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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影射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黄强 参加讨论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它的批判性、揭露性是前所未有的。对封建礼教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对现实社会表现出赤裸裸的揭露,其矛头直指皇权,展示出16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风俗世情。
     作者以一个小城镇,以一个发迹的商人及他的家庭,拉开了中国社会黑暗的帷幕,让读者看清这是怎样一个黯无天日的社会。作者把书中核心人物西门庆塑造成当时中国昏君贪官与不法奸商的集合体形象。众多学者普遍认为《金瓶梅》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其实具有社会的深层含义。故此,笔者认为西门庆这个人物是有所指的,即《金瓶梅》是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影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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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庆是“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有名卖生药,放官吏债西门大官人。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都是四门亲家,谁人敢惹他。”(第7回)他开中药铺、当铺、缎子铺、细绒铺,总资本九万两银子,另加家产、家什、古玩物等财产不下一、二十万两银子,家产不可谓不厚;他又勾结权贵,包庇官司,鱼肉百姓,为虎作怅,上可通天,下可触地,权力不可谓小;他醉心色欲,奸骗妇女,耽于男风,不可谓不淫不恶。总之,他是一个典型的无恶不做的官僚、恶霸兼巨商。西门庆仰仗权势,无法无天,凭他一张便条,税关官员要对他货物格外放行,三停税银只收两停;他的一句话,可以代人消灾,更改生死簿。黄四小舅子打死人,苗青杀主,全仰仗西门庆大官人逢凶化吉。他曾说过:“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57回。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下同)闻其言,观其行,人们感到,西门庆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财主兼官僚,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是有所指的。学者们在研究中已经指出:西门庆在书中,写得象个皇帝。[(1)]
     没错,西门庆挥金如土,唯我独尊,的的确确是个“皇帝”。中国历史尤其是正史,一向以皇帝为主轴,《金瓶梅》以西门庆为主轴,描摹他及家庭,以此折射社会,这是作者的用意所在。
     书中许多情节是围绕西门庆唯我独尊展开的。西门庆出场时不过是个财主,第34回升为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从品秩上讲也只是个五品官员。古代等级森严,低品级官员要拜见高品级官员,绝对不会由尊就卑,但是西门庆却是个例外。新科状元蔡蕴(蔡京的义子),巡抚御史宋乔年等显赫官吏经过清河,均拜会西门庆,还要送礼;宰相安淳之弟工部安主事、管砖厂的黄主事,“为钦差督运皇木”,路经清河,也要专门拜访西门庆,称“道经此处,敢不奉谒”,何等恭谦。而其他大小官员更是必须唯西门庆马首是瞻。说西门庆是个五品小官,这与他身份极不相称。诚如王启忠所说:“这种状况在礼仪威严、尊卑有序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不正常的,几乎是不应有的,一位堂堂正正的殿前大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一个小小副千户家‘落座’。”[(2)]这正说明西门庆身份的特殊性。
     对西门庆的家屋宅院的描写也可看到皇室后宫的影子。第27回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就是注脚。西门庆与潘金莲肆无忌惮地在花园中宣淫,演出一幅春宫园。这与皇帝行幸,从不回避亲近太监、宫女,习以为常,无所顾忌是异曲同工。
     太医是皇室御用大夫,一般官宦人家不可能请太医诊病。西门庆却隔三差五邀太医去府上诊断。第54回,任医官为李瓶儿问诊,竟“浑身恭敬,满口寒温”,维维诺诺的样子,哪里象为官眷看病,分明就是为皇后、嫔妃把脉,唯恐稍有差池,脑袋搬家。
     宫中嫔妃一向是母以子贵,李瓶儿为西门庆生下官哥,地位顿时由卑为尊,西门庆宠爱有加,自然冷落了其他妻妾(嫔妃),潘金莲忿忿不平,一语道破真谛:“自从养了这种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吴月娘、孟玉楼等西门庆众妻妾家人元宵节观灯,衣著锦绣,光彩照人,引得游客住足观看,有观众发问:“贵戚皇孙家艳妾来此看灯,不然,如何内家妆束?”(第15回)问得好。古代服饰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什么人什么场合穿什么服饰是不可僭越的。[(3)]命妇各依丈夫官秩而定服饰。众妻妾是皇亲国戚妆扮,她们的主子西门庆还不是顺理成章的“皇帝”么?
