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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水浒》版本有三种：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①。这三种版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前七十回基本是一致的；分歧仅仅在七十回以后的部分。故《水浒》研究者们大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各种版本的七十回以后部分，希望从中找出关于《水浒》成书及版本演变的信息来；自然，也就放松了对前七十回的研究探讨。其实，有关《水浒》版本演变的信息在前七十回中也有不少，一些学者就曾做过探讨。 例如，聂绀弩先生即撰文指出：《水浒》第十三回中叙杨志、索超比武之后，忽然另起一段，写山东郓城知县时文彬升堂理事，而接下去所叙人物故事，都与前面不相钩连。他因此提出假设：“最早的《水浒》本子，当只有宋江、晁盖等人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从时文彬升厅开始的。以前的那些人物：林冲、鲁智深、史进，甚至杨志在内，都和晁盖、宋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以前的差不多十三回，都可能是后加的。”② 这无疑是个大胆而新鲜的假设。笔者在研读《水浒》的过程中，也产生过类似的感受，尝试言之，为上述观点提供一点佐证，以就教于方家。鉴于明容与堂本是目前公认的最接近作品原貌的本子，故文中涉及的《水浒传》内容，皆以该本为准。 一 《水浒传》脱胎于宋元说话，故叙事行文，还保留着散韵结合的特点，诗词歌赋俯拾皆是。这些诗词乍看似无规律，但细审却能从中发现一些问题。 例如，小说中每位梁山好汉初次登场，总要伴随出现这样一种诗赞：其内容或是描述英雄的相貌穿着，或是赞叹他的光荣历史，夸张其本领手段；同时，还要道出这位好汉的姓名或绰号。因此它成了每位好汉首次登场的标志，我们姑且称之为某某人的“出场诗”吧。《水浒传》中只有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才有这种出场诗，其他人物都不曾享有这种“待遇”，甚至包括晁天王在内。 举例来看。第十三回美髯公朱仝出场时，书中这样写道：“这马兵都头姓朱明仝，……怎见得朱仝气象？但见： 义胆忠肝豪杰，胸中武艺精通，超群出众果英雄。弯弓能射虎，提剑可诛龙。一表堂堂神鬼怕，形容凛凛威风。面如重枣色通红。云长重出世，人号美髯公。 绝大多数梁山好汉首次出场都有出场诗伴随，但也有少数人始终没有出场诗。另一些人的出场诗则是他们第二次、第三次出场时才出现。 对《水浒传》中的出场诗加以考察归纳，我们注意到这两个现象: 第一，在《水浒传》一百零八位好汉中，始终没有出场诗的仅有十七位。其中名列天罡的有公孙胜、刘唐二人；位居地煞的有白胜、曹正、张青、孙二娘、施恩、孔亮、吕方、郭盛、石勇、童威、童猛、薛勇、朱富、杜迁、宋万、宋清等十五人。推原其没有出场诗的缘故，不外乎两点：一是作者写书时漏掉了，没有写。如白盛、朱富那样的微末人物，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再有一种可能，是作者给每位好汉都写了出场诗，但由于历代对《水浒》的增删修改难以数计，加之书贾唯利是图，校刊粗劣、滥加删削，结果把某些人物的出场诗刊掉了。然而，从百分之八九十的梁山好汉都有出场诗这一现象来看，《水浒》作者（更准确地说，是某位《水浒》作者）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做着这项工作的。因而梁山英雄的出场诗应被看作《水浒》书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是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个现象。 第二，即本文要重点探究的一个现象：《水浒》中每位好汉的出场诗并非都是紧随人物的首次出场而出现。在带有出场诗的九十一位好汉中，有二十二人的出场诗是在他们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五次出场时才出现的。这种现象在前十三回中尤为突出。细读全书，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第十三回时文彬升厅之前，共出现过十四位好汉，除杜迁、宋万二人始终无诗外，其余十二人竟无一人带诗出场。