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是世界的中心和灵魂。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的自我认识逐步深化、人情日趋完善、人的追求不断得到自由的历史。文学是语言艺术化的人学，本质上就是在写人。它当以人生全景为材料，建设人性为崇高目的。一部文学史在研究文学作品如何艺术地表现人的同时，就必须总结它们是如何认识人的。事实上作家对于人的认识和人性彻悟程度如何，也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他们对于人的艺术表现。《金瓶梅》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名著，不仅仅在于比以前的小说更清醒地写人，并着眼于普普通通的人，而且，它对人和人性的描写和思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性的压抑 女性是什么？众说纷纭。或强调其生物性，或强调其社会性，或强调其思维性。但不管怎样，谁都无法否认“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就是对生存的需求”。[1] 为求生存，食欲与性欲就成为人类最基本的机能。当然，这种机能并不是人类特有，动物也具有，但人的这种生理本能毕竟不是兽性，而是人性。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此“几希”所以使人有异于禽兽者，就在于此兽性本身包容、统一着社会性、思维性，而人之有社会，有思维，其基础无疑是首先有个体，有生命，因此，人的食欲、性欲是最不可压抑的本性；探究人性的起点，也只能是“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2] 丁耀亢说：“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续金瓶梅》第43回)这部小说就是从“情色二字”入手来探究人生，解剖人性。统观全书，小说作者在思想深处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性欲的满足不仅看作是正当的，而且看作是美好的，也将性欲看作是人类在自身延续规律支配下的自然手段，而且也是个体生命赖以完好生存的必要保证和人生追求的一种超乎肉体的精神上的享受。小说从第四回起写“交颈鸳鸯戏水，并头鸾凤穿花。喜孜孜，连理枝生；美甘甘，同心结起”，以大量的笔墨来直接赞颂性行为的“滋味美”，诸如“乐极情浓”、“美快不可言”、“十分畅美”、“美不可当”、“美爱无加”、“翁翁然浑身酥麻，畅美不可言”等形容性行为使心理上得到愉悦的文字处处皆是。这种愉悦感，不仅仅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仅为一方所独有，而且也使女方感到“可奴之意”。达到“彼此欢欣”(第六十九回)、“情兴两和谐”(第八十二回)的境地。作者认为，这种由性欲的满足所带来的畅美之味是其他一切所无法代替的，即使是动人的财富也无法与之相比，故他在第十五回回前诗中说：“易老韶华休浪渡，掀天富贵等云空。不如且讨红裙趣，依翠偎红院宇中。”正是在这种对于“性”的认识的基础上，小说歌颂了性与由性带来情爱和立在情爱基础上的婚姻。他说“人生莫惜金缕衣，人生莫负少年时”，(第九十三回)，以避免最后“误了我青春年少”。(第三十八回)他赞美的是“颠鸾倒凤无穷乐，从此双双永不离”；(第七十三回)“堪夸女貌与郎才，天合姻缘礼所该，七二巫山云雨会，两情愿保百年偕”。(第九十一回)总之，《金瓶梅》作者对于人的性欲并不加以贬抑，而是加以肯定和赞美。“食色，性也。”或许他就是遵循这一古老的命题将性欲认定为人性的基本属性之一。 然而，在宋明那样的时代里，社会的制度、等级的差异、礼仪的规范，以及男女的有别，交结成了一张严密而巨大的网，牢牢笼罩在每一个人、特别是女人的头上，压抑着人的本性。对于包括性欲在内的人生欲求，究竟是加以抑制，还是加以纵容，或者顺其自然？在实践上、理论上，各派观点反复在较量着。《金瓶梅》的作者基于肯定人性的立场，对于被压抑的人性十分关注。在小说中，通过李瓶儿、潘金莲、孟玉楼、吴月娘、孙雪娥等诸多形象，真实而细致地暴露这一人生的苦闷，有力地控诉了“灭人欲”的教条对人性的压抑，在这里且以李瓶儿为例略作分析。 李瓶儿生来“好风月”，与潘金莲一样，是一个性欲亢进的女人。然而，命运安排她的是先嫁给了“夫人怀甚嫉妒”的梁中书做妾，“只在外边书房内住”；后来嫁给了花子虚，花又“每日只在外边胡撞”，两人也不“在一间房睡着”。这时尽管她与花老公公关系暧昧，但花公公毕竟是个没有性能力的太监，其结果只能给瓶儿的性苦闷火上加油。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性饥渴和性苦恼中的李瓶儿，一旦遇上了西门庆的“狂风骤雨”，自然会感到心欢意畅，她满心希望西门庆这帖“药”永远能除却她的心病，“真心要娶我”，以后能“并头相守”，百年偕老。