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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蒙古国诗人巴·拉哈巴苏荣二十多年，结识译者哈森亦有四五年。读原文、读译文，诗的魔力带给我的延伸，难以用具体的时间来计算。诗是无尽的，翻译会使它更加延伸。 西里尔蒙古文是横排文字，与汉字一样“摇着头”读，而传统蒙古文，是“点着头”读——据我所知，后者是世界上惟一的竖写体文字。“摇头”和“点头”，是截然不同的动作语言。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它们却书写了一个加号(“+”)。从这点来说，原诗与译诗的加法组合是一件庆幸的事情。 先由西里尔蒙古文转写成传统蒙古文，再由传统蒙古文翻译成汉语——正是这些诗歌产生的经纬。译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时地往返于三种文字之间，徘徊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寻找着能够将诗歌逆向还原的最大可能性。她企图探索更多语言的缝隙，在微妙中倾听不同语言文化的不同声音，无限地接近那“磨尽自己/终归锋利对方的/青色磨刀石的碎块”（《我》）。 诗人巴拉哈巴苏荣是生于草原的乌兰巴托人，又是生活于乌兰巴托的草原人。乌兰巴托这座城市对蒙古草原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顿号。她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是延伸中的一次瞬息停顿。那里的冬天寒冷而漫长，夏天短暂且昼夜温差悬殊。诗人生存于两极如此和谐而矛盾的所在。这里的暗示对诗人而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启发。大自然的身体对“天和地的孩子”（《我》）是如此反应敏感：“妈妈临产的呻吟中/百花花瓣飘然落地/我降生的啼哭中/千种花蕾欣然绽放”（《我》）。“飘然落地”和“欣然绽放”是诗人对自然之美在两极之间的感恩和顿悟。 追寻诗人的思绪，我们发现，诗人灵魂驰骋于自然的两极之间，更遨游于时空的两极之外，他示范着用诗歌语言超越那些看似无法逾越或者“水火不容”的对立，甚至打乱它们本来的位置或意义，使之重新组合。在诗的语言中流淌或崩裂出深沉而辩证的思考。 生与死、有与无、寂静与喧哗、黑与白、上与下、取与舍、领与襟、高与低、开端与结束、有限与无限……这些意象贯穿于他的诗中，自始至终、自终至始，永不休止。在诗人的世界里它们相互矛盾，相互转换，又相互补充，完美地融为一体。“大声讲出真话时/听到假/大声说出假话时/听见真”（《大声讲出真话时》）。“花丛中我曾遗忘石头/现在想想才明白/原来石头柔软，花朵坚硬”（《无题组诗》）。真与假、坚硬与柔软的相互转换，使阅读更加愉快而参悟，那是诗意与哲理共鸣的一瞬。 “虽然离太阳近/山峰却寒冷/虽然距太阳远/山麓却温暖”（《山麓和山峰》）。寒冷与温暖、远和近，构成两极，却各自独立。同样，在《冷泉》中：“整日吮吸着太阳/却是刺牙的/冷/整夜漂洗着月亮/却是漆漆的/黑……不因雨水而暴洪/不因阳光而枯竭”，也出现类似的两极。可在这些诗句里，两极由于各自独立而使它们紧张的关系顿然消失。 “花朵延伸/直到石头……身体延伸/直到死、我延伸/直到无”（《延伸之诗》）。在这首经典的诗作中，“延伸”成为线索，而“延伸”的前后两极耐人寻味。诗人在《以自己的方式》中写道：“……只有进入棺材时/我以‘别人的’的方式”。由此可见，延伸是一种“以自己的方式”活着，直至“死”乃至“无”的过程……但他同时又意识到：“死而生/生而死的/轮回无尽”（《无尽的诗》），“死亡即是开始”，于是，两极在无限轮回中产生新的意义。 罗兰·巴特曾说：“两项的矛盾通过发现第三项而消失”。诗人巴拉哈巴苏荣的诗这样写道：“无论在黑暗/还是在光明/乌鸦/是看得见的黑”。（《黑暗》）如果，黑暗中也能够看得到“黑”，我想，那是“第三项”的某种线索。诗人巴拉哈巴苏荣擅长给众多静止的两极关系建立独特而美丽的联系方式，意在对它们的超越。 超越的自由是辽阔的。 原载：《文艺报》2009-02-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