少华山四位头领的出场诗直到五十九回才出现；鲁达、林冲、柴进等人的诗也都与本人首次出场相隔四五十回之远。而在此之前，这些人物早已活跃在小说中、成了读者的老朋友，而不再是需要郑重介绍的陌生人。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很有点令人费解吗？ 其实，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就不那么令人困惑了。以林冲为例。林冲登场是在第七回，而他的出场诗，在第四十八回才出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认为，林冲首次露面本应在第四十八回，而不是第七回呢？同理，鲁智深首次亮相应在第五十七回，史进等人的则在第五十九回……。那么在这之前，林冲、鲁智深、史进等人的出现又当作何解释？答案是：前面的故事，即前十三回的内容，是由另外的作者后加进去的，而那后面的部分，才是《水浒传》的原始面貌。 试将前十三回（严格地讲是十二回半）删掉，我们会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仍是一部完整的《水浒》；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一位不少，而且每位好汉的首次登场，都带有一首出场诗，呈现出一种很有规律的现象，充分显示着这部农民起义史诗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它的不足，只是缺少了鲁智深、林冲等人的精彩表演。不过这也不足为怪，综观梁山泊中位居前列的英雄人物如关胜、李应辈，不也都是没有什么出色表现的干瘪人物么?何况在《水浒》成书之前，鲁、林等人实在也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并没有什么为人熟知的事迹在民间流传。他们的故事，纯是《水浒传》前十三回作者匠心独运虚构出来的。 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增补者，他有着高深的文学造诣，他的语言质朴流畅，他笔下的人物神采飞扬、栩栩如生。他还巧于情节的安排，对驳杂纷纭的众多人物招之则来、挥之即去。而且这位作者十分善于抓住后文中的“去脉”来补写出前面的“来龙”，使得前后两部分弥合如一、不露痕迹。但他却恰恰没有注意到原作中“人带一诗”的规律，没有把后面的出场诗一一移至诸好汉首次登场处，于是便出现上面提到的怪现象，显露出一点移花接木的蛛丝马迹。 二 以上只是从出场诗这一点来探究。我们还可以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论证前十三回的问题。 聂绀弩先生认为：“林、鲁、武、石等人故事的部分，就都是《水浒》的编者或改作者的创作。尤其是像林冲故事那样有血有肉而又完整的东西，如果在传说中早已形成，而不被民间艺人和剧作家们选为题材，是很难想象的。”接着，他列举了七点，来说明林冲故事是一种再创作：“一、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上司是高俅，是从本书王进、王庆的故事来的。二、高衙内，是从元曲来的。在元曲中，‘衙内’总不是好东西；……。三、高衙内抢林冲娘子，是从元曲和本书来的。……。四、林冲买刀，是从本书杨志卖刀取来反写的。五、……王庆发配起解时，他的岳父来送他，要他写一张休书给他的女儿，林冲故事拿来反写了。六、董超、薛霸谋害林冲，从本书卢俊义故事来的。七、和洪教头比棒，又是从王庆故事来的，……。”在列举七点之后，聂先生下结论说：“别的故事，都不像林冲故事采取其他故事的筋节加以改造，而不是其他故事采取林冲故事的。”③这种读来不禁令人喝彩的精辟论断，雄辩地说明林冲故事是“后来居上”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林冲性格塑造方面补充一点认识。 在最早的《水浒》资料之一、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以下简称《画赞》）④，根本没有“豹子头林冲”这个名字。而在宋末元初的话本提纲《大宋宣和遗事》（以下简称《遗事》）中，林冲也仅仅是个没有任何惊人之举的苍白人物。我们只能从他的绰号“豹子头”，相见其为人和禀性。关于这个绰号，清人程穆衡在《水浒传注略》中解释说：“……豹群行，必有为之头者，如鹿之有麈，如羊之有羖。”他把“豹子头”理解为豹群的首领，恐怕是个误会。我以为，“豹子头”当是形容人的相貌。豹之为兽，头与肩相连，没有颈项，这本是一种强劲凶猛之貌。因此，最早的林冲形象本应是个叱咤风云的莽汉形象。《水浒》作者很可能根据这个绰号，便把《三国演义》中的张飞相貌借来形容林冲。 