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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下杢太郎是日本明治末年南蛮文学的创始人，是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和魂洋才”的典型代表。他在“文明开化”中建构了浪漫主义文学观，在自身体验中开始了南蛮文学创作。他在对日本人的文化能力进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论，即培育面向未来的日本文化。其融合东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独具特色。 文化视野 木下杢太郎（1885—1945年），原名太田正雄，出生于日本静冈县伊东市的米商之家，日本近代诗人、剧作家、美术家、吉利支丹（天主教）史研究家、医生。他从小喜欢文学艺术，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医科部。他先作为“新诗社”成员加入到文学杂志《明星》队伍里来，后作为《昴星》的中心人物，组织并发起了“牧羊神会”。晚年专心致力于吉利支丹文学、文化的研究，是明治末年南蛮文学的创始人。他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舞台上，在浪漫青春的盛宴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凭借“异国情调”和“江户情调”，在“南蛮文学”的唱和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中，以自己的文化体验和生活感受，谱写了一曲“和魂洋才”的浪漫之歌，展示了日本新浪漫主义者的人文精神和文学追求。 一 “和魂洋才”的浪漫主义文学观 木下杢太郎比森鸥外小20余岁，他在向往与实践西欧文明，以及努力调和、回归东方人文主义精神这一点上，与森鸥外极为相似，故被称为“小鸥外”。纵观他一生的思想及创作，其“和魂洋才”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具有以下特色。 （一）余裕、独特的审美意识 木下杢太郎的故乡伊东，是一个山清水秀、气候温暖的港口小城，松川穿越市区，城东有一望无际的蔚蓝的大海，渔业发达，海运方便。这里背靠群山，盛产橘子，每到收获季节，葱绿的橘林金光闪闪，一幅令人炫目的南国景色。松川两岸温泉蒸气缭绕，冬暖夏凉，四季宜人。东南方向有寂静的相模湾和雾气云蒸的大岛，交错形成美丽的海山图景。他曾将伊豆东海岸比作意大利海滨城市，认为在他尚未觉醒的少年时代，给他带来官能刺激的自然景色便是牧歌式的伊东。他曾赞美道：“伊豆是我出生的地方，如果大地有乳房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的。……那里的冬天最美，杂木丛生的山顶红彤彤的，海面碧蓝，宛如鲁纳尔的油画，华美、温纯。”① 木下杢太郎出生于米商之家，祖父母喜欢文学艺术，其商号颇具文化味。在祖父母的影响下，父亲十分勤奋。母亲好学上进，追求时尚，是严本善治创办的女子学校的早期学生。开明的家庭气氛，使杢太郎兄妹较早地接受了近代教育，两个姐姐早在明治初年的开化期，就进了东京的女子学校，带回来的是用英语歌唱的赞美歌，以及由此渲染的异国情调。木下杢太郎在朦胧中接触到歌德、霍夫曼斯塔尔等西方作家及作品，目睹开化女性的妩媚，结合故乡伊东的自然风土，创作了《灯台直下》、《海乡风物集》等作品，以此培养了浓厚的艺术情趣。生活中，他不仅具有追求奢侈、洋务的嗜好，而且大胆品尝西方的饮食，满足口腹之乐。再加上南来北往的船只所运送的布类、绢类以及和服多彩的装饰搭配品，刺激着他的感官。他喜欢自然花草，对本草学、植物学分类颇感兴趣。和辻哲郎曾这样评价道：“木下杢太郎在享乐的广泛、丰富这一点上，的确是现代杰出的第一人。他对自己所接触到的物质及各种现象反应敏锐、活泼，实属罕见，并在新鲜的品味中汲取美。”② （二）在“狂飙突进”中成就“自我” 木下杢太郎的前半生是在家人的监督安排下度过的，不管是求学，还是就职，在人生重大问题的选择上，都没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不得不放弃心爱的文学艺术。他曾对这种没有自我的生活感到愤慨，在箴言文《人》中写道：“职业的选择、配偶的选择，这两件事情是青年自己的权利，而且是职责。