     又有应伯爵在西门庆家招待小优李铭吃鱼时有道:“朝廷还没吃哩”,西门庆家倒先吃了。古代天下最好的物品,一向是要进贡皇帝的,所谓贡品,鲥 鱼有天下第一鲜之美誉,一年不过一遭,地处北方的西门庆先于朝廷品尝,而且就是这等稀罕之物,西门庆也并不稀奇,竟用于赏赐小厮,何等派头!
     西门庆象个皇帝,这已确定无疑。那么这个所指是谁?笔者认为这个皇帝便是历史上以荒淫荒唐著称的明武宗朱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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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明史典籍和《金瓶梅》中的文字勘照,可以认证上述观点。
     1505年9月19日,朱厚照登上皇位,成为明代的第10个皇帝,年号正德,史称正德皇帝。庙号武宗。
     荒唐的明武宗 武宗虽贵为天子,却不拘礼节,喜与臣下混在一起,饮酒作乐,视“君君臣臣”伦常如儿戏。宫中虽有佳丽三千,却偏喜欢换上平民服装在民间寻花问柳。1519年1月13日,武宗离开榆林,到太原访问晋王,将他1518年10月在偏头关遇到的一个歌女接来与他同居,人称“刘娘娘”(“娘娘”通常只用于皇后妃子)。
     1517年鞑靼侵边,武宗率兵迎击,化名总督威武大将军朱寿。又命礼部加封朱寿为太师,派遣朱寿前往京师和山东巡查,遭到大臣反对,一个皇帝放弃万人之尊,执意要做一个带兵打仗的总兵官,让大臣们不可理解。在武宗的眼里皇帝虽贵为天子,有臣民顶礼膜拜,但深居内宫,毕竟寂寞无聊,那及总兵官缨枪夹道威风。疆场厮杀,征尘裹袍,得胜回朝,万人瞻仰,岂不更具刺激性。武宗一向不安分守己,他认为礼法是人制定出来,为皇帝、为皇权服务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为所欲为。
     西门庆何尝不荒唐?西门庆狎李娇儿、李桂姐姑侄女;与仆佣老婆惠莲、贲四嫂、惠元通奸;又与义子王三官母亲林太太勾搭;在义弟花子虚在世时,就与义弟媳妇李瓶儿有苟且之事。
     管什么辈份?管什么纲常?西门大官人一人独尊,只要快活,礼义廉耻,全都被踢在一边。伦常是什么?是社会制定的一种礼制标准,以此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当时社会风尚不以违礼逾制为忤,大家都追求奢侈,无视伦理道德,正德帝身体力行,西门庆亦身体力行。在西门庆家中,长幼失序,尊卑混乱。人伦失序尤其表现在性的乱伦上。潘金莲不甘寂寞,偷养琴童;陈敬济与小丈母潘金莲在西门庆生前多次偷欢,死后大胆行奸,又将春梅拉入圈内,三人连坐一床公然宣淫。“为追求性欲丧失廉耻之羞,忘掉人伦之限,不论纲常门第之规。”[(4)]这一切都与西门庆有着密切关系。
     荒淫的明武宗 在历代皇帝中,武宗的荒淫也是出名的。为了淫乐建有豹房,内藏美女,日夜作乐。《明通鉴》记载:“丙戌作豹房,上为群奄盅惑,乃于西华门别构院御,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命曰豹房。”
     武宗对女人一向巧取豪夺,他看中的女人就非要弄到手。《明通鉴》曰:“九月甲戌朔,车驾驻宣府,江彬营镇国府第,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上遂忘归。时夜出,见高门大户,即驰入或索其妇女。富民率厚赂彬,以求免。军士樵苏不继,辄毁民房屋,以供。市肆萧然,白昼户闭。”为了自己消遣,武宗可能闯进有钱人家,掠夺妇女以充后宫,极其霸道。以致民怨沸腾,良家妇女不敢上街逛市,为恐被武宗掠去。
     西门庆与武宗如出一辙,对女人威逼利诱,哄骇诈骗,巧取豪夺。譬如一面许诺宋惠莲钱物,霸占了她,一面对她的丈夫来旺设计陷害,最后数顿拷拶遣还原籍徐州。对李瓶儿,先是骗取钱财,再是遣弃,当李瓶儿嫁给蒋竹山后,醋意大发,指使两个捣子冲砸药铺,逼李瓶儿就范,娶回李瓶儿却又冷落一旁,导致李瓶儿上吊自杀。为了霸占潘金莲,害死武大,贿赂官府,发配武松,手段极为狠毒。据统计与西门庆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有数十人,他还好男风,他的荒淫不比武宗逊色。
     西门庆家中的妻妾关系,呈现出“以乱尊卑”的状态,“西门庆对妻妾的宠爱的天平砝码的支撑点有两点:即利欲的获取和性欲的满足。”[(5)]这点与武宗宠爱女人的出发点一致:女人只要有情趣,管她结过婚的,怀孕的,他都喜欢。
     好乐的明武宗 武宗是个不安分守己的皇帝,极好游乐。武宗继位第二年(即1506年8月)立皇后不久,他就不与皇后住在一起,反而宁愿和他的太监伙伴四处走动。骑马、射箭、角坻和音乐都曾让他高兴一阵,但是不久他就玩腻了。他开始化装离开皇城在民间寻花问柳。