且看《水浒》中的林冲：“那官人生的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再看《三国演义》中的张飞：“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二人真可说是一对孪生兄弟。不但相貌相似，两人的兵器也相同，都是丈八蛇矛。林冲上阵“……持丈八蛇矛，斗到间深里，暴雷也似大叫一声……”活脱是个猛张飞。其实，《水浒》作者丝毫不掩饰林冲形象对张飞的“剿袭”。《水浒》第四十八回林冲的出场诗中就直言不讳地写道：“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此外，第七十八回回首有一篇骈文，内中对三十六员天罡星逐一咏赞，林冲的赞词是：“林冲燕颔虎须，满寨称为翼德。”足见早期作者就是要把林冲塑造成一个张飞式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七十八回这篇骈文颇有来历，起首一段咏赞梁山形胜，与元代高文秀杂剧《黑旋风双献功》中宋江的独白几乎一字不差。此外，文中称董平为“董一撞”，与早期《水浒》素材《画赞》及《遗事》中称董平为“一直撞”、“一撞直”十分相近。这些都说明这篇骈文年代久远，很可能产生在《水浒》故事流传的早期阶段。我们由以得出结论：在早期的《水浒》故事中，林冲的确是个鲁莽暴躁的张飞式人物，堪与李逵、鲁智深等比肩。 然而，到了《水浒传》前十三回里，林冲的性格却发生了陡变，由一个叱咤风云的“莽张飞”，一变而为顾虑重重、逆来顺受的懦弱之人。请看，林冲在岳庙进香时，听说自己的妻子被人调戏，他“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娘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得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最后竟“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被他当面走脱。待到遭高俅陷害发配沧州时，林冲一路忍气吞声，吃尽两个公差的苦头。而野猪林遇救后，他却替两个公差向鲁智深求情道：“你休害他两个性命。”及至在柴进庄上与洪教头比武，林冲更是一让再让，唯唯诺诺；与那鞭打督邮、喝退曹兵、一旦误会对结义兄弟也要裂眦相看的莽张飞哪里有一毫共同之处？显见这个林冲不再是那个“满寨都唤小张飞”的林冲，这是被后人改造过的林冲。他跟前一个林冲仅仅姓名相同而已；脾气禀性、经历遭遇全都变了，连绰号也变得名不副实了。 这个变化再度证明，林冲故事是后人补写的。这位补写者一心要借林冲故事道出官逼民反的道理，一心要借林冲的遭遇为普天下“屈沉在下”的好汉鸣不平，写到情动处，意随笔转，不能自已，竟然塑造出一个与“豹子头”大相径庭的人物来，从而暴露了前十三回与后面部分的矛盾之处。 三 在水泊好汉中，我以为鲁智深是最生动、最可爱的一位。他粗中有细，勇猛机智，豁达诙谐，见义勇为，是同类型人物中塑造得最完美的一个。如果说《水浒传》其他好汉形象多出自民间艺人之口，我以为鲁智深这个人物更可能来自一位天才文人的笔端。关于这个形象的文学价值，大家有目共睹，自会领略，这里我只就鲁提辖的原型来谈谈。 在原始《水浒》资料中，鲁智深是个没有地位的人物。《遗事》对他只提了一句：“那时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这个僧人自何而来，因何反叛，都未作交代。《画赞》对他的赞词是：“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仅仅告诉我们，鲁智深是个不守清规、不遵佛典的和尚。至于他出家前姓甚名谁，作何生计，除了现存《水浒》之外，没有任何资料提到过。 笔者近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发现周太祖郭威有一段事迹，与鲁达的行径十分相近，兹录于下： 潞州留后李继韬募勇敢士为军卒，（郭）威年十八，以勇力应募。为人负气，好使酒，继韬特奇之。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威颇自如。为吏所执，继韬惜其勇，阴纵之使亡，已而复召置麾下。（《新五代史．周本纪》） 宋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也有相同记载。不过《水浒》成书于元明之际，其时《旧五代史》已佚，《水浒》作者所据，更可能是《新五代史》。 拿郭威和鲁达相比较，首先，他们都是军人；其次他们剪除的又都是称霸市廛的屠户；第三，斗杀的策略同样是“使进几割肉”，然后故生难题，寻隙发难。