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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诗人大江匡房在评论平安朝（794-1192）汉文学时说：“我朝起于弘仁、承和，盛于贞观、延喜，中兴于承平、天历，再昌于长保、宽弘。”[1]日本敕撰三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即诞生于弘仁、承和年间（810-848）。敕撰三集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据此，日本汉文学以高雅的形态稳居于庙堂之上，作为官方的正统文学，一直发展、延续到明治中期。贞观、延喜（859-923）年间出现了许多著名诗人，都良香（834-879）、岛田忠臣（828-892）、三善清行（847-918）以及被誉为日本“文神”的菅原道真（845-903）等都是活跃于那个时代的硕学大家。正是他们把平安朝汉文学推向了巅峰，而菅原道真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同时也是日本汉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 菅原道真出生于儒学世家。祖父清公、父亲是善都是文章博士（翰林）。道真也继承了父祖之业，经文章博士，历任遣唐大使（未成行）、权大纳言、右大将等，累官至右丞相。继吉备真备之后，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二位文人出身的从二品重臣，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著述。 菅原道真的著作，主要有诗文集《菅家文草》（诗486首、文170篇）、《菅家后集》（又名《西府新诗》，诗46首）[2]、《类聚国史》、《菅氏家训》，他还参与编修了日本国史《三代实录》等。同时，道真做过侍读，曾任国子监祭酒。在日本教育史上，他率先提出了“和魂汉才”的育人主张，认为“凡国学所要，虽欲论涉古今究天人，其自非和魂汉才，不能阚其阃奥矣”（《菅氏家训》卷一）。因此，日本后人景仰菅原道真的功业，将其尊为亚圣、文神、教育之祖，并立庙祭祀，奉之为“天满天神”。 道真文学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印记。他的诗大多源自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感受，尤其是两次左迁时期敢于面对现实，袒露心迹，竭力为穷苦百姓代言，或泣血倾诉或慷慨悲歌，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讽谕诗等现实主义作品。此外，其悲愤诗、感伤诗、宫苑诗、咏物诗等等，也都能穷形尽意，挥洒自如，表现出作者深厚的汉文学素养和不同寻常的笔力。不言而喻，道真取得的这些成就，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同时也与其家学传统以及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 道真生活的时代，正是白居易的诗歌风靡日本的时代。据传，嵯峨天皇（公元809-823年在位）曾得《白氏文集》一部，私好诵之。日本史书《三代实录》（卷三）载：承和五年（838），太宰少贰藤原岳守检唐船，得《元白诗集》献于朝廷，获爵位。日本儒学家林鹅峰认为“嵯峨帝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效《文选》、白氏者”[3]。道真的恩师岛田忠臣《吟白舍人诗》云：“坐吟卧咏玩诗媒，除却白家余不能。应是戊申年有子（唐大和戊申年白舍人始有男子甲子与余同），付与文集海东来。”道真对策及第时的主考——都良香称白诗“卷七十集，尽是黄金”[4]。对白诗的热爱，有些人已经到了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程度：“二公身化早为尘，家集相传属后人。清句已看同是玉，高情不识又何??神。风闻在昔红颜日，鹤望如今白首辰。容鬓宛然具入梦，汉都月下水烟滨。”（高阶积善《梦中谒白太保元相公》）似如此，日本“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故承和以来言诗者，皆不失体裁矣”[5]。在这样的文学风潮中，道真文学深受白诗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道真文学与白诗的关系，早在日元庆七年（883），渤海大使裴 以下，笔者试从道真的讽谕诗、感伤诗入手，就其诗的内容、意境、句式以及语言表现等问题，探讨它与白氏诗歌的关系。 一、道真文学与白氏的讽谕诗 白居易生前曾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四类，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讽谕诗。“综观日本人摄取白诗的全过程，主要集中在他的感伤诗、闲适诗方面，这是日本文学传统的唯美主义倾向所决定的。