自己不能决定时，社会真正的道德就不能成立。人并非商品。对不是自己所要求的、社会需要的职业，犹如以之待客那样，将自己卖掉了。”指出封建家长制看上去真实可靠，其实是非常虚伪的，表明了其内心存在的反抗情绪。他要求“必须尊重个性。个人的内部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涉”。③ 他深为第一高等学校期间的英语教师——夏目漱石的早期浪漫作品所吸引，后又与“终生之师”森鸥外相识，他将森鸥外看作指点迷津的良师益友，并从森鸥外对自由和对美的追求中看到自身的悲哀。在文坛两位大家的感召下，他迎来了文学艺术的“狂飙突进”时代。 1907年7月底，“新诗社”成员的九州旅行“可看作是木下杢太郎诗作的出发点，也可看做是狂飙突进时代的开幕”④。其后，他创作了《南蛮寺门前》、《天竺德兵卫》、《天草四郎和山田右卫门作》等作品。可以说，“狂飙突进”时代是木下杢太郎的全盛期，他创作诗歌、戏剧和小说，广泛开展文艺批评和绘画批评，轰轰烈烈地展开活动，同时伴有青春期特有的悲愁、苦恼和欢喜，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自我的理想与追求。野田宇太郎指出：“木下杢太郎的小说是最具有近代性格的小说，即使处于绚烂的近代情调主义之中，也总是冷静地保持‘自我’。那也是诗人木下杢太郎成为作家木下杢太郎能够自成一家的原因。”⑤ 他的南蛮系列诗作，将异国情调的南蛮时代的历史幻想化。南蛮情调的文学带来新的浪漫精神，不久又发展为新的官能式的异国情调的诗歌创作，丰富了日本近代文学的题材和形式。 （三）在文化比较中成就“和魂洋才” 1908年底，《明星》停刊，翌年《昴星》创刊。“昴星派”一代十分渴望欧洲文艺及自由思想，反对日本封建思想的束缚，憎恨统治者的压迫，要求个我的解放和自由。木下杢太郎创作了大量作品，充分展示了他文学创作的才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南蛮寺门前》、《绿金暮春调》和《食后之歌》。前者不论从构思，还是从诗句上来看，都受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以及法国象征诗作的影响，尤其是他们的自由诗格调给他的影响最大。他借助剧本形式，在诗情幻想的浪漫情调中表现了南蛮情趣和吉利支丹情趣。《食后之歌》是木下杢太郎“牧羊神会”时代的纪念诗集，作者将江户的短歌纳入到近代诗中，营造了一个西方美酒加咖啡，伴有江户短歌的特殊氛围，旨在追求一种独特的“异国情调”。具体来看，是将江户短歌现代化、诗情化，又将诗歌短歌化，既具有时代感，又具有艺术性，表现了作者反抗传统的现代情绪。在诗歌中，我们既能看到木下杢太郎所具有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又能看到它所具有的阿波罗式的坚韧和道德感，是一个典型的“异端者”形象。杉山二郎指出：“异端者木下杢太郎是以忧郁、悲哀和反抗为基调，以美的生活燃烧来克服青春时代的危机的。他的人文精神，一端是阿波罗的理性，另一端是沉溺于唯美颓废的狄奥尼索斯的官能，两者形成的坚韧纽带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狂风般地旋转着，成为一个整体。他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了大量流光溢彩的文艺作品。”⑥ 木下杢太郎作为跨越科学与艺术的“两头蛇”，他认为二者之间不仅不存在矛盾，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相似，“其结果都是世界的、人道的”。他认为，同样是描写疾病的小说，那种“人道的文学”更有价值。在小说创作中，他一直以歌德为楷模，在狂飙突进的时代发表散文诗《在黑门前》、《博士与恶魔》，借助作品吐露了浮士德式的人生苦和世界苦，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木下杢太郎认为：“日本今后要依靠现代自然科学、经济学等，更加发展实力性的文明，同时为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打开一个新局面，急切需要开展对欧洲文明的渊源研究，不仅如此，也要对东方文明重新展开渊源研究。”⑦ 将其看做是日本国民必须采取的正确方向。 木下杢太郎后来到了中国、朝鲜，为学习医学又去了法国。