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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大卫·格罗斯曼来沪，发表了一通关于近代希伯来文学兴起的演讲，大意不外乎是犹太民族虽然长期流离失所，但希伯来语始终没有死亡：语言是他们随身携带的故乡。这是以色列作家笔下最常见的观点。不过，在随后的提问互动环节中，格罗斯曼就有些不耐烦了：“你们能不能少问些政治问题，而多讨论下文学呢？” 格罗斯曼是阿摩司·奥兹的好友，两人都属于左派，格罗斯曼在形式上更加先锋一些，而奥兹则素以温情、通俗见长。在他的近作《咏叹生死》里，大部分情节都被封闭在一位以色列著名作家的头脑世界里，这个人没有名字，奥兹每次提到他都用“作家”指称，他在特拉维夫，应一个读书俱乐部之邀，怀着忐忑的心情去参加一场讨论会，因为虽然年过七旬，但他还是不适应那些人们经常提给作家的问题：“你为什么写作？”“你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写作？”“你是否在尝试影响自己的读者？”……这让我觉得，奥兹也在试图脱离“以色列”三字给人带来的直接印象，脱离建国记忆、以巴夙仇和基布兹故事这些常见的小说主题，而转而探讨一些与文学和写作相关的“元命题”。 从奥兹的《沙海无澜》、《我的米海尔》、《莫称之为夜晚》到《黑匣子》、《鬼使山庄》和《爱与黑暗的故事》一路读下来，人们会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奥兹性格里的温和通达，一直在努力克制他作为一名战后以色列作家所固有的受害者意识，这种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受到诟病，对大屠杀缺少切身体会的其他民族的人，免不了要厌烦他们那种将二战前后的受难神圣化的毛病，仿佛向世界追债不休。奥兹在这方面则另辟蹊径，他更喜欢写透人物内心的紧张恐惧，以此为以色列在1948年的血雨腥风之中抢先建国的合法性——她是犹太人存活的“唯一希望”。这种策略在《鬼使山庄》和《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大获成功，后者更是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并正在筹拍同名电影。 《爱与黑暗的故事》这本半自传体小说，可以看作奥兹式柔情的大爆发。对那些自外于巴勒斯坦争端的人而言，读到奥兹叙述的有关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青梅竹马的友谊，后来因战争爆发而再也无法延续的事实，恐怕很难不为之伤心动容。对奥兹而言，这是他以文字推进中东和平的集中尝试：取消对英雄主义的鼓吹和胜利者的国家叙事，代之以深入民间、剖析情感的个人叙事，从而直通民间和解的核心。不过，小说毕竟都是虚构的艺术，奥兹在小说里描绘的那些发生在家庭、夫妻、父子、公社及其成员之间的情意绵绵的故事——他们被用于构筑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也无可避免地暴露出其局限的一面。在《咏叹生死》里，奥兹似乎有意识地将他的创作过程投入到质疑的锋芒之下：这样编故事究竟有意义吗？我那无所不在的想象，是否最终只是满足了某种自我虚荣？ 《咏叹生死》因此可以被看作奥兹的反思甚至略有悔意之作，他的笔触直指虚构行为的伦理问题。他在咖啡馆里观察女服务员，意淫着她的身体，想象她和另一个女友遭到同一个男人的欺骗；他想象一对正在交谈的男人的身份，虚构一个他们所谈论的人，把这个人放到病床上，插上导尿管，安排他在冷漠的护士身边等待死亡降临——这种生活通常都是伤痕累累，支离破碎，无限接近小说欢迎的题材。小说家想象的世界总是严酷无情，处处极端而乖谬，即使奥兹这样一个不忍让笔下出现的每一个人物死去的作家也不能例外。但凡作家，总要通过伤害他的人物来收获人生最大的乐趣。 火上浇油的是，这位作家本身又是个堂璜式的人物，在读书俱乐部之夜结束后，他揣着半脑子的联想和半脑子从与读者交流中带回来的困惑，试图去诱惑一位名叫罗海尔的女崇拜者。罗海尔神情胆怯，一如奥兹笔下的许多女性那样心灵纯洁。罗海尔是小说里唯一一位作家没有企图去构建其生活的人物，唯一一个能保全自己不被作家想象的人。作家犹犹豫豫，想象着女孩每句话的言外之意及其受引诱下可能的反应，以至于最后我们甚至都无法判定他是否真的与罗海尔发生了关系，即便奥兹详写了一次性交的全过程。但是，正是罗海尔的存在，将作家从他那个污秽的、满是生活灾难的想象世界里拉了出来。 在这种扑朔迷离的虚实交叉中，作家的自我怀疑一直在延续，并随着与罗海尔暧昧不明的“结合”而越发带上了自我批判的色彩：谁需要我的小说？真有什么人的生活需要我的想象力去介入、去滋养？尤其重要的是，哪个女人会欢迎我那污秽不堪的意淫，何况我还是个糟老头子？我是个撒谎者，我对所有热爱我的读者撒谎了，我为了摆脱自己的孤独而把我视野所及、内心所绘的人物拖入了自己泥潭，并引来一群不明真相的读者，用努力提出深刻问题的方式为自己呐喊助威。 奥兹自己说过，想象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可用来矫正极端主义和憎恨的情绪。套用二战前的术语，这可算是他的“文学介入宣言”了，文学无力挥舞真正的匕首投枪，无力操纵轰炸机和高射炮，它必须以这种方式去干预现实政治，去遏制人性中极端主义的一面——它在他眼里是中东和平的最大敌人。换句话说，生活在战乱之地和大屠杀记忆之下的奥兹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温情故事，是因为他首先关注的是降服人内心的恶魔，这样，想象超越了美学的范畴而上升为一种有辐射力的道德武器。他确实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因此，当我在阅读这本《咏叹生死》时，我从未如奥兹字面上诱导的那样去拷问他纵贯大半生的写作，相反，我感到那个自我折磨的“作家”是他可亲可信的另一个自我。在这个自我之中，奥兹放大了他本人的幽闭恐怖症，并排除了其与那些忧国忧民情绪的可疑瓜葛，通过想象这另一个自我的行为乃至他的想象，这位柔情似水的爱国者稳健地向着虚构艺术的峰巅迈进。 原载：左岸文化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