而作为硕儒的菅原道真却不然，他吸收、借鉴最多的是白氏的讽谕诗。”[9] 道真的讽谕诗集中创作于两次贬谪时期，也就是他的中年与晚年。其中，又以第一次左迁时期居多。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值律令制体制行将崩溃，以藤原家族为代表的“摄关政治”正在形成的转折时期。天皇欲依靠律令制体制下的旧官僚以及新拔擢的文官巩固皇权，藤原家族则大肆鼓吹“诗人无用”论，借此排除异己。道真作为学界领袖，既有治国能力，又有报效朝廷的愿望。两种势力的激烈角逐，必然把他卷进政争的漩涡中去。 日仁和二年（886）正月，关白藤原基经的长子、16岁的时平在仁寿殿举行了隆重的元服仪式，光孝天皇亲自为其加冠。半月后，朝中28名高官易职，道真被免去式部少辅、文章博士、加贺权守三官，改任边州——赞州太守。面对毫无缘由的贬黜，道真愤懑不已。在离京前的皇宫内宴上，见宫伎舞唐舞“柳花怨”，道真心荡神驰之余，自思就要离开繁华的京城，不禁“心神迷乱，才发一声，泪流呜咽。宴罢归来，通宵不睡。默然而止，如病胸塞”（《菅家文草》卷三）。赴赞州时，道真也没有忘记带去《白氏文集》、《文选》、《史记》、《汉书》等汉籍。 抵达赞州后，但见盗匪横行，田野荒芜，百姓苦不堪言。道真在赈济难民、兴修水利、改善民生的同时，不忘为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穷苦百姓代言，先后创作了《寒早十首》、《舟行五事》等作品。其中，《寒早十首》记述的是为躲避苛捐杂税而背井离乡的难民、葛衣蔽体饥寒交迫的“夙孤人”、风雨飘摇生计艰难的船夫、胼手胝足夜以继日地种药却难疗自身贫病的“药圃人”以及不惜攀岩涉险仍然难以维持家计的樵夫，等等。以下是其中的三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浪来人。欲避逋租客，还为招债身。鹿裘三尺弊，蜗舍一间贫。负子兼提妇，行行乞与贫。 何人寒气早，寒早药圃人。辨种君臣性，充徭赋役身。虽知时至采，不疗病来贫。一草分铢欠，难胜箠决频。 何人寒气早，寒早采樵人。未得闲居计，常为重担身。云岩行处险，瓮牖入时贫。贱卖家难给，妻孥饿病贫。[10] 道真笔下的流浪者、樵夫等都是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赤贫百姓。阅读这些诗，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白氏的《采地黄者》：“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道真诗中的“充徭赋役身”、“不疗病来贫”的“药圃人”与“采地黄者”的境遇何其相似！同样，“贱卖家难给，妻孥饿病贫”的“采樵人”与白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形象也是一致的。两位诗人都在为嗷嗷待哺者说话，为他们所受到的煎熬、苦难而鸣不平。显然，道真在实践着白氏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创作主张，以收“美刺比兴”之功[11]。 道真在《舟行五事》中关注的也是吏治与民生。他在第一首中，首先痛斥那些“贪吏”与“豪家”，揭露他们滥伐林木、祸害百姓的丑行：“赤木东南岛，黄杨西北峰。豪家常爱用，贪吏适相逢。刀割又斧伤，春生不涉冬。”第二首描写的是一名钓翁凄凉的老境：“白头一钓翁，涕泪满舟中。昨夜随身在，今朝见手空。寻求欲凌浪，衰老不胜风。此钓相传久，哀哉痛不穷。子孙何物遗，衣食何价充？荷锸忏农父，驱羊愧牧童。”看得出，道真的这类作品与白氏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也是一脉相承的。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白氏认为诗歌应该反映时代的治乱与民生疾苦，“不欲使下之病苦闻于上”，“何有志于诗者？”其《伤唐衢》云：“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在随诗寄给元稹的信中，白氏不无自豪地说：“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诚然，道真的作品尚不具备那种让“执政柄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的凌厉气势，但是，正是由于他成功地实践了白氏的现实主义诗学原则，所以才摆脱了日本传统的贵族式的缠绵悱恻，以“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勇气，切入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民情民意，从而为自己的诗注入了生命和灵魂。 不过，由于受到文化背景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制约，道真的讽谕诗所表现的内容以及观察、揭示问题的深度远不如白诗。道真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京城度过的，生活十分优裕，交往的都是士子、贵族，极少接触平民百姓。