很明显，《水浒》中这个“杀屠”故事，是从《新五代史》中借来的。 作者在创作这个故事时，除了参考《新五代史》外，大概还揉进了话本的某些情节。明人冯梦龙所辑“三言”中，有一篇宋元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⑤。文中叙述“身高八尺，满身花绣”的郑州泰宁郑信，流落东京，被大财主张员外收作心腹。东京破落户夏扯驴的妹子曾嫁给张员外之父为妾，“为争口闲气，一条绳缢死了”。夏扯驴便“屡次上门吓诈”，向张员外勒索钱财。郑信为维护主人利益，与夏某厮打，“拳到手起，去太阳穴上打个正着，夏扯驴扑的倒地，登时身死”。后来郑信投奔了太原种师道——就是《水浒》中鲁达的上司“小种经略相公”。这个话本中某些描写人物衣着的诗词，与《水浒传》前十三回某些诗词很相似。另有咏雪词《鹧鸪天》一首，则与林冲夜奔时那首咏雪词一句不差！其词曰： 凛冽严凝雾气昏，空中瑞雪降纷纷。须臾四野难分别，顷刻山河不见痕。银世界，玉乾坤，望中隐隐接昆仑。若还下到三更后，直要填平玉帝门！ 《水浒传》第十回的咏雪词仅有三处与它不同:一是“瑞雪”改为“祥瑞”，一是“难分别”改为“难分路”，一是“直要”改为“仿佛”。区区四字的改动，应是《水浒》作者在照抄话本时随手改动的。 据此可见，《水浒传》前十三回作者在创作鲁达故事时，大概确实借鉴了这篇早期话本。作者把郭威和郑信揉合在一起，又把霸女欺贫的老张员外、惯于敲诈的破落户夏扯驴以及《五代史》中的潞州屠户捏合在一块，分别塑造了鲁提辖和镇关西两个水火不容的形象。屠户姓郑，显然也是从郑信姓氏上信手拈来的。在打斗场面中，作者舍郭威的屠刀，取郑信的铁拳，加上绝妙的比喻夸张，写出一篇淋漓酣畅、大快人心的精彩文字。经作者这样一番改造，郭威身上负气使酒、逞强抢胜的霸气和郑信的不明是非、甘做鹰犬的奴性都不见了；鲁提辖兼取二人的智勇、摒弃二人的瑕疵，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形象突出出来，从而大大提高了鲁智深故事的思想性。 由此，我们可以依稀窥见这位前十三回作者的风貌。金圣叹曾盛赞《水浒》作者，说他文比《庄》、《骚》，是位大才子。这虽是夸张之辞，却又他的道理。《水浒》前十三回作者的确就是这样一位不同凡响的才子。他学识渊博，胸襟正大，遍览群书，兴趣广泛。他不但攻读过为一般皓首穷经的儒生所不大涉猎的史学典籍，也不轻视为一般士大夫所不齿的市井说话。前十三回的许多地方，都显示他这种博采史料、话本、杂剧、笔记等内容进行写作的创作风格。林冲的故事如此，鲁智深的故事也是如此。此外，“洪太尉误走妖魔”、“高俅发迹变泰”等故事，也都吸收了前人笔记、杂录的内容，体现了这一风格特点。他的这种兼容并蓄，熔众长为一炉的创作风格，与后面某些部分囫囵吞枣、简单照搬的创作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这位作者的才能和怀抱，还表现在他对文章思想深度的开掘和掌握上。如前所述，他打碎了霸王郭威和奴才郑信的形象，沙里淘金，熔铸出鲁达的金刚之身；他在《水浒传》开头，大写高俅发迹变泰、小人得志的丑史，以明乱自上作的道理；其后，他又通过林冲被逼上山的遭遇，道出官逼民反的真谛。这一个个生动故事的后面，都隐藏着极深邃的思想。这和后面某些部分津津乐道于恶斗滥杀、鸡偷狗盗、男女调情、逾墙钻窦的消极情调相比，无疑显得正大、深沉、一洗市井庸俗之气。 因此我们说，只有这位前十三回的作者，才配得上金圣叹的盛誉之辞。他不但博学多艺，而且疾恶如仇。表现在艺术水平、创作风格和思想深度上，他的创作要比后面部分高明得多。如果我们说，前十三回的创作标志着《水浒》脱离话本记录的幼稚阶段、进入真正文学创作时期，恐怕不能算作持之无故、言之无理吧! 四 金圣叹伪托古本，腰斩《水浒》，是没有任根据的。而通过上面的论证，我们倒真可以将《水浒传〉前十三回一刀砍掉，制造一个“独得古本”的“八十七回本”！然而，这还不是《水浒》最原始的面貌。让我们再看看武松的故事。 《水浒传》中的武松故事长达十回，向有“武十回”之称。一个人的故事竟独占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这在《水浒》中还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这个重要人物的故事却是疑点重重。 首先，“武十回”中只出现了四位梁山好汉：武松、施恩、张青、孙二娘。四人中除孙二娘出场时带有一篇形容相貌穿着、却未点出姓名绰号的诗词之外，其他三人皆无出场诗。这是违反《水浒》体例的。武松的出场诗在第五十七回才出现；显然，那才是武松首次登台亮相的地方。而“武十回”呢，则很可能和前十三回一样，是后人插增的。 再看第二点可疑之处。武松在《遗事》和《画赞》中是个僧人。