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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有一种无节制的禀赋。小说喜欢繁衍，故事情节喜欢像癌细胞那样扩散。如果作家抓住了小说的所有线索，那作品就会变成真正的大森林。小说是在时间里进行的，而时间是无限的，故事会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任何故事情节都企图达到这样一种理想境界：让小说包罗万象。 ●作为一个拉美作家抱负的起点是什么呢？我想答案是：反抗精神。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试图以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 ●虚构是试图讲述真理的谎言。小说在根本上是“不道德”的，它的核心是怀疑。小说以谎言填充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和不满。事实上，在生活充实并且信仰坚定的年代，小说是多余的。千百年来的宗教文化滋养了诗歌和戏剧，而非小说。只有在一个信念崩坏的社会里，小说才诞生了，它是一种只能盛开在信仰废墟上的花朵。当我们脚下的大地崩裂、我们无所依傍又试图抓住些什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小说。 ●优秀的文学鼓励对现实世界的焦虑，这种焦虑在特定的环境里可能转化为反抗。在虚构的世界里活出另一种人生，即便这只是幻境，但这样的幻想和逃离也成了一种对奴役的反抗。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略萨得知自己获奖那会儿，纽约时间是早上七点，他正离开曼哈顿的家，打算去中央公园散步——他现在更常住在纽约，这半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了一门拉美文学的课。听说自己得了今年的文学奖，起初他以为是个恶作剧的玩笑，后来确认了消息，这位74岁的文学教授说：“可真是个惊喜啊！” 按说论文学成就和江湖地位，略萨得奖是众望所归。要说意外，是因为以这些年的风向，略萨属于不合时宜的“保守主义”。从品特、帕穆克到穆勒，文学的风连年向左吹，今年忽而转了个向，其实无论向左转还是向右走，文学皆人学，这才是最诚实的宣言。 文学成全了他们最初的交集，而现在，文学是他们仅剩的交集，持续了34年的冷战不会结束，略萨和马尔克斯已经没有复合的可能。 在获奖当天的发布会上，略萨说：“这是对拉美文学的承认，它提醒世人，南美不是只有军政府、暴政和苦难，这里还有文学和艺术。”确实，拉美文学和西班牙语文学都边缘已久，略萨之前获奖的南美作家，还是1982年的马尔克斯，竟是快30年了。于是略萨的获奖，就有了些“忆往昔峥嵘岁月惆”的怅惘味道，让人追忆起拉美文学大爆炸的美好时光，半个世纪了呀！那时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秘鲁的略萨、阿根廷的科塔萨和墨西哥的富恩特斯，他们还年轻，拉美文学还年轻，耀眼得不可一世。 回忆这杯浊酒沉渣泛起，总要翻腾起若干是非。略萨得奖的消息才传出，坊间立刻传言马尔克斯写了条微博“现在我们扯平了”，马尔克斯基金会又忙不迭跳出来说这微博是假的。好折腾，唯恐我们忘了他们那点恩怨。 “知交反目”这样的戏码永远是最被人惦记的。他们年轻那会儿，分明是拉美文学的双子星。略萨在马德里作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弑神者：马尔克斯》，那是1971年。五年后，在墨西哥城的一次电影首映礼上，马尔克斯本来想给迎面走来的略萨一个拥抱，而略萨一记直拳打在老马的右眼上。这一拳，打肿了马尔克斯的眼睛，也打碎了两个人的交情，从此，风里衣袂牵连，两人却彻底没了来往。 30多年里有各种添油加醋的说法。有说是在略萨夫妻冷战的时候，马尔克斯劝略萨夫人帕特里夏离婚，后来夫妻和好，略萨知道当中的风波后着了恼，和马尔克斯秋后算账。更耸动一点的，说是马尔克斯犯了“朋友妻不可戏”的大忌，赏了略萨一顶绿帽子。坊间眉飞色舞的流言关心的总是情变或者出墙，恨不得作家的世界只有绯色。可惜现实未必风流，帕特里夏或许是导火索，而真正让两个人分道扬镳，据他们共同的朋友、哥伦比亚作家穆迪斯说，是因为他们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场。在出版《情爱笔记》后的一次访谈里，略萨本人曾语焉不详地谈起他和马尔克斯的决裂：“我反对虚伪，不要以公共利益为借口让自己的人格变形。如果有什么事值得斗争，那就是为透明度、真实性和一致性而斗争。” 也许真的是信念不同吧。略萨初露锋芒那些年，曾是激进的左派青年，而那时也是他和马尔克斯交情的蜜月期。年华会老，立场会变，略萨比马尔克斯更深地卷入政治的漩涡并且从左翼转向右翼，在南美这个日常生活和政治时刻短兵相接的地方，阵营的改换足够搭上一段友谊作代价。无论如何，当事人决定把真相烂在肚子里，一种冰冷的沉默在两人之间横了34年。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这本探讨写作技法的小册子里，略萨依然给了马尔克斯极高的评价，而那只是冷冰冰的解析和肯定，不带任何热情的温度。