     《明通鉴》有曰:“造作巧伪淫荡,上心系毬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媒亵无复礼。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又有:“庚子,上始微行,夜至教坊观乐。”又有:“日召教坊乐工人新宅承应,久之,乐工以承应不及,请檄取河南诸府乐户精技者,遣送入京教坊,人至者日以百计,群小见幸者趋承。自便,不复入大内矣。”
     西门庆亦与武宗同样:家里妻妾玩腻了,他要去行院嫖宿;妓女玩腻了,又要与官府家眷偷情,他走街逛巷,不断寻找新的刺激,亦念念不忘邀娼妓唱一曲剧,再与小厮小优赏男风。
     第68回,西门庆、应伯爵到丽春院郑爱月儿家中玩耍,唱曲,极其淫乐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喜商的明武宗 《明通鉴》记载:“上令内侍仿设廛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握筹,喧嚷不相下。更令作市肆者也。坐当垆妇其中,上至杂出牵衣,蜂拥簇而入,醉宿其处。杨守随前疏所谓亲商贾者为之者以此至是既作豹房,朝夕处其中,称之曰新宅。”
     武宗还“造皇店酒肆。”明代,国家和皇室不仅掌握和经营大量土地,即皇庄、宫庄之类,同时也掌握大量店铺,即官店、皇店。[(6)]
     官店自明初即已设立,明代的官店和官田一样,可以由皇帝任意赏赐给皇亲贵族,或是将某些官店委托亲信太监掌管,正如《宛署杂记》所述:“各廓店房类属勋戚家中及中常待。”明代的官店到了武宗期间,大多改为皇店。武宗时设置皇店的范围相当广:东北包括山海关、广宁、辽阳等处,西边则包括大同、宣府,此外,京师九门外,通州张家湾、芦沟桥、河西务、山东临清一带都有皇店。[(7)]
     皇店的设立始于正德八年,徐学聚《国朝典纪》云:“八年四月,诏开设皇店。”皇店的设立出于太监于经的倡议,后经武宗同意而实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酉,“太监于经等得幸豹房,诱上以财利创开各处皇店,榷敛商货”;至正德十六年“每岁额进八万(两),皆为己有;创寺置庄,动数十万;暴殄奢移,乃前此所未有者。”
     皇店大多设在交通要道,“起盖房屋,驾搭桥梁,擅立关隘”,“假之以罔求市利,则名其店曰皇店”。[(8)]当时皇店每年尚以“额进八万”或“岁征数万两”的巨额剥削,榷利扰民。另外,“开皇店,放皇债,”用放高利贷的方法“贻害于地方”,获取暴利。
     西门庆以经商而暴富,他精于买卖,不仅开生药铺,又陆续开了缎子铺,绸绒铺,当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生意越做越大,由一个破落户,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成为一个拥有万贯家私的巨商。西门庆致富,一是他的商业经营术,他用的是长途贩运和设店经营,即行商和坐贾兼而有之的方法,直接从产地采购,中间不经过客贩,获利就更可观。[(9)]二是西门庆商店具有皇店性质,巧取豪夺,他开设生药铺,独家经营,也不容他人染指,砸蒋竹山药铺就是一例。贩盐引,低价进货,高价出售。而且,他所购置的货物,一向得到官家的开恩,十税只须交纳一二,逃税漏税,其商品成本降低,比一般店家更具竞争力。三是西门庆通过婚姻等手段,从妻妾手中得到了巨额的陪嫁,家产富有。四是西门庆具有特殊权势,专横跋扈,与武宗一样,“放官吏债”,谋取暴利。
     崇佛的明武宗 《万历野获编》云:“武宗极喜佛教,自立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
     《明通鉴》亦曰:“上崇信西僧,常袭其衣服,演法内厂,有绰吉我些儿者,出入豹房,有宠,遂封大德法王。至是遣其徒二人还乌斯藏,请给国师诰命。”“今乃于西华门豹房之地,建护国佛寺,延进番僧。日与起处。”“巳酉命司设监太监刘允往乌思藏,赍送番贡等物。时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上人谓之活佛。上欣然欲一见之,命查永宣间候显入番故事,遣允乘传往迎。”
     武宗崇佛,广置佛寺,招番僧入后宫,淫乱秽恶之事无所不为。因此,在正德朝,佛教盛行,市井巷尾纵谈房闱之事,不以为耻。
     佛教在《金瓶梅》中颇多反映。吴晗先生曾指出:“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10)]日本志村良治先生也认为:《金瓶梅》故事情节是“根据恶有恶报这种佛教的因果之理来构筑的”。[(11)]
