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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布局艺术不仅表现为篇章组合的严整性，而且表现为素材剪裁的非对等性。这是有其根源的。 人们在对不同事物的相互关系进行观照的时候，往往把对等、对称、平衡、均势看作是美的，因为这些关系都体现着某种秩序，表现为和谐之美。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非对等、非对称、非平衡、非均势，这些关系有时体现着某种动态，也能表现为和谐之美。例如一条线段，如果取其中点，那么这一点就可分线段为相互对称的两段；如果取其“黄金分割”点，则也能演化出和谐的比例美。《三国演义》中描述诸葛亮和刘蜀集团的文字约占六成，而描述魏、吴和其他集团的文字仅占四成。这种艺术剪裁的“六四开”，其实暗含着“黄金分割”的法则，表现为选材的“非对等性”。小说写作的布局阶段，作家要根据文章的主题对不同性质的素材进行剪裁。那么，剪裁之后，不同性质的素材的数量往往是不对等的。这种非对等性往往是出于某种思想倾向或某种美感取向的考虑。《三国演义》剪裁艺术的非对等性，其根源就在这里。 《三国演义》有着明显的“扬刘抑曹”或“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这是造成其剪裁艺术非对等性的根源之一。而“扬柳抑曹”的根源则是作家罗贯中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这种观念与《水浒传》中草莽英雄的“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的造反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汉朝是刘氏的天下，即便刘氏嫡系子孙被斩尽杀绝，也轮不到曹家，更不消说孙家。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于是，在罗贯中心目中，刘备就成了力挽狂澜、旋转乾坤、恢复汉室的名正言顺的人物；而孙权一脉，本是汉臣，竟然割据称帝，实为乱臣；曹操一脉，起于小吏，公然废汉自立，更是贼子。一方为名正言顺的“大汉宗派”，另两方则是践踏纲常的乱臣贼子，这种基本认识一旦确定，那么，拥谁反谁扬谁抑谁也就毋庸置疑了。 罗贯中把自己褒贬抑扬的思想倾向落实在文章素材的取舍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开篇第一回描写刘备的肖像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这真是不高不低，一副正派人物面孔。关键的几字是“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这在封建时代历来被看作“帝王之相”，再加上“目能自顾其耳”的特异之处，使得这位“贩履织席”小儿一亮相便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预示着将来的发达。对于刘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多的还是展现他一系列为人称道的行为，从三辞徐州，到携民渡江，从抛子惜将，到白帝托孤，作家无不予以理想化的描写，反复显示其王者之气度。所谓“三辞徐州”，起于三让徐州。曹军围攻徐州，年迈多病的徐州牧陶谦两次三番地要让位于刘备，刘备却一再谢绝，直到陶谦病逝，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关张二人再三相劝，刘备才答应“权领徐州事”。这一行为充分表现了刘备绝不乘人之危的君子风范。所谓“携民渡江”，起于放弃樊城。曹操率大军拥来之时，刘备不忍独自逃离，便带领数十万百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这时，刘备大恸：“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这一细节充分展现了先贤“民为上，社樱次之，君为轻”的理想化观念。所谓“抛子惜将”，起于“赵子龙单骑救主”。赵云在曹军千军万马之中奋力拼杀，七进七出，救出阿斗，双手递与刘备。谁知刘备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这一细节又是典型化的描写，表现刘备惜才如命，胜于亲子的风度。而“白帝托孤”更是把刘备明主贤君的理想化形象推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刘备临终前拉着孔明的手哭着说：“君才十倍曹巫，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几千年来“帝王家天下”成了铁打的信条，而刘备嘱咐大臣对其嗣子取而代之，这样的帝王应当说绝无仅有，堪称千古一帝。