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竺洪波同志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教学和研究，学术上颇有建树。近年来，他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中，浮躁学风盛行，低层次高密度重复现象则愈演愈烈。有鉴于此，他决心从学术史研究入手。这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正是他的第一部学术史论著，并以此作为起点，拟逐步完成明代“四大奇书”的学术史研究。我以为洪波同志的这种学术构想是颇具识见的。 在新的世纪里，古代小说的研究要真正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怪圈，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有所突破，开展小说学术史研究，特别是大力加强近现代小说学术史的研究，或许是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学术史的研究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对象，可以说是研究之研究。其基本方式，既是一种学术的淘汰，又是一种学术的积累，它总是以不间断的“减法”来弃置那些陈旧的一般化的材料，保留那些有价值的应当传承的学术资源。而后人的研究工作，便是凭借着前人的这些学术资源来进行的，力求在前人已经构建的学术道路上再往前延伸一步。要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一旦离开了前人的学术积累，突破就失去了方向，创新也就没有了基础。尽管时下的学术评论中，创新与突破已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词，但说实在的，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突而不破，似新实旧，往往它们的构架是新的，使用的名词也是新的，但基本观点与主要材料都是在前人论著中早已出现过的。这种现象的频频出现，你说是“暗与理合”也罢，是“学术的回归”也罢，是事物的“螺旋式发展”也罢，反正总是一种重复劳动，于学术的发展都是无助或是功效甚微的。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同志来关注学术史的研究，都能认真摸一摸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学术家底，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真正站在学术的前沿，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的起点都有所提高，使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能成为整个学术接力跑中的一棒，而不再是一切重起炉灶，更不会重跑前人已经跑过的路程。这样，学术工作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自然就会有所减少。 加强学术史的研究，对于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纠正当前学术工作中的失范现象，也能起到正本清源、引导学术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学术规范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为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原则，有一整套属于技术性层面的研究程序与基本范式，也包含着道德性、守则性要求。其中虽无多少艰深的学问可言，但要切实做到也并非易事。我们与其为此讲许多道理，还不如切实加强学术史研究，提倡向学术前辈学习做起。因为前辈们的许多具有经典意义的论著，都积淀着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也渗透着时代的学术传统与规范，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诚如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辅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也。”我们今天提倡学术史的研究，正是为了借“大师巨子”的业绩，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也。 从事学术史的研究，特别是进行个案的学术史研究，对于有志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年轻同志来说，更是提高自身研究素养的有效途径，也是进入学术殿堂的必不可少的入门阶梯。打开我们的学术史，特别是近现代学术史，我们不难看到前辈们的身上总有一种共同的、值得我们探讨和珍视的东西，时时启示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比如他们那种既关注于学术研究，又能保持一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间情怀的人生态度；他们那种甘于清贫，甘于寂寞，不趋时、不媚俗的治学精神；他们那种学贯中西，淹博古今的知识结构；他们那种无证不立论、孤证不定论的治学原则；以及他们那种不囿成说、锐意创新的学术追求。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通向治学最高境界的必备条件。对于每一位立志攀登学术高峰的年轻学者来说，学术史确是一部最具示范意义、也最具有感召力的生动教材。所以，我非常认同洪波同志的一段话：他撰写一部长跨四百年历程的《西游记》学术史，决不是任何个人的随意选择，“这是一个时代赋予的惠赐，也是历史的要求，对于一个身逢其时的《西游记》研究者，无非视其为学术使命，努力抓住其契机，顺应学界潮流，尽一份绵力而已。” 洪波同志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作为国内第一部《西游记》学术史专著，我以为有其鲜明的特色。在论文通讯评议和答辩过程中，曾因此得到过国内多位著名专家的高度肯定。这不仅对洪波同志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与鞭策，就我个人来说亦深受教益。只是限于篇幅，不能把专家们的意见一一详作介绍。下面仅就本书的特色谈一点个人初读书稿后的不很成熟的想法。 开阔的多元视野 我们的学术格局，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思想模式的束缚，每每只有主流，缺少支流与旁脉；强调对立，忽视交流与融合；学术视野显得比较单一化和绝对化。洪波同志的论著一个突出的长处，便是能成功运用多元互补的学术眼光，为四百年的《西游记》学术史勾勒出了多元并存、多元交流、多元融合的丰富而又生动的格局。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见。特别是《西游记》更是三教合一，九流驳杂，其思想文化内涵在明代“四大奇书”中尤其显得复杂，历代对《西游记》的解读也就各执一辞，难以一概。作者充分注意到了这种复杂性，所以对各个时期各种学术见解都能抱理解之同情，放在多元视野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即以现代《西游记》研究为例，作者认为鲁迅与胡适自然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开创者，但如从学术史上进行还原探溯，那么现代《西游记》研究尚有更早的线索可寻：在梁启超、蒋瑞藻、黄人、钱静方、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学术研究中已有关于《西游记》的内容，同样应给予必要的关注。作者又认为尽管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在思想倾向与历史地位上，都是胡适难以企及的。