谁知她遇到的是一个薄倖的西门庆。西门庆一去后“朝思暮盼，音信全无”。在人生痛苦的旅途中刚得到的满足和希望一旦失落，其痛苦倍加万分！正是在其人性受到严重的摧残之下，她病了，中医所谓的得了“鬼交之病”。(《医心方》卷二十八)其实，据现代心理学家的分析，“鬼交之病”就是由于性压抑而造成的心理障碍引起的。《玉房秘诀》说：“若得此病治之法但令女与男交。”西方宗教改革的祖师马丁路德也认为此病“对症发药的方子就是婚姻”。[3] (P130)李瓶儿得到了蒋竹山的补偿，总算也暂时化凶为吉。然而蒋竹山性能力低下，“腰里无力”，是个“腊枪头，死王八”，“往往干事不称其意”，远不能满足李瓶儿的性欲。重新陷入性苦闷之中的李瓶儿不得不企求再度投入西门庆的怀抱。但西门庆回报她的是娶过门后故意“一连三夜不进他(她)房来”。这对于罄其所有，一心追求性和谐的李瓶儿说来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正是在一种对于性的绝望之中，她对人生也绝望了。于是她“饱哭了一场，可怜走在床上，用脚带吊颈，悬梁自缢”了。因此，她的自缢就是人性被压抑、被摧残的直接结果。后来，她尽管“情感西门庆”’两人重归于好，但生活在那样一个妻妾矛盾重重的家庭中，特别是面对着一个“霸拦汉子”的潘金莲，自己在生理上又被西门庆蹂躏后得了“血崩症”，远不能适应心理上的需要，于是这个原来一心贪图床笫间“暴风骤雨”的“淫妇”，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撺掇汉子到潘金莲房里去，那帖“医奴的药”实际上并未能医她的心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瓶儿的一生，是性的苦闷的一生。她的病，她的死，莫不与人性被长期的压抑和摧残紧密相联。古人说：“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神仙传·彭祖》)李瓶儿这个形象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成功的“性压抑”的形象之一。在她的性压抑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一系列的社会与人生的问题，值得重视。 与李瓶儿一样，潘金莲雪夜弄琵琶，感叹“苦恼谁人知道，眼泪打肚里流”，“心里乱焦，误了我青春年少”；吴月娘与西门庆合气，发牢骚说：“我只当没汉子，守寡在这屋里”；孟玉楼含酸，冲着西门庆说：“俺每不是你老婆，你疼心爱的去了”，“把俺每这僻时的货儿，都打到揣了(字)号听题去了，后十年挂在你那里”；孙雪娥悲叹自己是“没时运的人儿”，被西门庆“拘了他头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妇上灶，不许他见人”；乃至二十二岁的小厮平安儿也埋怨“大娘许了替小的娶媳妇儿”而没有兑现……都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她们的性压抑。《金瓶梅》是一部着重表现“情色”的书，当然在暴露人性压抑时，着力于刻画性压抑，但不等于它不顾及人性的其他方面，诸如人的食欲、财欲、思欲，乃至求生、爱美、自主等方面的欲望及其被压抑，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反映。这部书就是在描写一部分人极情纵欲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的人性备受压抑，并在总体上描绘了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 人性的觉醒 《金瓶梅》写“人”之所以深刻，不仅仅在于真实细致地暴露了封建社会中人性的压抑，而且也捕捉住了在这令人窒息而躁动不安的社会中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性正在复苏。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4]《金瓶梅》中的妇女无疑是处于被蹂躏、被损害、被侮辱的地位，但同时在她们身上也看到了某种朦胧的自我意识。她们在压抑中开始意识到自己终究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而不是任人摆布、供人玩弄的“物”。她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自己的水平线上，进行了各自的追求乃至反抗。这种追求和反抗往往是出自本能而带有原始的、盲目的色彩，其结局往往又是悲剧的，甚至本身就是反人道的，但它毕竟在此透露了一丝新的气息，值得人们去悲叹，去思考。 潘金莲作为武大郎的活寡妇，背着丈夫狂热地追求西门庆，从当时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来看，无疑是不能容忍的，她所采取的手段确实也是畸形而残忍的，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性压抑下的自我反抗？