但是，作家并没有把刘备写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说他“喜怒不形于色”，认为他是个“袅雄”，虽然表面上是个“性宽和，寡言语”的谦谦君子，但骨子里却是个强劲蛮横而野心勃勃的人。所以，上述刘备言行，也许是出自其真心实意，也许是虚情假意，不过是说说而已，用以收买人心。然而，当敌军进逼，生命攸关之时，刘备不忍心舍百姓而逃遁，这就不能用“收买人心”来解释了。作家基本上还是把刘备作为一个理想化的贤君的形象来刻画的，字里行间充满景仰之情。对刘备形象的浓笔重彩的刻画正出自于“拥刘”的思想倾向。 反观对于曹操的描写，作家虽然并不抹煞人物性格中雄才大略和敬贤尊能这些方面，但是主要是对其奸诈、多疑、蛮横、残暴进行无情的鞭挞，对其一系列的恶行劣迹，诸如裹挟天子，杖杀皇后，缢死贵妃，以及血洗吕伯奢一家，借仓吏之头平息哗变等细节，都作以简洁的漫画式的勾勒。对于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精彩概括，出自曹操自己的一句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作家基本上是把曹操作为一个作恶多端而又功业卓著的权臣奸相的典型来描写的。 对于曹操、刘备、孙权三人和魏蜀吴三方来说，作家感情的天平显然是偏向于刘备其人和蜀国一方的。《三国演义》主要写魏蜀之间的矛盾斗争，而魏蜀之间是蜀方占主导地位和正统地位。对刘蜀集团的几个主要人物都给与正面的充分的表现，除了刘备之外，对足智多谋的孔明，艺盖华夏的关羽，骁勇善战的张飞，艺高胆大的赵云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也都进行精雕细刻，使他们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艺术典型。而曹魏和孙吴两方，虽然也有对其主要人物的精彩描写，但是毕竟居于次要地位，所用笔墨也就有限。比如对曹操和孙权的肖像描写和性格概括，前者是“身长七尺，细眼长髯”，“有权谋，多机变”；后者是“方颐大口，碧眼紫髯”，“形貌奇伟，骨格非常”。都是了了数语的简洁勾勒。对于曹魏和孙吴集团其他人物的描写，相对来说也都简略而粗疏，不能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三国演义》剪裁艺术的非对等性，表现在对上述人物描写的详略安排的非对等性。其根源在于作者的思想倾向。 此外，还有情节描写详略安排的非对等性，这表现在描述不同情节所使用的篇幅的多寡上。从开篇“桃园结义”到“孔明病逝”，仅五十年左右的历史却写了一百零四回，而从“诸葛陨星”到篇末的“三分归一”，也是五十年左右的历史，却只有十六回的篇幅。小说把重点放在三国时期前五十年，尤其是放在从孔明出山到诸葛病逝的二十七年，这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对历史素材进行剪裁的结果。在前五十年的历史舞台上，虽有群雄割据华夏，曹操扫平北方等等众多线索的展示，但作家的感情重点还是置于刘备一方。刘蜀集团几经辗转，屡遭挫败，却由小到大，由弱而强，得荆州，取西川，按照诸葛亮的战略设想，终于开创了与魏、吴鼎足而立的大好局面，虽然彝陵战后元气大伤，却并未改变天下三分的基本格局。于是作家对这五十年的描写便笔墨酣畅，感情浓烈。而后五十年的历史，作家也是着重展现魏蜀两国的斗争，可是，蜀国由于国君昏庸无能，国力由强变弱，虽有名将支撑，仍然不免败亡。这样，作家从感情上便不忍详加描述，于是便以十六回的篇幅草草收场了。 作家扬刘抑曹的思想倾向决定了《三国演义》人物描写和章回设置的非对等性。当然，造成全书素材剪裁非对等性的根源，还有作家的美感取向。美感取向直接来源于思想倾向。在《三国演义》多姿多彩的人物长廊中，主要是由魏蜀吴三方所组成的人物系列。刘蜀系列是作家满怀深情精雕细刻的人物群体，这一群体的主要人物形象，不仅是“大汉宗派”的象征，而且也是美的象征。刘备的仁，诸葛的智，关羽的义，张飞的勇，赵云的忠，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伦理观念的反应，也是跨越时代的美的反映。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阅读《三国演义》，也许对上述人物形象所反映的伦理观念有所异议，但对他们所蕴含的美却津津乐道。“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张翼德喝退曹操百万兵”，“赵子龙浑身都是胆”，人们为这些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所陶醉，并不顾及这三人是不是为一个破落的皇叔而卖命。正是因为刘蜀系列的人物还是美的象征，作家才以较大的篇幅、以多种手段反复渲染。而曹操系列的人物的叫横跋扈不过是作为丑的形象用来反衬。