白居易则不同，11岁就遇上叛军作乱，不得不远离父母避难。以后数年颠沛流离，四处漂泊。“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12]16岁北返长安后，家中依然贫寒困顿。尤其是父亲死后，生活更无着落。28岁时，他在《将之饶州江浦夜泊》中写道：“明月满深浦，愁人卧孤舟；烦冤寝不得，夏夜长于秋。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光阴坐迟暮，乡国行阻修。身病向鄱阳，家贫寄徐州。前事与后事，岂堪心并忧；忧来起长望，但见江水流。云树霭苍苍，烟波淡悠悠；故园迷处所，一念堪白头。”正是得益于这些痛苦体验以及对社会、民生的长期观察与思考，白氏的讽谕诗才写得如此犀利生动、真切感人。与白居易不同，道真仅在赞州生活了四年，而且作为太守，多半是以统治者的目光审视社会。二次左迁谪居在太宰府里，几乎与外界隔绝。因此，在唯美思潮始终主导日本文坛的大背景下，道真能够利用这么短的生活体验，创作出这么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是足以令人称道的。 二、道真文学与白氏的感伤诗 菅原道真是一位处下能治郡、处上能治国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感觉敏锐、情感丰富的诗人，所以一生创作了许多悼亡、赠别等感人至深的抒情诗。其中，尤以鄙视恶小、痛斥奸佞、倾诉胸中忧怨的感伤诗最为出色。道真的感伤诗主要创作于两个时期：一是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之后；一是遭谗言陷害后谪居太宰府时期。 尽管白居易与道真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文化背景与个人的成长环境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怀有兼济天下、赤诚为民的志向，都是疾恶如仇、直言敢谏的诤臣。加之两人入仕后所处的人文环境以及谪居期间的痛苦心境大体相似，所以白居易在《太行路》、《初入太行》、《天可度》等诗中表现出的“人情反复”、“人心不可防”等涉及“世路难”类的主题与意境，以及在谪居江州时创作的《东南行一百韵》中所倾吐的忧怨与感伤，都在道真的感伤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道真26岁对策及第后，进入仕途，初授“少内记”。33岁晋为礼部少辅兼文章博士，司职科考、文官评议与宫廷仪式等。其时，“文人相轻”之风盛行，学界不乏醉舞狂歌、放荡不羁者。辱骂凌轹、癫狂撒泼者有之；每当大考，因自身学力不足而落第，反诬考官有眼无珠者，也大有人在。作为主考，道真难免受到才疏量小者的诽谤与攻击。对此，他曾以《博士难》为题，叹道：“博士官非贱，博士禄非轻。吾先经此职，慎之畏人情。始自闻慈悔，履冰不安行。四年有朝议，令我授诸生。南面才三日，耳闻诽谤声。今年修举牒，取舍甚分明。无才先舍者，谗口诉虚名。教授我无失，选举我有平……。”[13] 日元庆六年（882），有人作匿名诗讽刺大纳言藤原冬绪。由于诗作得出色，冬绪怀疑出自道真之手。值得庆幸的是，事情很快得到澄清，原来是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嫁祸于道真。道真悲愤不已，遂赋七言长诗《有所思》：“君子何恶处嫌疑，须恶嫌疑涉不欺。世多小人少君子，宜哉天下有所思。……虽云内顾我不病，不知我者谓我痴。何人口上将销骨，何处路隅欲僵尸。悠悠万事甚狂急，荡荡一生常险巇。焦原此时谷如浅，孟门今日山更夷。狂暴之人难指我，文章之士定为谁。三寸舌端驷不及，不患颜疵患名疵。功名未立人未老，每愿名高年又耆。况名不洁徒忧死，取证天神与地祇……。”[14] 道真的前一首诗题《博士难》与白诗《太行路》、《初入太行路》中的“行路难”、“世路难”等语句似有联系。《太行路》云：“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少年时代的颠沛之苦，以及读书求仕的艰辛、宦海的沉浮等等，都使白居易对“世路”、人生产生了极为清醒的认识：“天冷日不光，太行峰苍莽。尝闻此中险，今我方独往。马蹄冻且滑，羊肠不可上。若比世路难，犹自平于掌。”（《初入太行路》）[15] “世路”之难，难在何处呢？白居易在《天可度》中说：“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劝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妇为参商；劝君掇蜂君莫掇，使君夫子成豺狼。海底鱼兮天上鸟，高可射兮深可钓；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嗔。”[16] 白居易形容“世路”之难，难于登太行；道真认为人生如“履冰”，“险巇”难“安行”。至于“世路”难在何处，白居易显然道出了问题的根本，即“人心不可防”。道真则认为“世多小人少君子”，小人之口能“销骨”！他最憎恨、最惧怕的是恶人造谣中伤。