但论著并没有把鲁迅定于一尊，认为在《西游记》的研究中，鲁迅与胡适“同含异体，和而不同”，都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第一代拓荒者与奠基人，他们都为学术发展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而且他们之间既有相互论争与辩难，又是互通信息、互相支持。作者还认为，在《西游记》的现代学术史上，如果说鲁迅和胡适为先躯，那么郑振铎、孙楷第便是殿军。但以往的研究中，因郑振铎较多地沿着鲁迅、胡适开拓的道路，继往而开来，为现代《西游记》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学界相对关注较多；而孙楷第则因与新文化存在较多隔膜，没有像鲁迅、胡适他们那样站在“五四”新思潮的前沿，因而在《西游记》学术史上，常常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但本书作者却能独具只眼，认为孙楷第的《西游记》版本目录学研究，乃是“独树一帜，另辟异流”，与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他们难分轩轾，各有千秋。正因为论著作者比较彻底地摒弃了一元化的思维模式，尽可能为读者展示多元并存、多元互补的学术生态，使学术史的描述更公正、更客观、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 鲜明的反思意识 由于偏爱自己的研究对象，以至任意夸大其学术成就，拔高其历史地位，而无视研究者的局限与不足，这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是一种常见的弊病。洪波同志论著的另一个突出长处，我以为正是他的鲜明的反思意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比如，对明清两代《西游记》研究的评价，作者认为，《西游记》自明万历二十年（1592）世本问世，特别是清季以降约三百年间，朝野震动，妇孺皆知，评论蜂起，版本繁夥，各派评点不一而足。作者对明清两代《西游记》研究的这种繁荣景象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他同时又清醒地指出，在中国古代五大小说名著中，就其研究和学术的品位而言，《西游记》一开始便呈现出相对后进的态势，始终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一直没有出现像金圣叹批《水浒》、毛宗岗批《三国》、张竹坡批《金瓶梅》和脂砚斋批《石头记》这样成熟、优质的文本批评。成就和不足一分为二，态度显得客观。又比如，论著在高度评价鲁迅、胡适《西游记》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卓越贡献的同时，又充分揭示他们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指出“囿于时代条件的局限，而且作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奠基者，筚路蓝缕，首创难工，疏漏错失在所难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其时他们掌握的版本不全，且看到的多是清本，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吴承恩（？）《西游记》（明本）全貌的认识，因而对版本流变的梳理、考辨做得还显薄弱”。作者的立论也显得颇为切实、公允。再比如，对当代《西游记》研究现状的评估，既肯定了学术向纵深、多元和强势发展的态势，又指出了论题分散无序、研究对象冷热失衡、以及学风浮躁不实等三大不足，其分析也言而有据，深中肯綮。正是由于作者能站在当代理论的高度，在论著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自觉的反思意识，所以就有可能准确认识和把握学术历史，辨别其良莠，评判其高下，从而展示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真相。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传统的精义，激活传统的生命力，寻求历史与现代的契合点，把还原历史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把学术的承传与学术的发展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的学术史研究，越出清理历史遗产的层面，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学术传统，更好地确立自己的学术路向，能真正为现代学术创新提供丰富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科学的实证精神 对于学术史研究而言，文献资料是最重要的基础，无论是学术进程的描述，还是学术成就的评判与学术传统的总结，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凭空而为，而必须实际地占有史实，从第一手文献出发。诚如作者所说：“任何历史研究说到底都是后人对史实的追思和还原，其真理性和价值源于史料的确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洪波同志在自己的论著中十分注重文献的实证。其在文献资料的用力之勤，搜罗之广，征引之富，在《西游记》的研究中，不说已是“竭泽而渔”，至少亦是绝无仅有的。而详备的文献资料便是作者构建《西游记》学术史殿堂最重要的基石。当然，文献资料还只是基础，学术史的撰写还有赖于作者对史料的精审考订、深度消化、以及独具识见的阐释。在这些方面，更显示了洪波同志深厚的学养。无论是对有关《西游记》的种种伪证的考辨，或是对世本作为《西游记》最早刻本和评点本的论定，还是对李评本在《西游记》演化史和学术史上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地位的阐析，以及对胡适《西游记》第八十一难的改作的发掘，都充分表现了作者过人的学术识见。作者面对人们熟知的《西游记》的研究，若不能开掘出大量新的材料，论著便可能失之陈旧；如对这些丰富的史料，没有作者独到的阐释和宏观的把握，则又可能失之琐碎。洪波同志的论著把这两个方面的通病都避免了，从而把理论的思辨和文献的实证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既给人以新意，又使人觉得切实可信。从中我们不难可以看出洪波同志独到的学术功力。 当然，洪波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也还涉及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如，港台地区以及欧洲、美洲、亚洲等国都有不少研究《西游记》的学者与论著，是否也应纳入《西游记》学术史之中。又比如，《西游记》研究尽管已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层递累积，具有相当充实的学术基础，但是否要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形态的“《西游》学”来构建。再比如，当代（新时期）举办了《西游记》的若干次学术讨论会，要不要在学术史中详加介绍，由此想到当代的《西游记》研究，尚未经过历史的积淀，能否作为独立的阶段，进入学术史之中。这些问题学界向来有不同意见，似可进一步讨论。 2006年10月8日 《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竺洪波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列入“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学位委员会评为2006年度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 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