马尔克斯全集最新出版的时候，略萨默许了出版商摘录《弑神者：马尔克斯》的部分段落作为序言。文学成全了他们最初的交集，而现在，文学是他们仅剩的交集——太过了解这两人的穆迪斯说：“持续了34年的冷战不会结束，略萨和马尔克斯已经没有复合的可能。” 写作是颠倒顺序的脱衣舞，创作小说的过程就是用想象力编织的服饰逐渐遮蔽裸露的身体。文学领域里没有纯粹的化学反应。 略萨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作家抱负的起点是反抗精神。他的作家梦，始于童年的反抗：反抗日常，反抗父亲，反抗被安排的生活，反抗军校的强权。 14岁男孩的叛逆最初是一种青春期的本能，他不想去军校，从幼年时还穿短裤那会儿起他就想当作家了，他在私人神龛里供奉着福克纳、海明威、加缪和萨特，他们是他的上帝。这样的男孩当然没有循规蹈矩地在军校念书，混过校园帮派，写过滥情蹩脚的少年情书，做过校园里的诗人情圣……《绿房子》里的“诗人”阿尔贝托，分明是他自己。很快他就翻出军校的围墙，16岁跑去报社做兼职写手，再后来干脆从军校肄业。他的爱情更是惊世骇俗，爱上了舅妈的妹子胡利亚，在他大学毕业后两人私奔去了欧洲。 写作是略萨这个反抗者找到的最好武器：“那时我十四、五岁，在军政府统治下的灰色利马，感到我的写作抱负如一道紧急命令，催促我写出让读者眼花缭乱的故事来。”许多年后，他在一次讲座上做过一个精妙的比喻：“写作是颠倒顺序的脱衣舞，创作小说的过程就是用想象力编织的服饰逐渐遮蔽裸露的身体。”他一直坚持，文学领域里没有纯粹的化学反应，他的写作必须从现实的具体情境出发—— 从感性的军校士官生回忆过渡到秘鲁社会的寓言，这是《城市与狗》。一次旅行点燃了灵感，从回忆里诞生了《绿房子》。1950年代，智利在奥德亚军政府的统治下经历了动荡、压抑的惨淡时光，那时略萨在利马读大学，兼职给报社做记者，给电台写过广播剧，见识过三教九流，十年后，他像波西米亚人那样漂泊在马德里、巴黎和伦敦，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写下《酒吧长谈》，是依然伤痛的记忆，是隔着岁月的反击。 《雷上尉与劳军女郎》是略萨写作的转折点，这是略萨对自己的戏仿，一次自我消遣的写作游戏，《城市与狗》和《酒吧长谈》里严肃的、痛苦的一面被消解，黑色的疯狂和荒诞被放大到极致。《雷上尉和劳军女郎》之后，略萨开始了近20年的“幽默写作”，《胡利亚姨妈和作家》、《继母颂》和《情爱笔记》里，放浪混合了荒诞，他把自己失败的初恋和第一次婚姻融入其中，平衡了娱乐和消遣的一面,也向私写作的深渊坠得更深。而《雷上尉和劳军女郎》标记的转折期，恰是略萨对左翼政治失望并转身离开的时候，政治冒险让他疲倦，他退回到私人的氛围里，在布尔乔亚的书房里沉溺于情爱冒险和智力游戏。等他重新和政治有瓜葛时，他已然站到保守主义的阵营里。 1990年代后，他离开书斋投身政坛。略萨曾说，作家的一切经历都是有意义的，但他后悔过投身政坛的三年。略萨对政治的热情，宁说是布尔乔亚的理想主义者的天真。怀疑、抵抗、自由，这些文学特权的概念在南美的社会现实中比肥皂泡还脆弱——在他和藤森之间，秘鲁人选择藤森。从政的挫败让略萨对“领袖－民众”的关系有了更痛苦也更直接的体验，远走西班牙后再次拿笔，写出的是《公羊的节日》。略萨曾经自我总结：“我所有的文学计划遵循同一个模式：亲身经历，生动的印象，特殊的记忆。”从他青春期反抗父亲、反抗军校开始，略萨半个世纪的心结就是“强权”对人的伤害，做记者、写小说、参政，他用各种方式和世界短兵相接，追问自由。 早在1960年代，略萨给自己的定义是“职业的不满意者和反抗者”，他战斗在语词的领域，手里唯一的武器是“虚构”。1990年代末的一次访谈里，他这样说：“小说是渴望、怪念头和梦幻构成的。虚构的现实是美妙的武器，我们可以拿它对付逆境、挫折和失望。必须承认梦想是现实的组成部分，虚构也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学会成为现实主义者。” 在《城市与狗》里，阿尔贝托是年轻略萨的镜像，而真正理想的影子是“英雄”，那个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真名的男孩，略萨在他身上寄托了某种乌托邦的念想。在《公羊的节日》里，他虚构了女主角乌拉尼雅，她既是受难的烙痕，也是离开和重生的希望。在《天堂在另外的街角》里，他想象高更在塔希提岛上的生活，垂死的高更看到岛上原住民女孩们玩着“天堂的游戏”，一时落泪：“科克，你还没有找到那个捉摸不定的地方啊，它存在么？它是不是鬼火，是不是海市蜃楼啊？”略萨这是在高更的人生里写自己的挣扎和不甘啊。 如他所言，文学抱负的起点是反抗精神，那么文学寻找的终点是自由的天堂。“小说是盛开在信仰废墟上的花朵，是我们无所依傍的时候努力抓住的东西，它造出的幻境让我们更自由、更幸福。乌托邦并不存在，可是我们不能不梦想完美的社会和绝对幸福的世界。这个梦想活在人类心中，挥之不去。”略萨的这段话，如果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至少，道尽了他的写作。 原载：《文汇报》2010-10-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