孰料，道真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政敌以谗言玷污了他的清名，企图夺去他的性命！ 日宽平三年（891），关白藤原基经去世。宇多天皇趁其子时平羽翼未丰之机，擢升了一批官员，道真被任用为“蔵人头”，随侍帝侧。此后在不到九年的时间里，累官至右丞相。道真的这种晋升势头，使左丞相藤原时平极度恐慌。几经策划，藤原时平向17岁的醍醐天皇奏称：菅原道真心怀二志，欲废陛下，另立齐世亲王（其妻为道真之女）为帝。醍醐天皇未加深思，立刻将道真贬黜出京。 道真于昌泰四年（901）二月仓促离京。转瞬间，“父子一时五处离。口不能言眼中血，俯仰天神与地祇。东行西行云眇眇，二月三月日迟迟”（《读乐天北窗三友诗》）。到了太宰府，屋漏墙塌，缺柴少米。及至秋风乍起，黄叶飘零，道真思妻忧子，夜不成寐，“黄萎颜色白霜头，况复千余里外投。昔被荣华簪组缚，今为贬谪草莱囚。月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随见随闻皆惨栗，此身独作我身秋”（《秋夜》）[17]。日延喜三（903）年初，道真自觉生命危殆，遂将在太宰府写的《叙意一百韵》、《不出门》等诗结为一卷，题名《菅家后集》，送与好友纪长谷雄。不久，凄然长逝。 《菅家后集》乃悲愤之作，秋思之声。它的这种基调颇似白居易谪居江州创作的《放旅雁》、《谪居》、《东南行一百韵》等作品。尤其是《叙意一百韵》与白氏的《东南行一百韵》，无论是诗中描写的内容，还是蕴涵的情感，两者都非常接近。 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 菅原道真《叙意一百韵》 （一） 仓促离京 即日辞双阙，明朝别九衢。 贬降轻自芥，驱放忽如弦。 秦岭驰三驿，商山上二邘。 邮亭余五十，程里半三千。 （二） 心境凄凉 黄昏钟寂寂，清晓角呜呜。 临歧肠易断，望关眼欲穿。 春色辞门柳，秋声到井梧。 落泪欺朝露，啼声乱杜鹃。 （三） 世路凶险 时情变寒暑，世利算锱铢。 牛涔皆陷阱，鸟路总鹰鹯。 大道全生棘，中丁尽执殳。 世路间弥隘，家书绝不传。 （四） 人生无常 日近恩虽重，云高势却孤。 光荣频照耀，组珮竞萦缠。 翻身落霄汉，失脚到泥涂。[18]国家恩未报，沟壑恐先填。[19]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贬谪江州只是仕途上的失意，并无生命之忧。而道真却已身陷绝境，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所以心情比白居易更加愤懑、痛苦与悲伤，只觉得“朝朝风气劲，夜夜雨声寒”（《风雨》）；“人惭地狱幽冥理，我泣天涯放逐辜”（《南馆夜闻都府礼佛忏悔》）；“欲织槌风报五更，三涂八难一时惊。太奇春夏秋冬尽，为我终无拔苦声”（《听钟声》）。而白氏在抒发愤懑、忧伤的同时，其诗与道真的诗相较，明显多出几分理性的思考：“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逢时弃置从不才，未老衰羸为何事？”（《谪居》）也就是说，二人的谪居诗虽然基调相似，但各有侧重。道真的诗偏重情感的抒发与宣泄，而白诗则表现出深刻的反省和思考。或许，这正是促使白居易后半生转向“行在独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道真文学对于白诗的诗语诗形之受容 以上，笔者从主题与意境等方面，探讨了道真的讽谕诗、感伤诗与白诗的关系，下面再就两者在语言表现、句式结构上的特点，试作分析。 白诗之所以风靡日本，是因为它“诗语平易，文体清驶” [20]。及至苏轼提出“元轻白俗”之说后，附和者不少[21]。但是，白诗看似信笔而就，实际上每一首都是经过作者再三加工、精心提炼的。作者始终坚持“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 [22]、“见者易喻”、“闻者深诫”的创作宗旨，有意要把诗写得易读易诵，便于普及。但是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如果作者没有渊博的学识、从容的心态、儒佛道兼备出入世自由的品格，如果不谙深入浅出、见微知著、孕大涵深的修辞技巧，是万万做不到的！宋人张镃《读乐天诗》云：“读到香山老，方无斧凿痕。目前能转物，笔下尽逢源。学博才兼裕，心平气自温。随人称白俗，真是小儿言。”[23]尽管言辞尖刻了些，但是张氏对白诗的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 从整体上讲，道真的诗风“类白乐天”。因为从修辞、联句到整体构思，作者都从白诗中受到诸多启发，汲取了大量的滋养。另一方面，作为文坛领袖、朝廷重臣，道真肩负着彰显国威的重任，所以他必须在晓畅的基础上，尽量使自己的作品趋于雅致，不失凝重。在京期间创作的抒情、咏物以及宫苑诗等等，即呈现出这种风格。 在语言表现方面，道真对白诗的吸收和借鉴，首先表现在对词语、句子的借用、化用上，如前述道真的《秋夜》诗“月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随见随闻皆惨栗，此身独作我身秋”中的“风气如刀”大抵出自白诗《晚寒》“凄风利如刀”句；末句“此身独作我身秋”可能化自白诗《燕子楼三首》（其一）“秋来只为一人长”句。