《回归》，有一种感觉始终挥之不去，我甚至无法准确形容的感觉：就好像给你讲了一个漫长而悠远的故事，时间跨度巨大，人物情节错综复杂，插叙倒叙转叙什么都有，然后问你，你体会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阅读《回归》这一路上，各种色彩的感触不断变化着，你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说，施林克到底想写什么。我想，这个问题，他也不会告诉我答案。 施林克说，他的梦想是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驱车沿着太平洋海岸线南下，一直开到加利福尼亚州最南端。也许路上学两句西班牙语，一时心血来潮，他也做好准备一直开到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 关于施林克的一切，都充满了德国式的批判精神和冒险主义。 9年前，还在复旦读书的那会儿，在教授指引下，看了《生死朗读》的德文原版小说。看完觉得浑身都不舒服，就像蒸桑拿但死活不出汗的憋闷。时至今日，自己翻译的《回归》出版了，也终于和作者本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突然觉得，对于作者，对于他的小说，其实更加遥远。 翻译《回归》的时候，查了一些德语媒体对他作品的评价，不说异口同声，也差不了多少——他们总能从情节编排和作者的阐释背后，发掘出一点在我看来属于骤然拔高的成分，例如德国最好的日报之一《南德意志报》将施林克诩为“德国当代文明伤痛的发现者。”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一部德国当代史的确是由伤痛组成的——二战的战争伤痛，战后的重建伤痛，国家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离别伤痛，重新统一后的迷茫伤痛。作为一名法学教授，研究的领域又是民法和比较宪法学，施林克的“业余小说创作”中带上时代的伤痛印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用我们的话说，施林克是一名“体制外”的小说家——身为德国享有盛名的柏林洪堡大学法学系的教授，他的世界与我们印象中的小说作者相去甚远。同时，施林克又是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的“高参”之一，他还是参加“中德法制国家对话”的专家之一，一名在法律界名声在外的资深学者，一名典型的公众知识分子。 据施林克签约的瑞士Diogenes出版社介绍，他一般很少参与出版社的相关宣传活动，对于自己书的销量也不太关心，与编辑之间只保持着必要的业务往来。一方面是因为他生活在柏林和纽约两地，另一方面因为他是一名老派的德国教授。难怪我第一次给他写信，想请他给中文版的《回归》写个序，遭到了施林克标准德国式的简短的断然拒绝： 我以前从来没有给我小说的外文译本写过序，以前没有，以后也不打算写。 2008年4月，初春的柏林，坐在我对面的施林克看起来比上面那封回信上友好了许多——当然，德国人直截了当的方式并不说明他们不友好，他们只是习惯如此而已。趁着来柏林采访的机会，我和施林克约了个时间，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他的女秘书给我开门，替我挂好外套，让我稍等片刻，教授正在和洪堡大学考试委员会通一个重要的电话，4月初正是要确定这一学期考试计划的时候。 在等候的时间，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施林克的办公室，总共3个房间，透亮的窗户朝南，对着菩提树下大街后面的一条小街，闹中取静；办公室的书架上全是法学典籍，施林克坐在最靠里的一间，一周两次，他在这里接待学生。 施林克就职的柏林洪堡大学，是德国现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在二战之前，还一度是世界的学术中心，在其将近200年的历史中，从这里走出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不计其数的政治家和学术精英。洪堡大学也是德国当代历史的见证，门前的菩提树下大街之于德国，正如北京的长安街之于中国一样。 从11点谈到12点，因为珍惜1小时与他面对面的时间，我几乎是连珠炮一般的发问，从《回归》这本书一直谈到了施林克本人的经历，以及他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那本《生死朗读》。整个过程中，施林克只反问我一个问题：“您觉得《回归》和《生死朗读》有什么联系？还是您想知道关于《回归》这本书之外的事情？” 一针见血。 和翻译无关的事，自然不适合在办公室谈了。施林克热情地邀请我共进午餐，我们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弗里德里希大街方向走了一段，进了一家装潢古雅的餐馆。餐馆的服务员似乎全都认识施林克，进门就将我们带到了他平时最常坐的位置上。在开胃酒上来之前，我问他，这本书中的主人公，是不是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说，小说第一部在瑞士的那段的确有他的影子，小说最后在纽约的那段也有他的经历。 我很好奇，施林克本人的成长经历是如何影响了这位“德国当代文明伤痛的发现者。”出乎我的意料，施林克的青少年时期属于德国战后很不典型的那种——当其他人家的孩子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孤独成长的时候，施林克却在身为牧师的父亲的陪伴下，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但是他追寻战后60年伤痛记忆，渴望自由生活的愿望，从没有休止过。 施林克说，他最开始写小说的目的只是让更多人分享、审视这段历史，这是一段所有德国人无法回避的当代史。像他儿子那个年纪的人需要读，他两个孙女那个年纪的人也应该知道，自由生活并不是凭空而来。我插了一句，只有德国人需要读吗？施林克笑了。如果其他国家人也能明白的话，为什么不呢？ 饭桌上的话题当然离不开中国，目前为止只去过北京的施林克显然对这个更感兴趣。以至于一顿午饭结束时，他不好意思地发现，我盘子里的维也纳炸猪排还剩了一半——不是我不爱吃，而实在是解释中国的问题太费时间。 与一名随和的畅销书小说家吃午饭也许是愉快的，可是和一位逻辑严谨的法学家讨论问题，绝对是耗费脑细胞的。幸好我在餐后甜品上来之前，及时地把话题导引到了旅游上，听施林克说他在美国的经历至少可以保证我能完整享用我的甜品。 临分别前，施林克很认真地问我，要去中国什么时候最好。我脱口而出，2009年吧，他说好，2009年一定会抽机会去上海看看，亲眼见证一下这个东方大都市的魅力。说完，他掏出记事本，把这个日子写了下来。他从现在就开始计划。 (作者为本报驻慕尼黑记者《回归》中文版译者) 链接 施林克讲述现代版奥德赛故事 二战遗腹子德鲍尔幼年时偶然读到一部小说片断：一个德国士兵历经艰难从苏联战场逃回故乡，敲开家门，妻子怀中抱着孩子，旁边却站着另一个男人。 成年后，对小说念念不忘的德鲍尔根据书中留下的线索，开始寻找小说的作者。种种线索指向一个在二战期间身份多变、战后不知去向的纳粹理论家。在儿子的追问下，德鲍尔的母亲终于揭开埋藏了数十年的身世之谜。当年的纳粹理论家此时已摇身一变，在美国成为名牌大学政治学权威教授德堡，并将当年的纳粹理论改头换面，变相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德鲍尔以译者和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德堡身边，一步一步逼近真相…… 《回归》是施林克在《生死朗读》之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用一种有趣而又严肃的方式，追寻着奥德修斯的足迹。如果说在《生死朗读》中，来自奥德赛的影射还只是精致的点缀，那么在《回归》中有关奥德赛的篇章更像是对于本书内密的精确注解。 原载：《文汇报》2009-01-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