何尝不是一种对于个人幸福的执着追求？她在那样的一个社会中自我尚在，人性未灭，在与社会的冲突中终于无路可走，不得不走上了心狠手辣，作孽犯罪的道路。此孽此罪，实质上就包含着那个扼杀人性的社会罪恶。再如宋惠莲，就作为一个人来说，长得美貌风流，聪明能干，哪一点比别人弱？然而她出身低贱，地位卑微，只是一个奴仆的老婆，社会不承认她具有独立的价值，不给予她哪怕是个“妾”的地位。一般的仆妇处于这等境地，似乎都意识到自己与主人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心甘情愿处于屈辱的地位，如王六儿、如意儿和贲四老婆那样，即使被主人任意玩弄，希求的也只是得到一些衣料、若干碎银子而已，像韩道国老婆那样能得到一处房子、一个奴仆的，简直是意外的幸运。她们没有意志，没有人格，只是主人的工具和玩物而已。而宋惠莲却不然。她还有她的追求和向往。她尽管生性淫荡，“汉子有一拿小米数儿”，但她的追求似乎不着眼在性的满足和财的多少，而似乎更倾向于精神上的平等。她要做主人一样的人。因此她常常突出自己的美，逞能，好胜，不但喜欢在仆妇之间表现出高人一等，而且甚至要与主妇们比一高下，这就往往给人以一种太无自知之明和追求非分之想的感觉。正如张竹坡所说的：“宋惠莲是不识高底的人。”看来都有点“出格”。但这种“格”本是从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来衡量的。宋惠莲的悲剧似乎就在于并没有认真地注意这种社会的“格”，而只是单纯地看到个人的“格”。她只看到自己也是个人，是个美人、能人，而且也是和西门庆有着肉体关系的人，那为什么要低人一等？直到最后，她还“和他大爹(西门庆)白搽白折的平上”，过高地相信自己的能耐，自以为能救出有恩无辜的来旺儿。但结果社会使她醒悟的是：她毕竟是个奴隶。正像《红楼梦》中的晴雯一样，一个奴隶假如“心比天高”，想争取一点点做人的权利的话，那等待着她的结局只能是“命如纸薄”，死路一条。因此，归根到底，她的悲剧也就是有意无意地想做一个平等的人的悲剧，是复苏一点人性的悲剧。 “《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凡是稍有一点人性，不是毁灭，就是被扭曲，均无好结果。惟有孟玉楼一人孜孜以求个人的幸福，最后也得到了美满的结局。她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寡妇，身边又没有子女。这时放在她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顺“天理”，守贞节，另一条是尊“人欲”，再嫁人。她毅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青春年少，守他甚么！”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择婚配，光明磊落地追求美好的生活。抗争的结果是挣脱了封建势力的羁绊而得到了一个“百年知己”的有情人。她是生活的强者，是在人欲与天理抗争中的胜利者。《金瓶梅》的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时，是把她归入“楼月善良终有寿”的一类，是把她作为一个“乖人”、“高人”、“真正美人”(张竹坡语)来加以肯定和颂扬的。这清楚地表明了作者内心深处是肯定人性，反对压抑的。他塑造和歌颂了这样一个为个人、为妇女、争独立、求幸福的形象，不能不说作者本身的人性也在觉醒。他为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一个新的追求人性完美的女性形象。 人性的扭曲 《金瓶梅》作者在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内心有一股尊重人性的潜流，但他毕竟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长期接受了传统思想的灌输，因此其思想还是相当复杂、矛盾的。他尊重人性，但又强调适性随分，反对过度的贪求。其过与不及的尺度，除了考虑生理因素外，基本上还是以封建社会观、伦理观为标准的。因此，从整部小说来看，其表现人性肯定人性的部分，往往呈不自觉的、朦胧的状态，而其自觉的醒目的语言，则为重复正统的教条。就人的正常性欲而言，尽管作者有意无意地肯定其为正当的、美好的。但他在习惯上还是认为人性的弱点往往由此而贪色思淫，其害处首先会招致“损身害命”，所谓“色不迷人人自迷，迷的端的受他亏：精神耗散容颜浅，骨髓焦枯气力微”；“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进而言之，则为“好色无仁”、“贪淫无耻坏纲常”、“好色全忘义理亏”，最后乃至可造成“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的严重恶果。