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在长期历史积累中形成的通俗长篇小说。就其通俗性来说，它与民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抑或说它是民间土壤的直接产物。其长期历史积累的形成过程又在另一层面指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是在长期的民间三国故事的积累过程中逐步演变并最终于元末明初这一历史时期形成，而伴随这一成书过程的则是民间三国故事中所蕴涵的深刻的民间潜在意识。这一意识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过程中以演变中的三国故事为载体实现着其自身的递嬗。所以，本文旨在借助《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通过对其成书过程中民间潜在意识的发展流变的探讨，来考查元末明初的民间潜在意识的形成过程。
（一） 概念的界定
这里所需要界定的概念是民间潜在意识。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市井文化形成之后，为了在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视阈内更好地把握影响文学发展的潜在的社会因素，故我将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潜在社会因素分为民间潜在意识与文人士大夫意识两个系统。文人士大夫意识以其内容和形式的“雅”的特点成就了其“精英性”，这种“精英性”决定了此种意识只能存在于知识分子之间，不可能下落到民间。而民间潜在意识则是以“俗”为特点，它呈现出迥异于文人士大夫意识的状态。所谓“民间潜在意识”是指潜伏并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意识形态，是民间“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形式，它于主流意识形态是相对独立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其相对独立性使之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视阈中自成一个系统。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文人士大夫化，促使民间潜在意识不得不与文人士大夫意识构成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社会因素的两个不可忽视的系统。
但无论是民间潜在意识还是文人士大夫意识都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士大夫意识多是以诗文辞赋这些形式表现出来的，故这些文本形式也就自然的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而民间潜在意识与文人士大夫意识的相对对立则使民间潜在意识失去了主流的文本表现形式，只能力辟蹊径。充当民间潜在意识载体的则是被文人士大夫们斥为小道的小说和民间其他艺术形式。民间潜在意识的需求使这些艺术表现形式具有了“适民性”，这一“适民性”在其后就发展为直接认同于市民的思想行为和审美趣味，满足听众的娱乐要求。①而另一方面，较之其他民间艺术形式，小说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及其“史余”的特点，又使小说在市民文化中具有了双重特点。这促使小说在创作过程中不得不将“适民性”与“史余”合而为一，并使史余的中心由历史的补充转向到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而这种转向的动力则是“民间潜在意识”，也正是民间潜在意识才使小说在现实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由于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在现实语境中特殊的状况，可以认为，民间潜在意识是更多的蕴涵在小说之中的，抑或说小说是以表现民间潜在意识为旨归的，故而通过小说也便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民间潜在意识，同时，小说的流变也伴随着民间潜在意识的流变。因此，可以认为小说是镜窥民间潜在意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窗口。
（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民间潜在意识的递嬗
小说兴于唐宋，而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传达民间意识功用的小说则是形成于元末明初，具体的说则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②《三国志通俗演义》由于经历了历史积累而最终成书，所以，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它是最先以长篇文本成书过程表现民间潜在意识流变的小说，对于探讨元末明初民间潜在意识具有典型的意义。下面就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个案来考查元末明初的民间潜在意识的递嬗过程。
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行，据文字记载，最早可以上溯到隋炀帝时代的杂戏表演，其后又发展到晚唐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③以此可见，这一时期对于民间来说，三国故事多只是选取三国历史中惊险，滑稽的内容加以演绎以满足民间娱乐的要求，而大众所需求的则也只是感官上的愉快。三国故事对于他们来说则是一种对于感觉的补偿，一种纯娱乐目的的心理需求。这一时期民间潜在意识并没有特殊的指向，三国故事仅仅是这一仅仅是人们娱乐的材料而已。到了北宋，三国故事逐渐被赋予了一些明确的指向。苏轼《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④由此可以看出，三国故事在北宋的民间已经形成了“尊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也就是说，北宋的民间潜在意识在三国故事纯粹的心理娱乐需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民间自觉的“善恶意识”，这种“善恶意识”是统摄在“善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理念之下的。这也正是在宋代心性之学与理学合流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普遍的民间意识。而自六朝以来，儒释道三教的合流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到宋代这种文化发展已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⑤这种思想上的状态则进一步加强了宋代民间潜在意识的道德倾向，并且将隋唐时代单纯的心里娱乐需求转化为内心的共鸣。在民间则表现为以心会心，以心体物的风尚，这也是北宋时代“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原因。
而到了金元时代，三国故事则被搬上了戏剧舞台。这一时期出现的三国故事戏也更多的继承了宋代出现的“尊刘反曹”的民间潜在意识，以及唐宋以来一直有的娱乐性。但是，金元时代特别是元代社会的现状使民间潜在意识的载体呈现出浓厚的历史感和社会感，而对于三国故事来说，则更多地将民间潜在意识中的理想贯注其中。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元代杂剧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的杂剧《单刀会》：
[第三折·庆东原]有意说孙刘，你休目下翻成吴越。
[第四折·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第四折·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传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带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来流不尽的英雄血！
从以上所引《单刀会》的片断来看，关汉卿所极力塑造的关羽形象是一个英勇无畏，关心社会稳定，人民生死的英雄形象。而元代中叶出现的《三国志平话》中的“关公单刀会”也表现了类似的内容：
