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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爱才。即使是尊刘抑曹、奉西蜀为正宗的《三国演义》，在突出曹操权奸形象的同时，也对曹操的爱才情结有着深入细致的刻画。而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思贤若渴，唯才是用，同样堪为楷模。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是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大时代，也是一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大时代，因而人才成为这一时期话语的主题。其标志就是品题、评鉴人物成为一种社会时尚，陈蕃、李膺、郭泰、许劭等都是当时以品题人物著称的名士。《后汉书》记载了曹操与许劭之间的一段轶事：“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三国志》也有类似记载，许劭的评语略有不同：“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许劭对曹操的品题不算客气，但曹操仍然“大悦而去”，当然看重的是许劭对自己能力的肯定，至于是奸是忠，品行节操如何，曹操大概从来就不怎么看重。由此看来，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其来有自。 曹操的人才观集中体现在他所颁发的三次《求贤令》上。这三次《求贤令》主题和内容都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不问出身、政见、品行、名声，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能干事，干成事，就是人才，就可以为我所用。《求贤令》坦率，无遮拦，惊世骇俗，显然是出自曹操自己的手笔，公然视节操品行如敝屣，并且堂而皇之地写入公告文书，可以说空前绝后，这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先声。 这既是曹操个性使然，又是他审时度势，非常时期采用的非常手段。史称：“三国之主，各能用人。”但人才战略最为成功的无疑是曹操。在用人实践上，曹操也确实做到了不拘一格：“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不仅如此，即使对降而复叛、叛而复降如张绣，曹操依然不计前嫌而接纳之;即使对明知不可为我所用之人，曹操也决不滥杀。建安元年(196)，刘备为吕布所败后投奔曹操。谋士程昱劝说曹操：“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其实曹操何尝不知刘备是何等人物，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曹操就把刘备列为自己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但曹操认为：“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乃留刘备于曹营。所以说，曹操是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不但有气度收容天下英才，更有胸怀对真正的英雄惺惺相惜。 另一方面，曹操奉行人才门槛的品德低标准还有一层不得已的原因。自东汉末年始，门阀观念日盛，而且出现了一批高门士族，如号称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家族和杨彪、杨修家族等。而曹操则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之子，曹嵩为夏侯家所出，身世低劣，加之曹操自身行为不检，为士族和清流所不齿，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公然指斥曹操为“赘阉遗丑”。所以说，从一开始，曹操就在品行节操上处于下风，清流名士即使投靠割据势力，也多以依附河北袁绍和荆州刘表为多，曹操阵营中的名士只有“荀氏八龙”家的荀彧、荀攸叔侄及杨彪、杨修父子等少数人，也是冲着“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杆大旗来的，是典型的“身在曹营，心怀汉室”，在政治立场上与曹操自然是同床异梦。曹操杀士，主要杀的是这些人，其中最著名的当是孔融和杨修。 孔融是孔子第二十世孙，因其四岁让梨的故事入选旧时训蒙读本《三字经》而在后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孔融曾任北海相，领青州刺史，后任少府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本是没有实权的虚职，却可以评议朝政，这为孔融展示清议名士的风采提供了舞台，一定程度上对曹操的专擅形成了掣肘。如袁术称帝后，曹操借口杨彪与袁术有姻亲关系，将杨彪收捕下狱。孔融质问曹操，曹操推脱说这是朝廷之意，孔融责道：“倘若成王杀邵公，周公可推称不知耶?如此横杀无辜，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曹操只得释放了杨彪。曹操攻取袁绍的大本营冀州，曹丕趁乱纳娶了袁绍儿媳甄氏。孔融致书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以孔融之渊博，信以为真，问语出何典。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令曹操恼恨不已。翦灭袁绍后，曹操的地位日益巩固，孔融肆无忌惮的评议和掣肘也日渐为曹操所不容。 曹操欲除孔融，辫子一抓一把。曹操篡汉之心昭然若揭，他自己也不讳言，公然说：“若天命在孤，孤愿为周文王。”所以曹操羞于谈“忠义”，只好倡导以孝治国。孔融偏偏在这“基本国策”上也与曹操唱对台戏。孔融与狂士祢衡交好，互称“仲尼不死”、“颜回复生”，放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其寄物瓶中，出则离耳”。即是说，父母之生育子女，不过是情欲发作的结果，子女对父母不必感恩，也没有什么亲情可言。这种离经叛道的论调即使在今天也够得上大逆不道了，从当时的礼法制度看，曹操以非孝之罪杀之也实在算不得枉杀。 杨修出身名门，非常聪慧，博学多才，思维敏捷，而且与曹植交好。一开始，曹操对杨修是相当欣赏和信任的，任用他做丞相府仓曹主簿，主管钱谷财帛。由于曹操架空了东汉朝廷，朝廷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在丞相府，所以杨修的职位品级虽然不高，实际权力却很大，位置相当重要。据《三国志》记载：“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 事情出在杨修的聪明上。杨修似乎有点自恋情结，对自己的聪明和才华有一种无法遏止的炫耀的冲动，所以总是不分场合地抢曹操的风头。曹娥碑上的隐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他先于曹操猜到答案“绝妙好辞”;曹操题在花园大门上的“活”字，被他猜中曹操是嫌门太“阔”，敦促匠人改造;曹操在点心盒上写上“一合酥”，他就召集众人“一人一口酥”，把点心分而食之。这让曹操的智力游戏玩得越来越无趣。不仅如此，曹操随口说一个“鸡肋”，杨修竟然也能窥测到其准备退兵的潜意识。这如何不令曹操惊出一身冷汗!真正给杨修招来杀身之祸的是他不恰当地介入了曹丕、曹植的储位之争。他积极支持曹植夺嫡，为曹植出谋划策，但每到最后都由于事不机密而弄巧成拙。当曹操最终下定决心立曹丕为太子时，作为反对派的曹植一党自然是逃不脱被清算的命运，旧账新账一起算，杨修被加以“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之罪处死。 不过，曹操毕竟是曹操，杀士的手段也表现出相当高超的艺术性，绝不搞没有技术含量的“一勺烩”。孔融、杨修是朝廷官员，曹操以丞相之权，明刑正典，公然法办;而对那位击鼓骂曹的狂士祢衡，因其乃一介布衣，曹操就借刀杀人，将其派给荆州刘表。刘表是有修养的人，不想背杀士的恶名，又把祢衡送给黄祖。黄祖乃一介武夫，终于按捺不住火气，将对谁都傲慢无礼的祢衡打发了。 最显手段高超的是杀荀彧。荀彧是曹操手下第一谋士，极具战略眼光，是货真价实的“王佐之才”。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就是荀彧的手笔，使曹操占得天时;官渡之战时，正是荀彧极具穿透力的分析坚定了曹操的决心，最终赢得了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奠定了曹操北方霸主地位。所以，曹操曾盛赞荀彧：“吾之子房也。”其实荀彧是拥汉派，当曹操封魏公受九锡，篡汉之心袒露无疑之时，荀彧就站出来坚决反对。此后不久，荀彧生病，曹操以探病为名，派人送去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食盒是空的。于是，荀彧就很自觉地服毒自杀了。 所以说，爱才如命也罢，思贤若渴也罢，归根结底，人才不过是曹操实现霸业的手段，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一旦手段妨害了目的，那么，无论是学富五车的孔融，还是才高八斗的杨修，抑或是“吾之子房”的荀彧，都逃不脱被扫除的命运。曹操的爱才和杀士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