     佛教思想与意识贯穿全书,第39、51、74、100回的佛教“宣卷”(讲述因果的说唱故事),第57、88回,进行布施,修筑寺院等等情节,无一不反映出佛教的盛行。
     《金瓶梅》中屡有番僧出现。
     西门庆在永福寺见到云游的一个和尚,“生的豹头凹眼,色若紫肝”,乃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下来的胡僧。”(第49回)
     永福寺长老,原是西印度出身的和尚。(第57回)李瓶儿出殡更是请西门外宝庆寺赵喇嘛,来念番经。(第65回)
     胡僧,番僧一再出现,说明西门庆确是常与这些外国和尚来往,暗合武宗。“今乃于西华门豹房之地,建护国佛寺,延进番僧。”设佛教为国教,国佛也即武宗之佛,“西门外宝庆寺”,不是可分解为“西门庆宝寺”么?难道是偶然巧合?西门庆将胡僧引至家中,盛情款待,求取房中之药,以身试用;与武宗屡将番僧请入后宫,演习房中术,何其相似!
       3
     《金瓶梅》反映的年代正是太监得势的朝代。武宗正德朝,宠任刘瑾、谷大用,权倾一时,炙手可热。
     武宗即位不久,刘瑾就被委以全面负责宫廷娱乐,宫中的舞蹈、角坻、乐队等。使年轻的皇帝对国事不感兴趣,他渐渐将国事托付了刘瑾。正德元年六月,刘瑾被授予检查监督京师守军的职权。刘瑾权盛之时,内阁大学士都要跪在他面前办公。在刘瑾眼中,内阁大学士是皇帝的奴仆,也是大太监的奴仆。
     西门庆为金吾卫副千户,宦官刘公公、薛公公前来道贺。“忽报刘公公、薛公公来了。慌得西门庆穿上衣,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西门庆先让至大厅上,拜见叙礼,接茶。落后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等众武官,都是锦绣服,藤棍大扇,军牢喝道,僚掾跟随”。西门庆先把盏让坐次“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坐,何消泛讲”于是,刘内相居左,薛内相居右。(第31回)
     缨枪,在明中叶是一种先进的武器,只有重要兵镇才配备,如蓟镇总兵戚继光。万历年间首辅三朝元老张居正,于1578年回江陵办理父亲张文明丧事,坐了32人大桥,总兵戚继光调枪手护送,才享用“缨枪夹道”之待遇。刘公公、薛公公不过是管皇庄、管砖木的低级太监,却也如此耀武扬威。这说明:(1)众武官尽管“藤棍大扇,军牢喝道”,大摆威风,却仍不及太监“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气派。(2)众武官对太监的态度十分恭谦,近乎肉麻,“一个管皇庄和造砖的内使,声势便煊赫到如此,在宴会时座次在地方军政长官之上,”[(12)]小太监尚且如此,大太监的威势可想而知。(3)西门庆一向唯我独尊,天不怕地不怕,见了太监却客气多了,可见太监权势之大。
     宦官是皇帝的内当家,宫中大事小事全仰仗他们,他们可以穿越深宫,日夜陪伴君王,因此,他们对皇帝的影响最大。以致宦官得势时可以左右皇帝。武宗是靠太监的帮助登上皇位的,他对太监就尤为依靠。宦官专权,太监招摇过市,在正德朝就不足为奇了。
       4
     明代的贿赂、贪污现象十分严重。嘉隆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嘉隆以后,则社会指斥不贪污为无能。明中叶以降,君纲日坏,贪污贿赂屡见不鲜。
     武宗朝刘瑾、江彬、焦芳权害天下,公然纳贿。[(13)]
     武宗信任刘瑾,上下交征,竟成贿赂世界,“瑾故急贿,凡入觐见使者,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钥勘事归,以无金自杀。”“今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试事,边将失律,赂入即不问,有反升擢者。”[(14)]无钱贿赂者被逼自杀或被逮捕,行贿者则可免罪,甚至升官。
     贿赂、贪污在《金瓶梅》中司空见惯,比比皆是。
     第17回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失误军机,累及东京十万禁军提督杨戬,被科道官参劾,拿下南军监禁,合同三法司审问。西门庆亲家陈洪等人亦要发边卫充军。西门庆打点金银珠宝,派人到东京打听消息,走蔡太师门路,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他的姓名划掉,逃脱了一次劫数。
     苗青杀主,托王六儿行贿西门庆。西门庆贪赃枉法,会同夏提刑只将陈三、翁八问成了强盗杀人斩罪,真正的元凶苗青却逍遥法外。
     黄四小舅子杀人,也是向西门庆行贿,得以逃避法律制裁。法律是他们交易的筹砝,有钱有势就可左右法律天平的倾斜,为他们肮脏勾当当保护伞。