关公：“单刀会上必有机见，吾岂惧哉！”至日，关公轻弓拈箭善马熟人携剑五十余人，南赴鲁肃寨，吴将见关公衣甲全无，腰悬单刀一口。关公视鲁肃从者三千，军有衣甲，众官皆挂护心镜。君侯自思：贼将何意？茶饭进酒，令军奏乐承应。其笛声不响三次。大夫高叫言：“宫商角徵羽！”又言羽不鸣，一连三次，关公大怒。捽住鲁肃。关公言曰：“贼将无事作宴，名曰单刀会，令军人奏乐不鸣，尔言羽不鸣，今日交镜先破。”鲁肃伏地言道“不敢”。关公免其性命，上马归荆州。⑥
以上二者都是元代三国故事的代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于关公的极力塑造和推崇。关汉卿的杂剧《单刀会》更多的是从社会意义入手来塑造关羽的形象；而《三国志平话》中的“关公单刀会”更多的从历史意义入手来塑造关羽的形象可以认为关羽的形象是元代社会民间潜在意识中“理想”的集合，同时，也由于这一“理想”集合形象的确定而使关羽在民间更具有深沉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从关羽所代表的民间潜在意识中的理想来看，元代社会民间潜在意识除了宋代以来“善恶意识”及隋唐以来的心理娱乐的需求之外，这一时期又加入了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英雄的呼唤。这其中的意义就在于自觉要求改善生存境遇的意识的觉醒。造成元代这种民间潜在意识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元代社会的现实状况。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他们以强大的铁骑踏破了中原原有的文化形态，而带来的却是草原游牧民族粗糙而蒙昧的文化形态。在这种文化形态中，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元主体的文化形态随之解体，各种意识形态得以并存，形成了文化多元的局面。思想禁锢也较之前代有所放松。同时，元代统治者政治上的一系列的措施又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由此而发生了极大混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间因此而与上层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为了获取最后一块生存空间，民间不得不在这种现实处境中抗争，而这种抗争在民间潜在意识中则隐晦地以“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能够拯世救民的英雄的呼唤”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民间潜在意识已经与主流的文人士大夫意识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峙。另外一点，从元代当下的语境来看，文统与道统的分离态势也促使了元代社会民间潜在意识的形成。“元中期学者们探讨文章的本源，大多数人认为文章并不是源于人世的道，而是源于天地自‘气’。至元末，更有人强调文章就是文章，文章就是或仅仅是要表达作者的意思，文章是要‘明理’，但不是明圣人之‘理’，而是‘论实理’。”“这‘实理’无疑是关注当下的，现实的，实践的事理，物理，常理。”⑦在整个元代社会文道分离和注重现实当下的风气影响之下，元代民间潜在意识也进一步由宋代的“善恶意识”转向了“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关注”。
元代社会的“文道分离和注重现实当下”的风气自元初形成愈演愈烈，到了元末发展到了顶峰。而元末社会的动乱，同时也使民间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程度达到了顶峰。“文道分离和注重现实当下”的社会风气与民间“对自身生存状态关注的程度”，这两个发展极端促使元末民间潜在意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更为深刻的内涵。而此时的三国故事也在经过隋唐时的说唱，宋代的说话，金元的戏剧和平话之后愈加丰满，并最终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这一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合也空前紧密，甚至可以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是此时期民间潜在意识的图解。这里，仍然以“单刀会”这一材料为例来考查这一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本）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
辰时后，见江面上一只船来，梢公水手只数人，一面红旗风中招展，显出一个大“关”字来。船渐近岸，见云长青巾绿袍，坐于船上，傍边周仓捧着大刀，八九个关西大汉，各挎腰刀一口。鲁肃惊疑，接入庭内，叙礼毕，入席饮酒，举杯相劝，不敢仰视，云长谈笑自若。……肃云：“不然。君侯始与皇叔同败于长坂，计穷力竭，将欲远窜。吾主矜念皇叔身无处所，不爱土地，使有所托足，以图后功。而皇叔愆德隳好，已得西川，又占荆州，贪而背义，恐为天下所耻笑。唯君侯察之。”云长曰：“此吾兄之事，非某所宜也。”肃曰：“某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云长未及回答，周仓在阶下厉声言曰：“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
以上这一段较前面元代关汉卿杂剧《单刀会》，元代中叶的《三国志平话》中“关公单刀会”来说，虽然所述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其所反映出的民间潜在意识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单刀会”中关羽虽仍是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但却已不是作者所要极力突出的对象了，而真正叙述和张扬的对象却是关羽拒还荆州所表现出来的“义”，以及周仓之言“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中的“德”。这里，元代前中期民间呼唤英雄的潜在意识已经被极大得消解了，并且逐渐由此转向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仁政”。在这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仁政意识”，“德义精神”是超越了一切而成为贯穿整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导思想。而这也正是元末明初这段动荡社会的民间潜在意识的核心。这一民间潜在意识仍然是出于民间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关注，从而作出的无奈的反应。同时，这种民间潜在意识也是由元代前中期的“个体自我拯救”向元末明初的“群体自我拯救”转化的结果，这深刻地表明了社会环境和生存境遇的进一步的恶化。这一时期民间潜在意识中出现的崇德尚义以及“仁政”的思想就其在《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文本中的表现来但则是向着“文以明道”的方向回归。这里所言之“道”虽然与儒家所倡导之“道”相合，但是其实质却仍然是民间潜在意识。而这一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与儒家传统之道的相互契合，则使民间潜在意识在社会层面成为主导意识。此时的民间潜在意识已超越了其上限，成为与主流意识并驾齐驱的的社会意识，也由此而缓解了与文人士大夫意识之间的对峙态势。但笔者认为，元末明初出现的这种以“仁政”，“德义”为核心的民间潜在意识是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它与主流意识的契合是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对于儒家“君子人格“的呼唤和重构，这是社会混乱状态下，社会思想的常态，但就民间潜在意识自身的发展来说，元末明初的民间潜在意识虽是自然而成，但却脱离了民间潜在意识的正常状态。
