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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是活跃在当今俄罗斯文坛上的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作家。她于1943年生于莫斯科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酷爱读书，虽然在大学学习的是遗传学专业，但是她始终对文学不曾忘情，70年代她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她的作品曾获俄罗斯布克奖和意大利彭纳奖的提名，其成名作中篇小说《索尼奇卡》获得了1996年法国美第奇外国文学作品奖，并被译成英、法等文字，在一些欧洲国家颇为畅销。 《索尼奇卡》一书通过对一位普通俄罗斯犹太妇女婚姻家庭生活的描写，展现出作家富于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与道德观———即把家庭作为社会的支柱，把家庭关系准则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挖掘出“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女性，拥有一种奇妙而美好的品质———那种温顺地接纳一切的能力”[1]。该书的同名女主人公索尼奇卡是一名钟表匠的女儿，相貌平平，却心地善良、嗜书如命，初恋破灭后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了”[2]；可上天却安排她在担任图书管理员时结识才华横溢的落魄画家罗伯特。婚后，索尼奇卡无怨无悔地陪伴丈夫度过了漫长的苦难岁月：劳改、战争、流放、贫困、疾病，她把伟大无私的母爱献给了女儿塔妮娅，也献给了丈夫。甚至在发现丈夫对她的背叛之后，仍旧一如既往地善待丈夫的情人亚霞，以一颗宽厚淳良的心包容了一切。索尼奇卡不仅仅是塔妮娅的母亲，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也是丈夫罗伯特和波兰孤女亚霞的母亲。乌利茨卡娅通过对索尼奇卡这一贤妻良母形象的塑造，呼唤着母性的回归，表达了作者对人性美的追求。 初次见面索尼奇卡身上洋溢的浓厚母性便强烈地吸引了罗伯特这个正蒙受痛苦和不幸的浪子。他早年曾在异乡沉迷于花天酒地的生活，归国后却遭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先是被判刑，尔后又被下放到工厂做“象征性的画匠”，“命运把他带到如此黑暗的地方，带到地狱的门槛，他那野兽般的生命欲望已几近枯竭，……可现在他遇见的这个女人，灵魂深处闪烁着光芒。他预感到，若娶她为妻，她会伸出脆弱的双臂来扶持他那日益虚弱、伏在地上的生命”[3]，于是，他像捞到救命稻草一样与索尼奇卡结了婚。但是，他叛逆的本性在他重新拥有过去的一切后终于再次显现出来：他经受不住年轻貌美的亚霞的诱惑，背叛了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可是他并没有离弃索尼奇卡，因为此时的索尼奇卡对他来说已不再是妻子，他依恋她，就像孩子离不开母亲一样。亚霞带给他以灵感与激情，而索尼奇卡却让他体味到母亲般的关怀和温馨的家的感觉。他像圣经中有两个妻子的雅各一样，满足于发妻与情妇相安无事的生活。 作家在塑造索尼奇卡和罗伯特这两个人物形象时，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通过对二人迥异的生活态度、人生阅历和文化背景差异的描写，我们可以感觉到作家再度触及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从19世纪起就困扰着俄罗斯的文化艺术界，历经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百年论战，问题似乎已经在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的笔下找到了答案。但是，实际上这一问题并未真正解决，究其原因在于俄罗斯文化长期摇摆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俄罗斯因其横跨东西方的地理位置而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俄国在东西方之间探寻、徘徊以及东西方文化在俄国斗争融汇的历史。普列汉诺夫认为，动摇于东西方之间，是俄国历史最重要的特点”[4]。植根于东方文化沃土中的犹太教作为基督教的源头，赋予其难以抹煞的东方色彩；而在988年东正教被基辅罗斯定为国教后拜占廷文化更是对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东西方文化具有截然不同的哲学理念与价值取向，二者相比，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重形而上的世界、重情感、重家庭，而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重理性、重科学、重物质生活和个人享受。作为一名俄罗斯犹太裔女作家，乌利茨卡娅深受俄罗斯优秀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在内心深处又蕴涵着犹太文化的积淀；因此，她关注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力图通过索尼奇卡等具有传统美德的犹太女性形象呼唤伟大的母性的回归，体现了作家对当今俄罗斯社会西化风气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 作家推崇传统婚姻、家庭道德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在描写当今俄罗斯社会生活时就因此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在《索尼奇卡》这部中篇小说中，作者以写实的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两个年轻女性塔妮娅和亚霞的形象，恰如其分地把握了其独特的心理特征。塔妮娅在父母的关爱和呵护下长大，对母亲却并不认同，而是继承了其父的叛逆天性，她不断地在男人的爱情中寻找自我，寻求自身存在的价值，勇敢地尝试着不同于母辈的生活。而亚霞的生活则与塔妮娅有天壤之别，她幼年时父母双亡，在孤儿院艰难地长大，为了生存，她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廉价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换取微薄的回报。在夜校结识塔妮娅后，她虽然为了安逸的生活而勾引重获声名的罗伯特，插足索尼奇卡的家庭，可是面对索尼奇卡博大的母爱她深感愧疚。特别是在罗伯特死后，索尼奇卡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使这个自幼饱受苦难与凌辱、内心深处对母爱极为渴望的女孩感觉像重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当中，索尼奇卡伟大的母性点燃了亚霞的生命之火。 20世纪后期的俄罗斯传统观念面临重大挑战，传统与现代是每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所关注的问题。乌利茨卡娅作为一名深受俄罗斯文化与犹太文化传统熏陶的女作家，其作品题材虽大多局限于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却能够以小见大，准确细致地把握当代女性的心理特征，敏感而深入地探索了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处境、生存方式等问题，从中折射出当代俄罗斯社会变革的轨迹，凸现出女性与母性这一既传统又现代的问题，为当代俄罗斯文坛所罕见，反映了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注释： [1]《我对自己说，世界很美好———柳·乌利茨卡娅访谈录》，周启超译，见《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俄]乌利茨卡娅著，李英男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 [2][3]《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俄]乌利茨卡娅著，李英男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第9、11页。 [4]《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安启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作者通讯地址：吉林大学俄语系 邮编：130012)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