从全书的整体构思来看，“楼月善良”与“瓶梅淫佚”相对比，将能顺从“天理”、克制人欲的吴月娘和虽然人性未灭，但也符合天理的孟玉楼一起与瓶儿、金莲等一批“淫妇”们相对照的，是重在“世戒，非为世劝”，(《东吴弄珠客序》)不是“导淫宣欲”，而是旨在惩淫警世的。这样，使作者在具体刻画人物时就显得非常复杂。因为作为现实中每个具体的人的人性，确实有受压抑的一面，也有易放纵的一面；作为社会的伦理道德，既有为维护少数统治集团的利益而残酷摧残人性的一面，也有为社会正常运转而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确认共同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约束的一面。作者要恰如其分地把握住每一个人的分寸是非常困难的，有时不免流露出一些陈腐的观点，例如骂李瓶儿追求西门庆为“背夫水性女娇流”，批判西门庆私淫来旺妇只是用“紊乱上下”“失尊卑”的标准等等，但总体上看，作者谴责人性的放纵这一人性的弱点时与抨击人性被压抑一样，基本上还是符合情理的。这集中地体现在西门庆这一形象的塑造上。西门庆追求财色，本也出于人的本性。但他对于财色的追求确实到了过“贪”的地步，而且其贪欲完全建筑在摧残他人人性与戕害自身性命的基础之上。他对人欲的贪求已异化为人性的毁灭。因此，西门庆就是一个人性异化的形象。在西门庆临死前作者写道：“当时只恨欢娱少，今日翻为疾病多。玉山自倒非人力，总是卢医怎奈何！”这种对于人欲“欢娱”过贪最终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对于这种灾难，确非“卢医”的一般方药所能解决的，根本上还是要对于人性的惩治。因此，《金瓶梅》一书戒淫戒贪不能简单地与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等同起来。它可以说是立足于对于整个人类本性的惩治和劝诫，自有其较为普遍的意义。 事实上，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社会强加于他的往往是压抑，个性的弱点又常失之于放纵，因此，常常在压抑与放纵之间摇荡，完善而健全的人性难得，扭曲而变态的人性常见。一部写人的小说，一个杰出的作家，要将人性引向真美善，就不仅要暴露人性的压抑，歌颂自我的觉醒，而且当以适当的笔墨刻露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况且，人的压抑与反抗，常离不开扭曲的人性，甚至本身都是从人性的扭曲或扭曲的人性出发的。《金瓶梅》是一部写“恶”的小说，是侧重在暴露假丑恶来将人们的心灵引向真善美的。因此，《金瓶梅》世界中芸芸众生的人性大都是扭曲的，小说就把这种扭曲的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潘金莲，就是一个人性被扭曲了的妇女。她尽管是个美貌风流的女强人，但其实无多过高的生活欲望，比如对于“财”就漫不经心，只是对于性的要求比较注重。假如她的人生道路比较正常而顺利，也不可能刺激她的性欲恶性膨胀，畸形发展。可惜社会安排她的命运是一步一步地促使她“欲火难禁一丈高”，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纵欲主义者。这种欲火烧曲了她的人性。为了追求这种生理上的满足，就变得那么无耻、阴险、毒辣，演出了一幕幕反人性的活剧。本来，追求性的满足与和谐是人的天性，但她的贪嗜淫滥、无耻狠毒完全使这种追求变了态也变了质，使她的人性产生了变异。与潘金莲一样，《金瓶梅》中众多女性的心理是变态的，人性是扭曲的，例如，王六儿以色求财，竟与丈夫韩道国串通一气，对西门庆曲体奉承，无所不至；林太太假装正经，在“节义堂”下守寡，“只送外卖”，原是个“绮阁中好色的娇娘”，这些都是很突出的例子。 人性的扭曲不仅是由于色，还由于酒、财、气、权等诸多人性弱点的诱发和来自社会的因素。就财而言，为了财，苗青杀人夺妻，贿赂官场；为了财，女娘们出卖肉体，输身求银。西门庆也为了财立即抛开了热恋中的潘金莲而去谋取孟玉楼，勾搭李瓶儿，去贪赃枉法，送礼买官，经商放债，损人利己，无所不用其极。小说第六十五回写常时节老婆从怨穷吵闹到“陪着笑脸”，到“吊下泪来”，再到“欢天喜地”的一段小小插曲，生动地描绘了市井细民对于钱财的心态和钱财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基本上是站在反对贪财的立场的。他认为“积金堆金始称怀，谁知财宝祸根荄”，(第五十六回)“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卷首《四贪词》)贪财的结果是“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同上)有损人性。 在封建社会里，假如对于女人来说主要面对的是一个“情色”问题的话，那么对于男子来说，除了财、色之外，还有一个功名富贵的问题。当官欲、权势欲无疑是一帖强烈的人性腐蚀剂。