（三）《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各时期民间潜在意识之间的关系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蕴涵的民间潜在意识是经过了隋唐单纯心理娱乐需求，宋代“善恶意识”，元代前中期“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元末明初“崇德尚义和仁政”的发展历程。这些民间潜在意识是相对独立的。但就民间潜在意识这一系统来说，则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关系的。在民间潜在意识这一系统中各个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是在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中发展流变的。这具体表现为前一时期民间潜在意识自然地成为后一时期民间的“集体无意识”，同时，后一时期的又以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而形成的新的意识不断丰富和完善这来自前一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蕴涵的民间潜在意识正是在民间潜在意识这一系统中的“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架构内发展的。从隋唐到宋代，心理娱乐需求是一直贯穿始终的，是一直作为三国故事“适众性”的民间“集体无意识”存在下来的。宋代由于心性之学的流行与儒释道三家的通融，而使隋唐心理娱乐需求得以补充；同样，由宋代入元代也是在继承了隋唐，两宋的民间潜在意识之后，由于元代前中期社会历史状况的突变而补充进了民间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的关注这一内容。是以，可以认为，元末明初民间潜在意识是历史上民间潜在意识的集合，并且，这一时期民间的潜在意识也同样地被置于民间潜在意识系统中“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架构内运作，以成就后世的民间潜在意识。
（四）《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民间潜在意识递嬗的方式
《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体现出的民间潜在意识系统中“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架构，直接决定了民间潜在意识递嬗的方式应为“扬弃”，即在继承的基础上的补充。这一方式不仅是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的内涵，同时，也是民间潜在意识发展的唯一手段。这一方式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方式是基本一致的。但民间潜在意识递嬗的方式却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方式又有所不同。首先，民间潜在意识的递嬗方式并非人工的自觉去添，而是社会历史的自然选择。具体来说，由隋唐单纯的满足心理娱乐需求到宋代“善恶意识”，其方式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隋唐单纯满足心理娱乐需求基础上又根据宋代的时代需求加以补充；从宋代“善恶意识”到元代前中期“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从元代前中期“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到元末明初的“崇德尚义与仁政”，大率都是如此。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方式则是有意识的对历代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进行搜集和整合，是人工的创作选择。但这种人工的创作选择却又是为民间潜在意识的传达服务的。可以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方式也是随着民间潜在意识的扬弃而扬弃的。
（五）综述
以上通过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蕴涵的民间潜在意识的探讨揭示了民间潜在意识的递嬗过程，民间潜在意识系统中“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架构，以及民间潜在意识的递嬗方式。由以上论述，可以认定，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最终成书的元末明初，民间潜在意识是通过《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表现出来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也是在经历了隋唐单纯的心理娱乐需求，宋代“善恶意识”，及元代前中期“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并以扬弃的方式形成的。
参考书目及文献
[1] 张毅 《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宋代文学思想史》[M]第六章“南宋后期的文学思想” 中华书局 1995年4月第一版 ， P304
[2][3][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第七编•第一章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8月第一版 ，P25
[5]张毅 《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宋代文学思想史》[M]结束语“宋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中华书局 1995年4月第一版 ，P334
[6]曾良 《明清小说研究》[M]“史实与虚构——两种‘单刀会’的比较”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年8月第一版 ，P63
[7]查洪德老师 《中华文史新刊•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M]第一章“文道离合与元代文学思潮变迁” 中华书局 2005年8月北京第1版 ， P23
The discussion about transmission of civil awareness vast potential in "Popula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Ye Zhuxuan
(Chinese major in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AnYang,455002)
Abstract : The popularity of "Popula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bears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Meanwhile, the book also complet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with its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The civil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it bears , generally experiences the demand of psychological happines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consciousness of good and evil in Song Dynasty, the concerns about the state of popular live in the early and mid of Yuan Dynasty,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Kingdoms Story”. This awareness comple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about the return to “Good Policy” and “Moral” by the framework of adopt-ting the previous in Civil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System. .
Key words : "Popula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ivil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Transmission
（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4级本科4班 叶铸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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