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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风雷激荡的三国纷争历史，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诸葛亮。诸葛亮的人品才智、丰功伟业为后世所景仰，因之演成代代相传且不断拓展的诸葛亮文化现象.诸葛亮文化现象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广泛，论者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三国志》、《三国演义》与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关系，则是诸葛亮文化现象研究中不可存而不论的问题。 (一) 陈寿有良史之才，所撰《三国志》，后世誉为信史.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集中反映在其奉命撰定诸葛亮《故事》后给晋武帝的上言和《诸葛亮传》评中。陈寿在评价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忠诚，对群臣百姓的仁德以及治理国家的才干时，其褒美的言辞，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陈寿之评是否有“谀颂”的成份呢?大凡史家违心作“谈颂”之辞，一是慑于威势，二是有所企求，或者兼而有之。诸葛亮早已作古，蜀汉王朝已经倾覆，威势是不存在的，同时也看不出陈寿此时“谀颂”诸葛亮，对他本人会有什么好处。须知陈寿乃亡国之余，而亡国之余言行必须慎之又慎。观李密《陈情表》，煞费苦心，哀婉陈辞，表白心迹，深恐引起晋武帝的猜忌。陈寿何人，敢于对“宣皇帝”的死对头大加诀颂?请注意，陈寿上言中这样一段文字:“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陈寿颂扬晋武帝“荡然无忌”，与李密的哀婉陈辞，手法各异，其防范猜忌的良苦用心并无二致。或曰，正因陈寿与诸葛亮有私怨，恐实书其短会遭到讥议，故谀颂之以表白自己未借修史酬恩报怨。此种说法实属揣测之词。设身处地为陈寿设想，为顾及虚名而受实祸，实在是不可取。考察陈寿入晋后的经历，实际上很不得志，屡屡因摆不上桌面的“过失”遭受贬抑，未见任用以终。但是，陈寿并未因述史，特别是高度赞扬诸葛亮而获罪，足见在时人心目上，诸葛亮是当得起这样的称颂的。 诸葛亮当得起这样的称颂，当时就有佐证可寻。司马鼓同诸葛亮苦斗多年而心服其为“天下奇才”;司马炎下诏表彰诸葛亮尽心国事、诸葛瞻临难死义，下令任用诸葛亮之孙诸葛京并命陈寿撰诸葛亮《故事》，为这个政治上势不两立的敌人树碑立传;孙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称诸葛亮才干优于子产，又说诸葛亮“忠谋春窖，义形于主”，不在齐国贤相管仲、晏婴之下;孙吴丞相襄阳张悌因儿时为诸葛亮知顾，张悌对此铭刻在心，竟然成为激励张悌舍身取义的动力，足见诸葛亮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居于多么崇高的地位! 陈寿对诸葛亮爱敬之情虽发自内心而溢于言表，但并未对诸葛亮全方位的一味肯定和称颂，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干，陈寿就认为“焚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算不上象王子城父、韩信一流的名将。姑不论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干的评价是否允当，足见陈寿是力求实事求是地评价诸葛亮，并没有，也不敢胡乱“拔高”诸葛亮，更不用说给诸葛亮加上“神”的光环。因此，《三国志》记述、评价的诸葛亮是一个写实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代贤相。于是，以《三国志》为基础，衍生出一种基本格调以诸葛亮为“人”的文化现象，姑且称为关于诸葛亮的“雅”文化现象。由晋至唐，袁宏、习凿齿、袁准、张辅、傅玄、李兴、尚驰、裴度、吕温之流，对诸葛亮或论或赞，均为称颂其德才，且特别推崇的是诸葛亮之“德”。文学艺术领域中，也以颂扬诸葛亮的品格为主，杜甫的《蜀相》、《八阵图》为突出代表，均未有神化诸葛亮的倾向。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