又如道真的《不出门》诗“一从谪落在柴荆，万死兢兢跼蹐情。都府楼才看瓦色，观音寺只听钟声”中的“柴荆”出自白诗《秋游原上》“清晨起巾栉，徐步出柴荆”句；后两句似乎化自白诗《香炉峰下新卜山居》“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一联。 其次是模拟句式、套用结构。如道真的《寒早十首》模拟的是元稹《春深二十首》与白诗《和春深二十首》的句式。元稹在“春深”组诗的第二首中写道：“何处生春早，春生漫雪中。浑无到地片，唯逐入楼风。屋上些些薄，池心旋旋融。自悲销散尽，谁假入兰丛。”白居易和诗中的第二首是这样写的：“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奴困归佣力，妻愁出赁车。途穷平路险，举足剧褒斜。”显然，道真的“何人寒气早，寒早……人”是套用的元白句式，而且元稹的《春深二十首》每首都用“中、风、融、丛”为韵，道真的《寒早十首》也同用四字为韵，一用到底。前述《叙意一百韵》则套用了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的结构，均以沉郁苍凉的笔调依次叙述了仓促离京、旅途艰辛、谪居的苦恼等，内容大体一致；均为五言排律，中间都没有换韵。 第三，从意象到表现，整体化用白诗。如白诗《放旅雁》云：“我本北人今谴谪，人鸟虽殊同是客。见此客鸟伤客人，赎汝放汝飞入云。”道真则在《闻旅雁》中写道：“我为迁客汝来宾，共是萧萧旅漂身。欹枕思量归去日，我知何处汝明春。”两者的影响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道真文学异常丰富，作者吸收、借鉴的不止是白居易的诗歌，诸如四书五经、《史记》、《文选》、《汉书》等典籍以及陶渊明、骆宾王、李白、杜甫、韦应物、温庭筠等人的诗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论及。 注释： [1][日]三善为康编：《朝野群载》卷三《诗境记》。 [2][日]市古贞次等编：《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简约版），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第422页。 [3][日]林鹅峰：《本朝一人一首》卷十。 [4][日]都良香：《都氏文集》卷三。 [5][日]高阶积善：《本朝丽藻》卷下《和梦中谒白太保元相公诗》注。 [6][日]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东京：角川书店，1984年，第142页。 [7][日]冈田正之：《日本汉文学史》（增订版），东京：吉川弘文馆，1996年，第141页。 [8][日]藤原克己：《菅原道真与平安朝汉文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第285页。 [9]高文汉：《论平安诗人菅原道真》，《日语学习与研究》（北京）2002年第4期。 [10][日]市河宽斋编：《日本诗纪》，东京：吉川弘文馆，2000年，第158页。 [11]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33页。 [12]白居易：《白香山诗集》卷十感伤二《朱陈村》中句。 [13][日]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东京：角川书店1984年，第140页。 [14][日]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第141页。 [15]丁远、鲁越校正：《全唐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1352页。 [16]龚克昌、彭重光选注：《白居易诗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17] [日]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第146页。 [18]丁远、鲁越校正：《全唐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1417页。 [19][日]市河宽斋编，后藤昭雄解说：《日本诗纪》，东京：吉川弘文馆，2000年，第197页。 [20]周必大：《省斋文稿》卷十《跋宋景文唐史稿》。 [21]陈有琴、龚克昌、彭重光：《白居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页。 [22]白居易：《白香山诗集》卷二十三律诗类《诗解》中句。 [23]张镃：《南胡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3BWW009。 作者简介：高文汉，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原载：《文史哲》?2008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