《画赞》赞曰：“汝优婆赛，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调侃之意见于言表，说明早期的武松和鲁智深一样，是个五戒在身却偏偏不守清规的僧人。而“武十回”中的武松一直以世俗人的面貌走南闯北、打报不平；一旦戴上铁戒箍，披上皂布直裰，便再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了。我们能不能这样认为：“武十回”中的武松是另一个武松，是后人创作的世俗武松，而不是原始水浒故事中的那个“酒色财气、更要杀人的”的行脚僧人。如果做如是观，那么前面的推测——“武十回”为后人所插增——便又增添了几分道理。 疑点之三，是从作者经营构思的角度体察得来的。假如我们就是《水浒》作者，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当是：通过一个个相互关联的故事，把传说中的一百零八位好汉陆续送上梁山。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一百零八人要个个有姓名、有绰号、有籍贯、有来历、有特殊的本领、有惯用的兵器，还要有上山的动机，有和其他好汉的联系……。因此，作为作者，从一开始便要苦心安排众好汉上山的各种可能的契机，不放过一个“可乘之机”。可是，从二十三回至三十二回的长达十回的书中，作者仅仅安排了四位好汉出场，却腾出闲笔，大书潘金莲与西门庆的调情，大写和京东梁山泊相距千里的京西孟州道。这显然有悖于《水浒》作者所应具有的胸怀全局、苦心经营的创作心理。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武十回”自有作者，他的任务只是撰写武松一个人的“英雄谱”，根本不必为其他一百零七人劳心分神。 疑点之四，武松杀嫂后，被发往东平府。这位东平府尹陈文昭，可说是《水浒》中唯一一位清官。他出场时，文中特意插入一首赞词，其中充满“正直”、“贤明”、“忠孝”、“仁慈”、“明标青史、声振黄堂”等赞誉之辞，与整部《水浒》痛恨滥官污吏，必欲杀之而后快的总体思想迥然有别、背道而驰。而这位秉公断案的“东平府尹陈文昭”，到六十九回却一变而为“东平府太守程万里”。姓名变易，尚不足怪，何以连官衔称呼也变了？“太守”之称，自汉已有，而“府尹”之称，从元代才开始。这种官衔称谓混乱不一的现象，正说明“武十回”的作者与《水浒》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 通过对上述众多疑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断定“武十回”和“前十三回”一样，是增补者后加进去的。所不同者，“前十三回”是增补者根据原书线索创作出来的，而“武十回”则更可能是一棵在说话园圃中已经长成的大树，直接移植到《水浒传》中来的。因此它与《水浒》其他部分的联系就更少，疑点也就更多。 那么，让我们把“武十回”删去，情况又将如何？武松故事起自《水浒》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岗武松打虎”，柴进所留之宾是宋江，宋江杀了阎婆惜，避难逃至柴进庄上，误跐锨柄，引出武松。自此“话分两点”，按下宋江踪迹，单表武松行藏。待武松故事全部讲完，已是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此回写武松在孔太公庄上再次与宋江邂逅，以下内容又按下武松不表，单说宋江的清风寨之行。“武十回”起自宋江，结自宋江，如果把武松故事删掉，《水浒》的结构丝毫不会受到破坏。那不过是宋江从郓城县逃出，直奔清风寨花荣处而已。而柴进庄院和孔太公庄院不过是作者为插入武松故事特意安排的两个十字路口。没有这两个十字路口，武松就无从与宋江相遇，作者也就无从将武松故事插入宋江故事中来。同时柴进和孔明兄弟的出场都未带出场诗，他们的出场诗还远在数十回之后，可见他们的出场不是书中原有情节。而是增补者出于结构上的需要安排的。 总之，说整个武松故事（“武十回”）是增补者在早期《水浒》本子上后加的，似乎也是个站得住脚的推论。 五 最后，我们想谈谈《水浒》中的宋江故事，借以进一步窥探早期《水浒》的面貌。 《水浒传》中的宋江虽然身为小吏，貌不惊人，但他的领袖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水浒》作者对他的偏爱，众好汉对他的崇拜，简直有点令人莫名其妙。《水浒传》第十八回宋江一出场，就是一片颂歌盈耳：“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平生只好结识江湖好汉，……。