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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陈亚先、田沁鑫、关栋天等联袂创作的新编京剧《关圣》，在观众的期待中亮相于天蟾逸夫舞台。 关羽的故事，经历代相传，不断敷演，流传十分广泛。特别是罗贯中《三国演义》问世后，这个“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集忠信、仁义、勇武等品格于一身的人物形象更是备受推崇，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关羽的地位不断提高，实现了从“人”到“神”的转化，成为中华民族完美道德精神的象征。以“关帝”、“关圣”、“武圣”为主人公的戏曲作品，向来非常丰富，京剧舞台甚至形成了以演关羽为主、以关公红脸形象为特征的“红生”行当。《关圣》以关羽为主角，通过对这位忠义诚信的英雄形象的再塑造，呈现与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 关羽戎马一生，战功显赫——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刮骨疗伤、战长沙、单刀赴会、水淹七军、战庞德……如何在众多历史和传说中加以合理的取舍，组成连贯的故事情节，恰到好处地彰显关羽的人格特征，是创作的关键。《关圣》选取了桃园结义、在曹营、斩蔡阳、古城聚义、义释曹操几个典型片段和场景，组成一个清晰的故事发展脉络，串联起关羽忠义诚信的一生。比如“桃园结义”永不背义忘恩的盟誓，为表现此后剧情、人物的精神品质做了很好的铺垫。关羽为了不负兄长之托、保护二位皇嫂，只得暂且归降曹操，虽受厚待与笼络，但均不为所动，在得知刘备去向后便“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义无反顾追随兄长。这一特殊经历不仅没有给他留下骂名，反而使他忍辱负重的可贵精神更加令人激赏。在“古城相会”一段，编导让关羽面对蔡阳的逼迫和三弟的斥责，在两难境地中挥泪斩杀蔡阳，尽显其重情、重义的仁义之心，使其舞台形象更为丰满，显得真实可信。全剧最后是华容道再遇曹操，关羽不忘曹操当初的隆情厚谊，经过一番矛盾挣扎，他冒着违背军令的惩处义释曹操，足见其义重如山的品格。正如《三国演义》中所赞“拼将一死酬知己，故令千秋仰义名。” 在三国故事中，关羽和曹操通常是作为正反两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因而发生在关羽和曹操之间的故事，也最能体现关羽的形象和人格精神，激起人们的赞赏和崇敬之情。《关圣》主要围绕这条主线，在关羽降曹、离曹、释曹的一系列境遇、曲折中，抓住人物在矛盾、纠葛中的道德言行和表现，完成了对关羽舞台形象的塑造，而关栋天激情四射的唱白，表情动作的细腻变化充分揭示了人物的心理，使其形象更加鲜活。20年前，编剧陈亚先曾刻画了曹操与杨修这两个性格鲜明、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20年后，陈亚先又将曹操同关羽一起作为主要角色来刻画，表现出曹操与关羽既是敌对阵营、又英雄相惜的特殊关系——他赏识关羽“真义士也”，对于关羽决意离去颇为无奈、慨叹刘玄德“何德何能”。追与不追、杀与不杀，以及他日重续旧情的约请，曹操的所思所为、无一不对关羽忠义诚信的品格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笔者认为，若在挖掘、表现关羽与曹操之间的故事演变、矛盾冲突和感情纠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戏剧性的营造，充分调动唱念做打的优长、完全可以将该剧演绎得更加精彩。 然而全剧却把较多的表演空间留给了两位丑角——土地公婆，让他们发挥串联场次、评点解说的作用。两人插科打诨，从人物评说、剧情点拨到对时下各种热点现象、流行术语进行调侃。这种类似“海派清口”的表演贯穿全剧始终，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嫌，削弱了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如此安排，也许为了阐释、突出关羽的忠义行为，使今人与古人进行跨越时空的沟通。这种意愿虽好，但剧作人物塑造和总体气氛的营造，始终是应被首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关羽的被神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基于人们对关羽精神人格的不断升华、对完美人生境界的追求。当今社会，神袛早已走下圣坛、将关羽作为“人”的完美形象刻画好、塑造好，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一种可贵的精神和永恒的人格魅力，便可完成对历史文化的阐释和当代象征意义的构建了。倘若只将关羽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去图解，并通过丑角附会之类与剧情缺乏内在关联的形式去展示关羽由“人”而“神”发展的过程及其现象，便收不到应有的效果。传统戏剧向来是通过搬演忠奸善恶的故事发挥着娱乐民众、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作用，无论哪个阶层的观众，都能从舞台上获得自己的体验和收获。如今的观众，接受力、判断力和感悟力已大为增强，而《关圣》讲述的又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插科打诨的运用，画龙点睛式的点化犹可，过多的戏说笑侃则无必要。这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锦上添花，用得不好则可能流于庸俗。 原载：《上海戏剧》200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