在经历了亚洲、欧洲旅行后，他将东方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文化，从而回归日本，实现了东方人道主义与西方人道主义的调和。他的一生是洞察未来，苦恼、悲哀的“美的灵魂”的告白，他和森鸥外一样，是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和魂洋才”的典型。 二 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南蛮文学创作 木下杢太郎曾在《我们经历的时代》一文中回忆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每年夏天，从东京、横滨探亲归来的姐姐们在傍晚的海滨高唱英语歌给我听，我的异国情调就是在这时候培养起来的。带有许多汉味的耶稣教的、洋学世界，在我五六岁时遍布日本的各地，并且在偏僻的渔村也让人感到有某种华丽而又难以捕捉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对欧洲文明的预感。”⑧ 追求学问的姐姐带来了文明开化的空气，由基督教与赞美歌为主调的新鲜情感开启了他的求知欲，他沉浸在对西方文明的憧憬中。 1907年7月，“新诗社”五人小组的九州旅行使他感触良多，使他在“从平户、岛原、长崎等的风光和历史情趣中得到许多感触”。那些实景，使他“头脑里灌满了德川时期舶来文明的悲剧精神”。⑨ 其后，他又亲身感受到了异文化的不同，认为接受西方文化的刺激是最重要的。他论述道：“东方文明也有各种优点。特别是在文学、宗教方面甚优。但一般来说，其思想倾向是宿命的，因此，往往是消极的。印度作为国家已经灭亡，中国自唐以后，如人所知，作为国家已失去活力。……文明的繁荣也需要与其他文明的融合。”认为“他种文明首选的应是欧洲文明，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文明。……日本60年来的文明复兴，是在旧有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加上欧洲的制度”。⑩ 同时指出：“日本要在内部建设积极向上的文化，耶稣教给予最重要的材料和指南。现在，不管是哪国文化，不经基督教的心理透视，就不能说深厚、强大。……我们希望尝试着从世界观、处世观上来一个转变。我痛感到西方古典的人道主义对我们是十分有用的。然而，在接受这种新的人文要素时，我们也需要耶稣教的心理监督。”（11） 木下杢太郎认为，最先来日的传教士们既是热情的传教者，又是文艺复兴的理解者，日本应该大加欢迎，而不应该加以排斥。 他以九州旅行和文献调查为契机，首先在《南蛮文学杂话》（1926年7月）中提出了“南蛮文学”的概念。“南蛮文学是指将日本初期的吉利支丹或是汲取葡萄牙、西班牙人的逸事创作的诗歌、戏剧。……它不是文献学的，只是异国情调的乃至罗曼蒂克的作品，而且完全是自发产生的。”也可将其看作吉利支丹文学的别称，指西方传教士在日本的天草、长崎登陆后，用他们自己创造的、与基督教有关的文字书写的各种观察报告和文学作品，是研究日本历史、语言、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富有“异国情调”。他作为“明治末年南蛮文学的创始人”，创作了许多重视“情调与形式”的戏剧作品，将传统的歌舞伎与西方戏剧形式结合在一起，开辟了一个唯美的艺术世界，丰富了日本近代浪漫文学的宝库。 除此之外，他还采用吉利支丹用语发表了大量的“南蛮诗”，认为这种诗歌富有“异国情调”，是“罗曼蒂克”的，正好可用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可以说，南蛮文学创作充分表现了他的文献研究和诗人素质，展示了他超人的才能。例如，《食后之歌》以特异的才能、罕见的俗谣调，确立了他都市诗人的地位。《南蛮寺门前》作为戏剧作品的处女作，是明治末年南蛮文学最为灿烂的收获。它一改传统的戏剧形式，将管弦乐搬上了歌舞伎舞台，重视音乐与色彩美，构筑了唯美的世界，在日本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长田秀雄高度评价说：“正因为是作画的你的作品，才富于美丽的场景。特别令人高兴的是你对音乐的巧妙使用。……同时伴随着问题乐剧的神秘之声，传来弟兄的祈祷、僧侣的念佛。长顺和白萩梦幻般的舞蹈，舞台徐徐变红，西方音乐和与之不能和谐的楚音，并与三弦之声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绘画的印象和音乐的印象相一致，构成美丽的场景。