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无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賙全人性命。……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这样赞了一番还不够，还特意安插了两首诗词，称颂不已。于是乎宋江所到之处，无论何北、山东、不管识与不识，人人称颂及时雨，个个礼拜宋公明。石勇曾说：“……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这两个人，宋江即居其一。其后宋江身为囚徒，路经揭阳岭，从未谋面的好汉李俊又为之江中、陆上往还奔走，只是要“拜识”宋江。见财起意的船伙儿张横、独霸一方的穆氏兄弟，一旦知道自己得罪的是宋江，立刻“扑翻身便拜”。李逵对宋江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 宋江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是什么给他赢得如此响亮地名声、如此崇高的威望？在《水浒传》中，宋江的全部“武功”，不过是挥刀杀了一个妇人；比起市廛除霸的鲁提辖、血染鸳鸯楼的武都头和挥舞大斧“排头砍去”的李铁牛，显然逊色得多。而宋江的全部“义举”，也不过是舍给阎老汉一口棺木、赍发几位落难豪杰；那气魄规模，又远不及坐拥铁券、饶有资财的“凤子龙孙”柴大官人。金圣叹最不喜欢宋江，是有其思想立场抑或审美眼光方面的原因的；但他认为宋江“权诈不定……其结识天下好汉也……唯一银子而已矣”，却也一语中的。《水浒传》确实没有为我们塑造出一位可钦可敬、名实相副的“奢遮”好汉宋江来。和鲁智深、李逵、武松等立体形象相比，宋江的形象实在显得太平扁、太意念化、太没有光彩了。 然而，当我们删除了前十三回以及“武十回”（甚至还包括石秀、徐宁等人的故事），也就是说，让我们砍掉现存《水浒传》的最精彩的部分，抹去他们的色彩，掩住他们的光华，使《水浒》恢复其比较原始的面貌，我们将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宋江的形象从一百零七个芸芸众生中突现出来了。“私放晁盖”、“怒杀阎婆惜”、“玄女庙受天书”，都成了那个本子中最生动的故事。和其他人相比，宋江成了唯一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鲁、林、武、石再也不是色彩斑烂、龙腾虎跃的压主强宾，统统隐退到从属地位，变得默默无闻。而宋江则理所当然地坐上聚义厅的第一把金交椅。四方好汉闻名下拜的现象，再也不是令人费解的了。而这个以宋江活动为主线的本子，已经十分接近宋末元初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它的存在，无疑是符合《水浒》故事的发展逻辑的。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得出四点结论： 一、《水浒》曾经有过一个最早的本子（姑名之为“原本”），这个原本是以宋江故事为主线的。二、原本在早期传说的“宋江三十六人”基础上，又补出七十二位好汉的姓名、绰号和简单事迹；并在每位好汉首次登场时配有一首“出场诗”，形成很有规律的现象。三、现存《水浒传》的前十三回，很可能是由一位博学多才、疾恶如仇的文人在原本的基础上增写的。四、同样，“武十回”可能也是后人在原本基础上插增的。 【注释】 ① 这里只限于繁本系统。又文中言及《水浒传》，均指明万历杭州容与堂本。 ② 参看《〈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载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47—72页。又，胡适在二十世纪初撰《水浒传考证》（载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提出《水浒》开篇的王庆故事是后来创写插入的看法。聂氏的推论，似可视为对胡氏说法的延伸与拓展。 ③ 参见《〈水浒〉是怎样写成的》，载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第9—47页。 ④ 本文所引用的《宋江三十六赞》（载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大宋宣和遗事》（元无名氏）、《水浒传注略》（清程穆衡）等资料，均转引自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⑤ 《醒世恒言》卷三一。 原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