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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反抗者,撒谎者,小说家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迦陵 参加讨论

    ●小说有一种无节制的禀赋。小说喜欢繁衍,故事情节喜欢像癌细胞那样扩散。如果作家抓住了小说的所有线索,那作品就会变成真正的大森林。小说是在时间里进行的,而时间是无限的,故事会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任何故事情节都企图达到这样一种理想境界:让小说包罗万象。
    ●作为一个拉美作家抱负的起点是什么呢?我想答案是:反抗精神。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试图以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
    ●虚构是试图讲述真理的谎言。小说在根本上是“不道德”的,它的核心是怀疑。小说以谎言填充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和不满。事实上,在生活充实并且信仰坚定的年代,小说是多余的。千百年来的宗教文化滋养了诗歌和戏剧,而非小说。只有在一个信念崩坏的社会里,小说才诞生了,它是一种只能盛开在信仰废墟上的花朵。当我们脚下的大地崩裂、我们无所依傍又试图抓住些什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小说。
    ●优秀的文学鼓励对现实世界的焦虑,这种焦虑在特定的环境里可能转化为反抗。在虚构的世界里活出另一种人生,即便这只是幻境,但这样的幻想和逃离也成了一种对奴役的反抗。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略萨得知自己获奖那会儿,纽约时间是早上七点,他正离开曼哈顿的家,打算去中央公园散步——他现在更常住在纽约,这半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了一门拉美文学的课。听说自己得了今年的文学奖,起初他以为是个恶作剧的玩笑,后来确认了消息,这位74岁的文学教授说:“可真是个惊喜啊!”
    按说论文学成就和江湖地位,略萨得奖是众望所归。要说意外,是因为以这些年的风向,略萨属于不合时宜的“保守主义”。从品特、帕穆克到穆勒,文学的风连年向左吹,今年忽而转了个向,其实无论向左转还是向右走,文学皆人学,这才是最诚实的宣言。
    文学成全了他们最初的交集,而现在,文学是他们仅剩的交集,持续了34年的冷战不会结束,略萨和马尔克斯已经没有复合的可能。
    在获奖当天的发布会上,略萨说:“这是对拉美文学的承认,它提醒世人,南美不是只有军政府、暴政和苦难,这里还有文学和艺术。”确实,拉美文学和西班牙语文学都边缘已久,略萨之前获奖的南美作家,还是1982年的马尔克斯,竟是快30年了。于是略萨的获奖,就有了些“忆往昔峥嵘岁月惆”的怅惘味道,让人追忆起拉美文学大爆炸的美好时光,半个世纪了呀!那时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秘鲁的略萨、阿根廷的科塔萨和墨西哥的富恩特斯,他们还年轻,拉美文学还年轻,耀眼得不可一世。
    回忆这杯浊酒沉渣泛起,总要翻腾起若干是非。略萨得奖的消息才传出,坊间立刻传言马尔克斯写了条微博“现在我们扯平了”,马尔克斯基金会又忙不迭跳出来说这微博是假的。好折腾,唯恐我们忘了他们那点恩怨。
    “知交反目”这样的戏码永远是最被人惦记的。他们年轻那会儿,分明是拉美文学的双子星。略萨在马德里作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弑神者:马尔克斯》,那是1971年。五年后,在墨西哥城的一次电影首映礼上,马尔克斯本来想给迎面走来的略萨一个拥抱,而略萨一记直拳打在老马的右眼上。这一拳,打肿了马尔克斯的眼睛,也打碎了两个人的交情,从此,风里衣袂牵连,两人却彻底没了来往。
    30多年里有各种添油加醋的说法。有说是在略萨夫妻冷战的时候,马尔克斯劝略萨夫人帕特里夏离婚,后来夫妻和好,略萨知道当中的风波后着了恼,和马尔克斯秋后算账。更耸动一点的,说是马尔克斯犯了“朋友妻不可戏”的大忌,赏了略萨一顶绿帽子。坊间眉飞色舞的流言关心的总是情变或者出墙,恨不得作家的世界只有绯色。可惜现实未必风流,帕特里夏或许是导火索,而真正让两个人分道扬镳,据他们共同的朋友、哥伦比亚作家穆迪斯说,是因为他们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场。在出版《情爱笔记》后的一次访谈里,略萨本人曾语焉不详地谈起他和马尔克斯的决裂:“我反对虚伪,不要以公共利益为借口让自己的人格变形。如果有什么事值得斗争,那就是为透明度、真实性和一致性而斗争。”
    也许真的是信念不同吧。略萨初露锋芒那些年,曾是激进的左派青年,而那时也是他和马尔克斯交情的蜜月期。年华会老,立场会变,略萨比马尔克斯更深地卷入政治的漩涡并且从左翼转向右翼,在南美这个日常生活和政治时刻短兵相接的地方,阵营的改换足够搭上一段友谊作代价。无论如何,当事人决定把真相烂在肚子里,一种冰冷的沉默在两人之间横了34年。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这本探讨写作技法的小册子里,略萨依然给了马尔克斯极高的评价,而那只是冷冰冰的解析和肯定,不带任何热情的温度。马尔克斯全集最新出版的时候,略萨默许了出版商摘录《弑神者:马尔克斯》的部分段落作为序言。文学成全了他们最初的交集,而现在,文学是他们仅剩的交集——太过了解这两人的穆迪斯说:“持续了34年的冷战不会结束,略萨和马尔克斯已经没有复合的可能。”