……你从中发现了自己的心性，描绘了美丽的耶稣之子的眼泪！”（12） 冈崎义惠则从灵肉冲突的角度，看到了肉欲胜利所带来的悲哀。他指出：“瞬间的官能欢娱中捕捉生的本来意义，由于那是幻影的世界，反倒落入虚无毁亡的命运，这种虚无的毁亡也表现了颓废之徒的悲痛灵魂。”（13） 木下杢太郎反复提出生命的真理、生的源泉，他认为这无怪乎是官能的欢娱，并将其视为幻影之美，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新浪漫主义追求。冈崎义惠在评价他的艺术时指出：“他的象征戏剧与蒲原有明的十四行诗相同，在妖幻空想和官能魅力中表现由观念象征形成的思想内核，是日本珍贵的诗品艺术。”（14） 可以说，他的作品不仅在思想方面独具一格，同时在幻想美、官能美、形式美、情调美等方面也独具特色，是日本新浪漫主义艺苑里的一枝奇葩。 三 在世界文明史的框架之中反思日本文化 在森鸥外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下，木下杢太郎的人道精神逐渐成熟，从第一期的狂飙突进、狄奥尼索斯的狂乱、“牧羊神会”喧闹的盛宴中醒来，到陷入极端的悔恨、自责与孤独之中。第二期从到中国东北，到去欧洲留学，后来返回日本就任爱知医科大学教授，是他发现、摄取东西方人文精神极为重要的一段时间，即他离开无聊的东京和喧闹的文坛，凝视自我内面复杂的精神世界，陷入自责与苦恼之中，开始摸索把握东方的人文主义精神，相继发表了《故乡及其居民》、《满洲通信》、《朝鲜风物记》等的文章。在中国和朝鲜期间，使他充分具备了“异国体验”。同时，认为日本人要理解西欧文化，就必须采取人道主义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捕捉西欧文明的本质；必须以西方近代文化取代自古以来的日本文化。他独特的思想先后反映在《假名拼写法改定案抗议》、《日本文明的未来》等文章中，指出要洞察人类文化，必须研究古典，反观日本，同样要进行古典的研究。他认为，“尊重古典”就是要在掌握人类文化普遍性的基础上，发现日本文化的特质，从而进行文化比较。在他看来，掌握东西方文化，是人道主义不可缺少的。他认为东方各地保存完好的佛像，都是在希腊人物雕刻的影响下形成的。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源远流长，甚至影响到日本文化。新田义之认为，木下杢太郎研究吉利支丹的动机之一，是对初次接触欧洲文化的人们的内心波动深感兴趣和抱有同情之心。（15） 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从日本文明的过去洞察未来，是一种比较文化的观点。（16） 木下杢太郎到达中国后，将过去体味的江户情调与眼前中国东北的风物进行比较，培养了他以世界的眼光看待日本艺术的地域性，直到发现艺术的“故乡”，实现与东方人道主义的汇合。在他看来，“故乡”的观念“是出自精神上的、文化上的意义，是与未来相结合的故乡”。（17） 他认为，“如果是个精神上的爱国主义者，就能将故乡的意义从中国、中亚扩展到印度”。他在《故国》中写道：“当我胸中涌现出对印度—希腊—中国—朝鲜—推古—天平时代感情的疑问和憧憬时，我才发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为此而高兴。我拼命寻找、怀疑、绕了大弯。然而，我反省到真正的道路难道不是最初的吗？”他“为日本的佛像都具有特殊的艺术而高兴”。即是说，他摆脱了从前一味追求的江户、德川情调，醉心于异国情趣、狂飙突进的艺术感情，获得了用历史眼光看待问题的方法，那就是离开日本反观“故国”时，在某种意义上对本国文化的反省，以及将日本文化置于亚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框架之内考察，重视日本文化艺术的多元性，将外来因素一层层剥去，重新认识日本及日本人，而不是妄自菲薄地自我夸大。可以说，这是他人文主义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转机。之后，他到了朝鲜，不久又进行了一次跨越中国南北的旅行，通过观察亚洲国家的文化，再看日本，更加深了他对“故国”的认识。 1920年7月，他辞去在中国的工作，经由美国到欧洲旅行，最后决定留学巴黎，继续他的真菌研究。在这里，他一改日本医学界长期追随的德国人的研究方法，采用法国的医学传统研究法，这一转变在日本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他独特的感受性和理智冷静的分析态度，培养了他全面均衡的分析眼光和穷追到底的治学态度。