     宋御史、蔡状元,以及右相李邦彦、太师蔡京,哪个不是纳贿高手,枉法行家。蔡太师寿旦之日贪官污吏齐集太师府,争先恐后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孝敬太师,谁的礼厚,钱多,谁就能得到太师的垂爱,青云直上。西门庆就是在这种场合下,成为蔡太师的义子,开始了他更加为所欲为,鱼肉百姓的行为。
     1508年夏,刘瑾开始对任何触犯过他的官员科以大量罚款,“连那些普遍被认为很有节操的人也开始贿赂他,以便避免罚款”。[(15)]正不压邪,贪官、污吏一手遮天,索贿行贿,贪污腐败,已成为正德朝的一种社会风气,侵入了社会的整个肌体。
       5
     正德十六年,武宗纵欲而死,年仅30岁。明代朱元璋打下的江山,经过武宗的一番折腾,元气大伤,此后虽然出现了张居正一代俊杰,又维持了一百多年,明代王朝毕竟已经日暮穷途了。西门庆也因纵欲而亡,年仅33岁。西门庆死了,辉煌的大厦被抽掉了擎天柱,树倒猢狲散,西门庆家族走向了没落。孟玉楼、李瓶儿改嫁,潘金莲被逐,庞春梅外嫁;狮子街丝锦铺关了,段铺甘伙计、崔本各辞归家;韩道国席卷货物一走了之,来保欺主背恩,只剩下正室吴月娘带着西门庆遗腹子孝哥,小厮玳安,勉强支撑。
     明武宗荒淫的一生,没有留下哲嗣,殁后,皇位由兴献王之子朱厚熄(即明世宗嘉清皇帝)继承。西门庆放荡一世,嫡亲子官哥被猫吓死,遗腹子孝哥托身佛门,剩下的家业只好由小厮玳安顶替,玳安被吴月娘收为义子,改名西门安,称为西门小官人。
     衰亡的王朝,没落的家族,一大一小,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从一个家庭的兴衰,由小喻大,写出亡国之鉴的社会世情。《金瓶梅》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揭露,对皇权的抨击,“表现出‘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16)]
     自《金瓶梅》以后,传统写法被打破。
     自《金瓶梅》以后,皇帝老儿也可批评。
                           (责任编辑 木子)
     [注]
     (1)1983年5月,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召开《金瓶梅》学术研究会,有学者提出了西门庆写得象个皇帝的观点。参阅刘辉《也谈〈金瓶梅〉的成书和“隐喻”——与魏子云先生商榷》,《金瓶梅艺术世界》。
     (2)(4)(5)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
     (3)参阅拙文《从服饰看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转刊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11期。
     (6)郑克晟《明代的官店、权贵私店和皇店》,载《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
     (7)《明武宗实录》。
     (8)《奉勅勘报皇庄及功臣国戚田土疏》,《明经世文编》。
     (9)卢兴基《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故事》,《金瓶梅研究集》。
     (10)(12)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
     (11)[日]志村良治《豪商与淫女——金瓶梅的故事》,《中国小说世界》。
     (13)《明史·焦芳传·江彬传》。
     (14)《明史·刘瑾传》。吴晗《明代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载《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
     (15)[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
     (16)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论金瓶梅》。
    原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03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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