    写作是颠倒顺序的脱衣舞,创作小说的过程就是用想象力编织的服饰逐渐遮蔽裸露的身体。文学领域里没有纯粹的化学反应。
    略萨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作家抱负的起点是反抗精神。他的作家梦,始于童年的反抗:反抗日常,反抗父亲,反抗被安排的生活,反抗军校的强权。
    14岁男孩的叛逆最初是一种青春期的本能,他不想去军校,从幼年时还穿短裤那会儿起他就想当作家了,他在私人神龛里供奉着福克纳、海明威、加缪和萨特,他们是他的上帝。这样的男孩当然没有循规蹈矩地在军校念书,混过校园帮派,写过滥情蹩脚的少年情书,做过校园里的诗人情圣……《绿房子》里的“诗人”阿尔贝托,分明是他自己。很快他就翻出军校的围墙,16岁跑去报社做兼职写手,再后来干脆从军校肄业。他的爱情更是惊世骇俗,爱上了舅妈的妹子胡利亚,在他大学毕业后两人私奔去了欧洲。
    写作是略萨这个反抗者找到的最好武器:“那时我十四、五岁,在军政府统治下的灰色利马,感到我的写作抱负如一道紧急命令,催促我写出让读者眼花缭乱的故事来。”许多年后,他在一次讲座上做过一个精妙的比喻:“写作是颠倒顺序的脱衣舞,创作小说的过程就是用想象力编织的服饰逐渐遮蔽裸露的身体。”他一直坚持,文学领域里没有纯粹的化学反应,他的写作必须从现实的具体情境出发——
    从感性的军校士官生回忆过渡到秘鲁社会的寓言,这是《城市与狗》。一次旅行点燃了灵感,从回忆里诞生了《绿房子》。1950年代,智利在奥德亚军政府的统治下经历了动荡、压抑的惨淡时光,那时略萨在利马读大学,兼职给报社做记者,给电台写过广播剧,见识过三教九流,十年后,他像波西米亚人那样漂泊在马德里、巴黎和伦敦,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写下《酒吧长谈》,是依然伤痛的记忆,是隔着岁月的反击。
    《雷上尉与劳军女郎》是略萨写作的转折点,这是略萨对自己的戏仿,一次自我消遣的写作游戏,《城市与狗》和《酒吧长谈》里严肃的、痛苦的一面被消解,黑色的疯狂和荒诞被放大到极致。《雷上尉和劳军女郎》之后,略萨开始了近20年的“幽默写作”,《胡利亚姨妈和作家》、《继母颂》和《情爱笔记》里,放浪混合了荒诞,他把自己失败的初恋和第一次婚姻融入其中,平衡了娱乐和消遣的一面,也向私写作的深渊坠得更深。而《雷上尉和劳军女郎》标记的转折期,恰是略萨对左翼政治失望并转身离开的时候,政治冒险让他疲倦,他退回到私人的氛围里,在布尔乔亚的书房里沉溺于情爱冒险和智力游戏。等他重新和政治有瓜葛时,他已然站到保守主义的阵营里。
    1990年代后,他离开书斋投身政坛。略萨曾说,作家的一切经历都是有意义的,但他后悔过投身政坛的三年。略萨对政治的热情,宁说是布尔乔亚的理想主义者的天真。怀疑、抵抗、自由,这些文学特权的概念在南美的社会现实中比肥皂泡还脆弱——在他和藤森之间,秘鲁人选择藤森。从政的挫败让略萨对“领袖-民众”的关系有了更痛苦也更直接的体验,远走西班牙后再次拿笔,写出的是《公羊的节日》。略萨曾经自我总结:“我所有的文学计划遵循同一个模式:亲身经历,生动的印象,特殊的记忆。”从他青春期反抗父亲、反抗军校开始,略萨半个世纪的心结就是“强权”对人的伤害,做记者、写小说、参政,他用各种方式和世界短兵相接,追问自由。
    早在1960年代,略萨给自己的定义是“职业的不满意者和反抗者”,他战斗在语词的领域,手里唯一的武器是“虚构”。1990年代末的一次访谈里,他这样说:“小说是渴望、怪念头和梦幻构成的。虚构的现实是美妙的武器,我们可以拿它对付逆境、挫折和失望。必须承认梦想是现实的组成部分,虚构也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学会成为现实主义者。”
    在《城市与狗》里,阿尔贝托是年轻略萨的镜像,而真正理想的影子是“英雄”,那个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真名的男孩,略萨在他身上寄托了某种乌托邦的念想。在《公羊的节日》里,他虚构了女主角乌拉尼雅,她既是受难的烙痕,也是离开和重生的希望。在《天堂在另外的街角》里,他想象高更在塔希提岛上的生活,垂死的高更看到岛上原住民女孩们玩着“天堂的游戏”,一时落泪:“科克,你还没有找到那个捉摸不定的地方啊,它存在么?它是不是鬼火,是不是海市蜃楼啊?”略萨这是在高更的人生里写自己的挣扎和不甘啊。
    如他所言,文学抱负的起点是反抗精神,那么文学寻找的终点是自由的天堂。“小说是盛开在信仰废墟上的花朵,是我们无所依傍的时候努力抓住的东西,它造出的幻境让我们更自由、更幸福。乌托邦并不存在,可是我们不能不梦想完美的社会和绝对幸福的世界。这个梦想活在人类心中,挥之不去。”略萨的这段话,如果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至少,道尽了他的写作。
    原载:《文汇报》2010-10-1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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