《金瓶梅》虽然没有像后来的《儒林外史》那样致力于暴露人性被功名富贵所扭曲，但也接触到这一方面。我们且不说西门庆等“夤缘钻剌，骤升美任”，为了当官，“奸巧”使尽，就以短短的武松故事而言，这里也勾画了几个官迷心窍的人物。首先，这个“清河壮士”武松，一旦被那个“贪图贿赂”的李知府提拔为巡捕都头，就感激涕零，跪谢道：“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不但为他专心“擒拿盗贼”，而且认为为知县去东京“打点上司”，送剥削来的“一担礼物”去见奸臣朱勔也是“恩相抬举”。至于那个受了西门庆“一副金银酒器、五十两雪花银”的贿赂后翻脸不认人，把平时为他“用力效劳”的武松又打又拶，甚至要绞杀的李知县，其人情之卑劣更不必论。就是在那个“极是个清廉的官”陈文昭身上，也是典型地反应了功名富贵对这号人的腐蚀。看来，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一旦做了官，就做不得人。《金瓶梅》在暴露官欲对于人性腐蚀方面的功力，实在也不下于其对于财色的描写。 人性是兽性和理性的和谐统一 文学本来就是人学。作为一部直接写人的小说，究竟如何认识人、表现人，无疑是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批评家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衡量《金瓶梅》的成败得失，不过，从以上分析中不能不使人窥见，《金瓶梅》作者在考虑人与兽与神三者之间的区别上，也就是在如何理解人性与兽性、理性的关系上，值得我们注意。 有人说：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作为一个个体的肉体的客观存在，与所有的动物一样，人具有生理上的欲望和物质上的需求。正是在这一点上，摆脱不了原始而又根本的兽欲。屠隆谈到自己克制其男女之欲的体会时说：“(某)又三年治欲，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乃知其根固在也。……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故难去也。”(屠隆《白榆集》卷九《与李观察》)然而，人毕竟不是动物。人是有理智地生活在社会之中，其欲求在受到自然约束之外，无不受到社会约束，这种来自自然与社会制约又通过理智来能动地加以调节。因此，欲与理，利与义，贪求与抑制、兽性与理性往往成为人性的二元。假如这二者能和谐地统一于一身，则能达到人性的善美。反之，假如“存天理，灭人欲”，或者纵人欲，灭理智，均将使人性有所压抑或偏失。事实上，在等级社会里，上层的、在朝的统治集团，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总是千方百计又连续不断地强调对于人欲的抑制，谋求整体的稳定和统一。所谓理性，所谓超脱，都是顺应这种需要。相反，在这统治阶级思想的强大压力下，广大下层的、在野的被统治群众，则从维护个体生命的利益出发，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人欲的满足，追求个性的独立和自由。尽管这种思想被压制得往往难以明白地酣畅地表达，且表现得时起时伏，但总体来说还是在不断发展。这两种对于人的不同理解和要求，即两种不同的人学观，统帅和渗透着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两种不同色彩的文化。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尽管如儒家经典中有过“食色性也”“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孟子·万章上》)之类的话，甚至《易经》所论的“阴阳”，也可能从性器的崇拜而来，道家的老祖宗也说过“谷神不死，是谓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后世的道家又多注重房术，至于佛教中有的宗派也不废房中“秘密大喜乐禅定”。(《元史·记事本末》卷二十三)但儒、道、佛三教又联合起来宣扬反贪、节欲、清静、从善、纵欲恶报等思想，故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主要导向还是对于人欲的压抑。“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言。”《诗经》中的这类民歌一开始就表现了青年男女的情欲受到了社会的严重压抑，以后多少带有一点强调个性、肯定人欲的诗文词赋都沉重地背着礼教的枷锁。这是保存下来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倾向。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秦汉时代广泛流传的养生术、神仙术乃至早期道教，都与房中术密切相关。