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中国古典小说给人带来聚讼纷纭的“恐惧的诱惑”者，莫过于《金瓶梅》。尽管它蒙受淫秽之讥，鲁迅还是把它列入“明之人情小说”，推崇它是“世情书”之最，并解释道:“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后来的论者据此称它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近年随着《金瓶梅》研究渐成显学，人们把出版经和小说史料整理经同念，于是在明万历词话本之外，重新看中了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点的“第一奇书”本。诚然，小说之有“奇书”的概念和体制，是与《金瓶梅》的出现所引起的“奇快”、“惊喜”和“骇怪”之感(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语)分不开的。清顺治刊本的《续金瓶梅》卷一首，有西湖钓史的“序”，谓“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李渔为他评点的《三国演义》作序，自然要推许本书，并且拉了冯梦龙作证，把“奇书”的数目由三变为四:“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于是在金圣叹推崇《水浒传》，把它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等子史诗文并列，组构“才子书系统”的同时，出现了纯属于章回小说的独立的“奇书系统”。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之后，则把这部晚出的小说凌驾于它的前辈之上，称为“第一奇书”，从而把《金瓶梅》的身价和“奇书”的名目，“炒”成了一种不可回避的文学史现象了。这就出现了满文本《金瓶梅》序中这种说法:“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四种，固小说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于此为尤奇焉。” 然而“一世情书”重在写实，“奇书”重在出奇，.二者之间是存在着明显的审美旨趣差异的。论者评议《金瓶梅》，时而称“世情书”，时而称“奇书”，却很少把二者联系为统一的整体加以深究。实际上，“世情一奇书”这种审美旨趣的悖谬的双构，使我们无论怎样考证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姓名身世，都不应忘记他是一位旷世怪才，甚至鬼才。 二 《金瓶梅》是纯粹的文人小说，没有如同《三国演义》、《水浒传》那种由市井讲说到文人写定的创作过程，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审美追求和文化心态。它不同于瓦舍勾栏的说书人.在大庭广众中讲述着一个古老的带传奇色彩的梦，而是由书斋窥视市井，窥视着说书人离之不算远、却难免有几分隔膜的人情一世界。它的心态因而不是神往的，而是谐谑的或讽喻的;不是遵从公众的日常道德的，而是隐秘的和带点玄学味的。由这种特殊心态带来的新的叙事情调、谋略和角度，推进了中国章回小说文体的转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对传统小说成规的戏拟(parody)。它以戏拟的谋略，对传统成规实行承袭、翻新和突破，令人联想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戏拟骑士文学的创新手腕。众所周知，《金瓶梅》头十回是借用了《水浒传》中潘金莲偷奸鸽夫的情节的。但借用中便有转化和戏拟在词话本中，便有对潘金莲身世的重构和铺陈，使她由“大户人家”的使女，变作曾在王招宣家学会“描莺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转卖给张大户之后.又以其淫荡害得“大户得患阴寒病症，呜呼哀哉死了”。这便丰富了这位女主角的文化储备和淫邪尤物色彩，也开始改变了写潘金莲是为了写武二的描写角度。十回中还插进了西门庆迎娶布贩富嫣孟玉楼的情节，使西门庆借色聚财和恃财猎色形成对照。最后让武松在狮子桥下酒楼打死的不是西门庆，而是“替身”李外传，则实在是让这位打虎英雄，表演了一场误把风车当魔鬼来大战一场的滑稽剧了。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