在文化方面，通过法国文化感知欧洲文明的精髓，逐渐培育了他独特的文化视角。在给哥哥太田贤治郎的信（未发）中写道：“我来到法国，看到人们对待个人自由、个性的尊重、学问艺术的爱，特别是对真理以及人情伦理（皆置于希腊体系之中，与东方不同）具有怎样的热望，我惊叹不已……”（18） 他认为，自己来到法国之后，学会了一个新的历史观察法，那就是罗马、希腊文明，而对此进行学习就可达到世界水平。他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真正研究西欧的最佳时期，作为补救方法，就要学习古典。因为在他看来，没有渊博的古典知识，就无法对现代文化做出判断。他从过去对文化史的考证，发展到着力探寻两种文化相互碰撞时彼此相互“理解”的意义，设身处地联想到日本人将两种不同的文化集于一身时的尴尬与苦恼，深深体味其间的悲哀。因此，他在文章中不时流露出怀疑、绝望、悲哀的语调，从而建构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论。新田义之认为，木下杢太郎的文化论看上去有两条线：“一是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就日本人所具有的文化能力进行现状分析，其结果对眼下的文化危机适当地做出反应。二是考虑人类文化应有的姿态，把握日本文化的意义，培育面向未来的日本文化”（19）。 由此可见，木下杢太郎的文化观是从日本走向亚洲，走向西方，又从西方回归日本，充分体味了“故国”发现的悲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命运是居住在远东文化与西欧文化交接点上的日本人命运的一个典型”（20）。他类似于森鸥外，而又不同于森鸥外，反映了明治40年代日本新浪漫主义者的内心追求。 注释： ①木下杢太郎伊豆伊東、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4巻）、岩波書店、1982年、218—219頁。 ②和辻哲郎享楽人、新潮、1921年。 ③木下杢太郎人に、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0巻）、岩波書店1981年、171頁。 ④杉山二郎木下杢太郎—ュマニテの系譜、平凡社、1974年、72頁。 ⑤野田宇太郎木下杢太郎の生涯と芸術、平凡社、1980年、146頁。 ⑥杉山二郎木下杢太郎—ュマニテの系譜、112頁。 ⑦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2巻）、岩波書店、1982年、314頁。 ⑧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3巻）、岩波書店、1981年、136—137頁。 ⑨木下杢太郎南蛮寺門前·跋、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23巻）、岩波書店、1983年、9頁。 ⑩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2巻）、373頁。 （11）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13巻）、300—301頁。 （12）木下杢太郎南蛮寺門前·跋、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23巻）、岩波書店、1983年、15—16頁。 （13）島田謹二教授還暦記念会比較文学比較文化、弘文堂、1961年、492頁。 （14）同上书，第498页。 （15）新田義之木下杢太郎、小沢書店、1982年、40頁。 （16）杉山二郎木下杢太郎—ュマニテの系譜、平凡社、1974年、232頁。 （17）木下杢太郎故国、帝国文学第24卷第1号、1918年。 （18）野田宇太郎等纂木下杢太郎全集（第8巻）、岩波書店、1981年、184頁。 （19）新田義之木下杢太郎と西欧、芳賀徹等近代日本の思想と芸術Ⅱ（講座比較文学4）、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272頁。 （20）同上书，第273页。 原载：《日本学刊》200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