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以上，莫过房欲。泽天象地，规阴矩阳。悟其理者，则养生延龄；慢其真者，则伤神夭寿。”(《洞玄子》)可以说，古代连绵不断的各种派别的房中术思想正是历代下层文化中强调人欲的重要理论支柱。它与统治阶级为整体利益而公开宣扬的伦理道德无疑是冲突的，但统治阶级中具体的每一个人对此私下往往是乐此不疲的。故它一方面公开受到禁止，另一方面又始终在暗暗流行。这促使比较大胆、露骨、直接地表现人欲的作品始终如涓涓细流，绵绵不断，并清晰地留下了中国古代房中术所特有的烙印。不过，总的说来，在明代以前，尽管房中术的著作颇多，但直接将其内容形象化地在文学作品中加以描摹并赞扬的不多，一般都用比较含蓄、象征的文字来加以表现，且往往作为“祸端”来加以谴责，但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代后期则大不然。主要是由于成化至万历几朝皇帝及朝臣本身的淫靡放纵，竞谈房术，不以为耻，并放松了对于社会思想伦理道德的控制，于是思想界、文艺界、出版界乘机一哄而起，演出了一出鼓吹人欲的交响乐。 统观全书，作者在描写人性的压抑、觉醒和扭曲的时候，一方面针对封建社会对于人性的扼杀而肯定人欲，另一方面又针对人欲的膨胀而强调理性，尽管他所理解的理性中摆脱不了封建的教条，然也包含着自然规律和人类公德，他所肯定的人欲有时也模糊不清，但其试图将兽性与理性统一的指向还是十分清楚的。我们不能因为它有时统一得不那么完善而只承认其一面而否认其另一方面，或者干脆指责它的矛盾而加以全盘否定。《金瓶梅》实在是一部试图在兽性和理性中把握住人性的一部作品。它正像明代末年黄宗羲、刘宗周、陈确、王夫之等理论家在李贽的理欲观基础上，既肯定欲、利“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而又反对私欲不受限制，主张“有过不及之分”，“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一样，(陈确《瞽言四·无欲作圣人辨》)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关于人性论的一种探讨，只不过它是以文学的样式表现而已。 《金瓶梅》作者在写人时，把握住兽性、人性、理性之间的关系，对于其艺术表现即能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至关重要的。假如只注重其兽性，就等于写动物，人不成其为人。明清二代的一些末流的淫亵小说，大致就成为性交的图解，毫无意义。不过这类作品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倾向。在我国这个礼仪之邦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强调伦理纲常。历史的积淀使作家们往往只重理性而轻视、忽视写人欲兽性。笔下的人物往往成为超凡绝欲的神仙、圣贤或怪物。他们没有七情六欲，只是某种理念的图解，某种意志的筹码。就写妇女的婚姻而论，如《三国志演义》中的貂蝉，牺牲十八岁的青春年华，去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竟心平如镜，一无感情的波澜；《水浒传》中艺高貌美的扈三娘，与梁山好汉当有不共戴天之仇，却被宋江一席话，竟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一个矮脚虎。她们既没有独立的人格，也缺乏正常的人情，是理性淹没了人性的人物。《金瓶梅》与此不同。它将人物形象返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他们各有个人的欲望和冲动，忧愁和愉悦。他们都是平凡的人，却都是真人、活人。《金瓶梅》在写人的艺术上之所以能取得相当的成绩，无疑是与作者对于人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金瓶梅》的艺术经验来看，要塑造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就必须注意到人是兽性和理性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美]戈布尔. 第三思潮：马思洛心理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0. [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 [3]霭理士. 性心理学[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7. 136. [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2.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