而孙权系列的人物的雄姿英发也不过是一种旁衬。曹操虽然兵多将广，谋士成群，却屡屡受挫于初出茅庐的孔明；周瑜虽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却也有“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叹；司马懿虽然老谋深算，殚精竭虑，但在同诸葛亮斗智斗勇的较量中仍然稍逊一筹。诸葛亮从出山到病逝，不过二十七年时间，却占去小说将近一半的篇幅，而写他出山之前和病逝之后的七十年的历史事件，却仅占全书一半稍多的篇幅。这种素材剪裁的非对等性，既是对作家思想倾向的一种倾斜，也是对他的美感取向的一种倾斜。 凡是诸葛亮所参与的政治、军事、思想、伦理和外交斗争，几乎都闪现着令人感叹不已的智慧美。初出茅庐的诸葛亮，便导演了“火烧博望”、“火烧新野”两场轰轰烈烈的活剧，烧得曹军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赤壁战前，他又亲自串演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两场“文戏”，坚定了孙吴抗曹的信心，接着又推出谈笑风生的“草船借箭”、鬼使神差的“祭取东风”、神机妙算的“智算华容”，遂使孙刘联盟在赤壁大战中大获全胜。而“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不仅是勇的抗衡，更是智的较量，都给人以美的享受。不动声色的“安居平五路”，虚实莫辩的“巧布八阵图”，分别使人感受到静态的美和动态的美。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是“空城计”，更可谓美妙计谋的经典。但是，作家并未把诸葛亮写成一个完人，他也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时候，由于他错用马谡，痛失街亭，遭到一次不应有的失败。然而他却凭借自己的冷静并利用司马懿的多疑吓退曹魏大军，实在可以说是取得了失败中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胜利。街亭失守之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其后又自贬三等，作家通过街亭之战始末的描绘，不仅塑造了一个纸上谈兵的马谡形象，更主要的是表现了诸葛亮临变不惊，应酬若定的气质和执法如山，严于律己的品质，从而达到了以展现诸葛亮的失误来歌颂诸葛亮的智慧和人品的目的。罗贯中对于自己笔下的诸葛亮，投以真挚而深切的爱，这一形象是封建时代忠臣、贤相和国家栋梁的象征。作家在刻画这一人物时便情不由己地使用了夸张甚至神化的手法。身经百战、奇谋无穷的诸葛亮，使他的每一个对手都穷于应付，吃尽苦头。即便他死后，当蜀军推出他的雕像时，还能使敌人心惊胆战，游移不前。诸葛亮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卓越的外交家、出色的文学家，他甚至是一位一流的发明家。他把初无立身之地的刘蜀集团发展成一个独霸西南、堪与魏吴相抗衡的国家。他深知统一华夏、恢复汉室的艰难，但为了报答给与自己知遇之恩的刘备，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便不遗余力地一次次地举兵北伐，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早已走出了他的历史，走出了他的民族，千百年来，他的智慧、他的精神，照耀着华夏的大地，也随着华人的足迹，闪耀在世界华人圈，闪耀在异族的土地上。诸葛亮简直成了美的极致和智慧的化身，几乎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风云人物。他驰骋在历史舞台上的二十七年，可谓波澜壮阔，缤纷多彩，而小说中写他出山之前和病逝之后的七十年的人物和事件，也就大为逊色、平实无华了。作家在表现这两段时间的内容时在篇幅上的非对等性，除了上述思想倾向的原因之外，当然还一种美的选择，出于作家的美感取向。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难免有其失误和缺憾，但是，它以博大精深的内容、纵横交织的结构、流转自如的语言，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诚然，《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和美感取向表现在许多方面，而剪裁艺术则是其重要的方面。 作者简介：刘福智（1948—），男，河南商丘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原载：《语文知识》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